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人，可以利用财富锦衣玉食、招姬纳妾，过上和士大夫阶层一样的令人艳羡的生活，那么商人和士相比，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身份了。而政治身份，在传统社会中，恰恰是获得世人尊重的首要条件。为了获取世人的尊重，徽商又祭起了财富这尊法宝。他们利用财富接纳官府，讨好皇帝，密切与各级官吏的关系，这其中虽然有“以不利为利”，求得更大财路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想“用博一官也”。徽商在这方面消耗的钱财也是十分惊人的。如明朝万历年间，师征关酋，歙县富商吴养春一人就输饷银30万两。清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征小金川，徽州盐商江春等一次捐银就达400万两之巨。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载，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嘉庆九年（1804年）的100多年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在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等名目下，交给清政府的银达约4亿两、米2.15万石，谷32946石。对各级官吏，徽州等盐商每年也以所谓“程仪”、“规礼”、“别敬”等名目孝敬钱财，与之结好，动辄“盈千上万”。康熙、乾隆历次南巡，为了献媚邀宠，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更是不惜巨额消费。他们修筑了高旻、天宁、金山、焦山等四大行宫，“供奉宸游”；建造了许多别致的人文景观，以备皇帝巡幸观览；凡是一技一艺之长，可以取悦于皇帝者，“莫不重值延至”，其所费不赀。更有甚者，乾隆南巡时，两淮八大总商之一的歙人江春，曾在扬州大虹园，仿照北京北海白塔的样式，于一夜之间也建成了一座白塔，以供皇帝观赏。江春显示出的豪侈之举，连乾隆也感叹说：“盐商之财力伟哉！”徽商在捐输、报效、结纳官府方面的巨额消费，不仅得到了封建官府在经济上的回报，而且还得到了封建官府在政治上的赐予，许多徽商因此获得了官秩，变成了“红顶商人”。歙县大盐商江春，乾隆中因“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再加接驾有功，得到乾隆的召见，乾隆还对其“特宣温旨，加援布政使衔，荐至一品”。歙县大盐商郑鉴元，也因捐输有力，“诰授通议大夫，候撰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万寿，加一级，召预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粟帛；又以输军饷一万两以上，议叙五级，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司员外郎”。像江春、郑鉴元等人这样以“布衣上交天子”所取得的显赫的地位、名声和利益，不仅一般商人无法办到，而且也是大部分士人所无法企及的。
致富后的徽商不仅通过奢靡的生活方式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赢得了乡亲的尊重，而且还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了令世人梦寐以求的政治身份，由此，徽商在商业经营中又一次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平衡。
§§§第四节 资金从再生产中漏出
清代晋帮商人的资本比明代有了很大的增加，从明人沈思孝的《晋录》所说“平阳、泽、潞豪商大员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来看，大体明代晋商巨富资本也不过数十万银两，但清代已远非昔比。《清高宗实录》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清稗类钞》载：山西多富商，其中以亢氏为最，号称数千万两。其次四五百万两至七八百万两者有介休侯、太谷曹、祁县乔姓；百万两左右至三四百万两者有祁县渠、榆次常、太谷刘姓，三十万两至八十万两者有榆次侯、太谷武、榆次王、太谷孟、榆次何、太谷杨、介休冀、榆次郝姓。那么，这些资本的去向如何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晋帮商人的资本流向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1）购置土地。“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是历代封建商人遵循的一个信条。晋商将其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购置了土地，当起了地主及商人。如《清高宗实录》载：“浑源、榆次二州县，向系富商大贾不事田产，是以丁粮分征。今户籍日稀，且多置买田地。”曲沃县商人彭太，乾隆年间在河南南召县经商，每年商业收入有几十万两白银，几年内买地猛增到600多顷，成为当时该县最大的地主。
（2）货币窖藏。晋强商人货币窖藏现象比较普遍，尤其在一些保守的商人。如祁县富商渠小舟，人称“万财主”，资产达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用其资本扩大经营不如窖藏起来保险，特别是世面不太平静的时候，更不愿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当其投资的商号在光绪年间获利后，出于“今天赚一万，明天能赔二万”的考虑，竟抽了不少股份，把大量货币窖藏起来。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3）奢侈消费。介休侯氏商业帝国兴盛时，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所开设的“蔚”字商号，遍布在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厦门、福州、南昌、长沙、汉口、沙市、济南、北京、天津、辽宁、成都、重庆、兰州等三十多个商埠。但侯氏子弟生活相当奢侈，当地流传这样的话：“介休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不管的第一位侯奎就是侯氏五宅侯章来的重孙，仗着有钱有势，在乡里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他还经常与富家子弟比富。一次与另一富商子弟灵哥比富，竟用钱票子做引子吸水烟。当时一张钱票是一千文，二人挥霍一次就把许许多多人的一年口粮挥霍掉了。辛亥革命后，“蔚”字商号接连倒闭，侯家子弟养尊处优，挥霍浪费，一如既往。生活不下去，只好先卖动产，后卖不动产，家业渐渐踢蹬光了。1937年侯家子弟侯祟基终因坐吃山空，加之吸食鸦片，最后冻饿而死。
