利昂·费斯廷格及其同事在大学里召集了实验参与者进行实验。实验参与者们来到实验室便接受了第一个任务——将一个托盘里装着的12个线轴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再将线轴放回托盘，并且只能用一只手。这样不断重复这个动作长达30分钟。然后，开始第二个任务。这一次是面对一块钉有48个方栓的板子，实验参与者唯一要做的就是将每个方栓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并持续30分钟。这两个任务都枯燥无比，会令人感到十分无趣且提不起精神，情绪消极。但这正是心理研究者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实验。
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三种不同的实验中去。控制组在完成上述两个任务后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就自己在刚刚完成的实验任务中的反应接受采访；其余实验参与者接着进行下一步实验程序。在完成消极体验任务后，研究人员与除控制组之外的实验参与者谈话，做出向他们解释本次实验目的的样子，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说：你是A组的实验参与者，你们在实验前没有得到任何与实验有关的信息。但是，除了你们这组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实验B组，他们会收到一个来自伪装的大学生传递的一条消息——这个实验任务非常有趣。但是现在，我们的伪装人员由于突染疾病，无法来参加实验，需要你们中间的一位来代替那位伪装人员向B组传达信息，并且得到1美元的报酬，另一些人则可以得到20美元。
然后，一名实验参与者表示愿意帮忙，随后他便接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这项实验任务很有趣，很好玩，真令人感到激动和兴奋。然后，实验参与者们得到1美元或是20美元之后，被一个个带往另一个实验室与“B组”（实际身份是假装成B组实验参与者的研究人员）成员单独待上两分钟，拿到1美元的“伪装人员”需要对“B组”成员说出纸条上的话，拿到20美元的实验参与者则无需那样说。
最后，实验参与者们接受了访谈，请他们谈谈对实验任务的真正看法。实验结果十分出人意料，那些得到1美元并且对“B组”成员撒谎说实验非常有趣的实验参与者，比那些得到20美元并且没有撒谎的实验参与者更喜欢这些实验任务。
实验完成后，利昂·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的概念。
认知失调又名“认知不和谐”，是指一个人的行为与自己先前一贯的对自我的认知（而且通常是正面的、积极的自我）产生分歧，从一个认知推断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时产生的不舒适感、不愉快的情绪。进而，这种不适感会促使人做出某种改变，以使它减弱。
拿印度地震后谣言四起的例子来说，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地震后，那些住在灾区之外的人虽未受灾，但是也感到十分害怕，于是导致了认知失调。人们无法调试心中的不适感，只好通过散布谣言来证明他们的害怕并非空穴来风，进而降低他们的认知失调。这样，他们便成功地使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自身的感受和行动保持了一致，心中的不适感得到缓解。
利昂·费斯廷格还提出了认知失调的四个必要步骤。
第一步，这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必须导致个体不乐于接受的消极、负面结果。在上述实验中，撒谎的实验参与者必须对“B组成员”撒谎，这就导致了所需的消极结果。
第二步，个体必须对消极结果承担责任。当然，这是以是否具有选择权为前提的。假如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是自己的主动选择，那么导致消极结果后，个体将会体验到认知失调；而假如个体并没有选择权，是被迫的行为，那么他通常就不会觉得自己对行为的后果感到有责任，认知失调也不会产生。
第三步，生理唤起。当个体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不符的时候，他会体验到生理上的唤起，即感到紧张、不适，由此便会产生认知失调。
第四步，个体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体验到的生理唤醒是由自己所做的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引起的，而非其他的纯粹的生理原因。
认知失调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体会产生一个要求，即减少和消除失调的压力。减少和消除这种由失调而产生的压力和心理紧张，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改变态度，使态度与行为一致。以酗酒者的认知失调为例，可将态度改变为：我喜欢喝酒，我不想真正戒掉；
二、增加认知，通过增加一致性的认知来减少失调。如增加的新认知可为：酗酒让我暂时忘掉烦闷，有利于我的心理健康；
三、改变之前认知的重要性，让一致性的认知变得重要，不一致性的认知变得不重要。如：忘掉烦闷才能让心情好起来，与酗酒比起来，心情更重要；
四、减少选择感，让自己相信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是因为别无选择。例如：生活有压力，只能通过酗酒来缓解；朋友之间交往也不能不喝酒；
五、改变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不再与态度有冲突。例如：我一定要戒酒，不管在任何场合，与任何人在一起，或是我的心情多么烦闷，我绝不拿这些当做借口再纵容自己喝酒。
或许你已经看出来，前面的四条途径实际上只能从表面上或暂时让认知失调得到缓解，当个体的态度或认知稍有改变，认知失调将再度产生。比如，不论是酗酒的人安慰自己说“我喜欢喝酒，我不想戒掉”，还是“酗酒让我暂时忘掉烦闷，有利于我的心理健康”，或是“忘掉烦闷才能让心情好起来，与酗酒比起来，心情更重要”“生活有压力，只能通过酗酒来缓解；朋友之间交往也不能不喝酒”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开脱的借口。这种方式的确可以暂时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感，但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酗酒者只要继续酗酒，那么他们受到的心理谴责或是来自他人的谴责将会再度产生。一旦那种谴责产生，他们的认知失调会立即从骨子里冒出来，通过血液传遍他们的全身，让他们的灵魂无处可藏。而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会让这种认知失调彻底消失。这也就是我们第五个方法所提到的“改变行为”，使行为与认知保持一致，让心灵得到救赎和解放。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真正有益身心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事实上，认知失调理论的真谛就在于探讨个体对自身活动的认识与外界事物发生过程之间的联系，强调人的行为对态度转变或持续的先行作用。这在理论上与詹姆斯的“表现”原理是一致的，他们同样都反对态度或者意识先于行为、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而赞同人的行为是使态度或者意识改变或更加坚定的先行条件，已做出的行为引起人的内部失调感，从而发生态度或者意识上的改变。
而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确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将詹姆斯的“表现”原理与认知失调结合起来研究，不断探索出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在下一节，我们将具体来看看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有效方法来解决认知失调或者说是行为与意识相矛盾的问题。