（4）投资商品生产。晋帮商人投资商品生产事例虽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康熙时，就有在云南开采铜矿的。乾隆时，有在延庆州属黄土梁地方开采矿的。还有在河南麦区，广收麦石，开坊采曲者。清季，还有投资近代工业企业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祁县富商渠本翘曾用5000银两接办了原是官办的山西火柴局，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创办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渠氏还积极投入反对英国福公司掠夺山西矿权的运动，并亲自出面向山西各票号借银150万两，赎回了被英国福公司霸占的山西煤铁矿开采权，又出面筹组保晋矿务公司。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最早的民族资本矿业公司——保晋矿务公司成立，渠氏亲自出任总经理。这些都反映了晋帮商人资本去向的积极进步的一面。
但是，晋帮商人投资商品生产的现象很少，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晋帮商人与政府相结托，与封建官僚结为一体，不仅不受政府抑商政策的约束，反而能得到官府的庇护，并通过自身的缙绅化、官僚化，享有种种特权，保证了获取优厚的商业利润，使他们满足于传统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在封建地主经济支配下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下，商人办厂进行的商品生产，其产品往往不能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竞争，因此商人宁可采取传统的贱买贵卖方式赚取价格利润，而不愿投资商品生产，不进行资本积累，甚至用于扩充商业资本的资金也不多，资金从商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的漏出，这种简单再生产的方式使企业和商帮都失去了更大的发展机会，突出的例子如票号，资本金严重不足，加上无限责任制，是日后纷纷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徽商的经营活动中，经验有两点，教训也有两点。搞好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是民营企业，而且所有的企业都要从观念上、行动上重视这个问题，政府也会积极支持企业的发展，一句话，政府要转换职能，企业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搞好与政府的关系，不是像封建时期社会的政府和商人一样，一边是贪赃枉法，另一边是投靠官府。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规范。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些企业和个别政府官员相互勾结的事例被曝光并不鲜见，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毋庸讳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是不规范的。一是民营企业所怨声载道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屡禁不止，民营企业成了唐僧肉。二是表现为政府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与作用是保护产权，促进竞争，建立法制以及提供一部分公共产品，有时候企业效益好了政府也想分一杯羹，一旦效益差了又以“放小”之名一卖了之，这实际上也不是健康的关系。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严格的管理制度是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晋商严格的内部管理锻炼了一大批商业人才，为称雄我国明清商界奠定了基础，民营企业从中应能得到一些启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还处在企业家族化时期，大多实行的是家族管理，企业内部人情味浓厚，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一到某部分人手里，便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形同虚设，其示范效应必然会使企业走向歧途。家族式管理方式在企业发展初期，能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本，调动家族成员的积极性，减少内部摩擦和组织管理成本，加速资本积累。但是当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由于大量使用亲属和任人唯亲的人才选拔制度，民营企业内部的非嫡系人才就难有出头之日，其内在的抵触情绪日增。企业的内部管理逐渐难以正常运转，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民营企业人员流动频繁的原因。从个体角度讲，自卑实际上是一个心理问题，而从社会的角度看，自卑又是一个社会观念的问题，正是封建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和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思维习惯，使得徽商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社会来讲，富裕的姿态极能感染世人；对商人而言，抚平自卑伤痛的最便利、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斗富，也是疗自卑之伤的最佳良药。这种深深的自卑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个体户身上有充分的体现，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后人们的观念有了极大的转变，并不是以自卑为原因的斗富行为在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着，我们应该从徽商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资金从投资中漏出的现象应该不多见。但是一旦人们的思想观念反复，商人有可能将在生产流通中的资金变为货币窖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