6.如何保持行为与意识的一致性
你会言行不一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但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真的都能做到言行一致吗？也许，有不少人开始心虚了。我不是在揭露你的谎言，而是想展示一个事实：在人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言行不一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而不是这种状态不存在。
在之前的一节里我们讲过，言行不一很容易导致认知失调，詹姆斯也提出过行为与意识不一致的现象会导致人的意识被负能量控制。因此，保持行为与意识的一致性，对我们的心理和行为健康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行为与意识的一致性，对于社会性的观念和变革也同样重要。为此，很多心理学家在这方面作出过积极的努力。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员艾略特·阿伦森及其同事曾做过一个重要实验，目的是改变学生的危险性行为。他们邀请那些热衷于性行为的大学生帮助他们拍摄宣传使用避孕套的录像，以降低艾滋病感染的几率。录完录像后，一般的参与者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研究者们鼓励这些小组就为什么大学生不必要使用避孕套的问题展开讨论，并说出他们自己没有使用避孕套的经历。也就是说，这些参与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行为与之前在录像片中所宣传的那些观点和立场不一致。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认知失调。而另外一半参加录像录制的参与者则没有参加讨论。
后来，研究者们给所有的录像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购买避孕套的机会。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参与者与未参与讨论的参与者相比，前者购买避孕套的人数更多。在几个月后的跟踪调查中，表示自己一直坚持使用避孕套的人数中，参加过讨论的人占了大多数，没有参加过讨论的人则只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自己使用了避孕套。更重要的是，参加过讨论的人中，绝大部分人十分坚定地认为一定要使用避孕套。
这个实验显示，通过改变人的行为，让人们改变了意识，而意识的改变又进一步影响到行为。最后，行为和意识都实现了改变，并且保持了新的一致性。
同样的案例在美国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改革中也出现过。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民权运动开始为推翻种族隔离的相关法律作出努力。几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要求重新裁决校园中种族隔离行为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1896年已经裁决过，当时的裁决结果是：所有的美国公民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公共服务，但对于不同的种族有分开的公共设施。而当时的情况是，非裔美国人享有的公共设施条件要远远差于美国白人。
其中，一对心理学家夫妇肯尼斯和玛米·克拉克夫妇也加入了支持废除隔离政策的律师团队伍，并支持他们的观点——1896年的裁决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精神的，而且会造成非裔美国儿童的心理自卑。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克拉克夫妇进行了一些实验。
克拉克夫妇拿着一个白色的玩偶和一个黑色的玩偶让非裔美国儿童们做选择，并描述自己所选玩偶的特点。结果，几乎所有的儿童都选择了白色玩偶，并赋予其美好的、正面的特征。而黑色的玩偶则几乎无人问津。
这一实验结果足以证明校园里的种族隔离政策对非裔儿童的心理影响。毫无疑问，行为上的隔离，会导致非裔美国儿童的意识里打上深深的自卑烙印，进而，这种意识再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一个被种族隔离政策人为制造出来的恶性循环便由此诞生。
这个实验结果打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最终他们决定禁止在教育设施方面进行种族隔离。随后，禁止种族隔离的其他相关法律也陆续出台，大大地推动了种族隔离政策的灭亡。
后来，社会心理学家达利尔·贝姆研究了这场种族隔离政策变革背后的公众心理，又发现了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新裁决之前，支持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但是，当美国高等法院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后，支持的人数得到了大幅增长。并且，他们真的能从行为上更善意地对待非裔美国人。
为何美国白人的态度改变如此之快，难道仅仅是因为几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吗？为此，贝姆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最终，他发现了潜藏在詹姆斯“表现”原理中的秘密。根据“表现”原理，行为会影响意识，而认识失调又会让人感到不适，最终，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直到它们形成基本的一致性。
以美国公众在种族隔离政策方面的改变为例。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法律颁布后，公众被要求必须表现得好像十分支持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一样。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他们要么从意识上说服自己是真的十分赞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提倡种族的平等性；要么就得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看起来是真正支持种族隔离的。其结果就是，关于种族隔离这方面，美国公众有了行为和意识方面的双重努力，这就大大推进了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何尝不能借鉴这种方法来让我们的行为和意识保持一致性，并始终处于正面积极的状态呢？当你发现自己的某种意识是消极的、负面的，你首先要做的不是生硬地说服自己，而是从行动处着手，在行为上改变，使意识得到潜移默化，最终与行为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比如，你打算戒烟，事实上你会发现，从道理上说服自己不再抽烟的效果其实不是很明显。这时候，你便可以从行为上先改变。你可以不再买烟，面对别人递烟，你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拒绝，表现得好像对香烟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是厌恶香烟味的样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你会惊喜地发现，你打心里讨厌香烟，甚至不敢相信你之前居然是一个吸烟的人。
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事吗？还在为言行不一而尴尬和烦恼吗？试试我们所说的方法吧，也许，一个全新的你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改变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