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第一章东汉佛00一天夜里，汉明帝做了一个梦。
梦中，汉明帝看见一个金人，头上闪着白光，来到宫中。汉明帝问道：“仙人是谁？从哪儿来？”那人没有回答，突然凌空而起，向西飞去。
汉明帝吃了一惊，吓醒了。只见寝宫的巨形蜡烛一闪一闪的，上面有一圈白光，很像梦中的金人。
汉明帝对着蜡烛出了一会儿神，又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早晨，汉明帝上朝，将梦中所见讲给群臣听，然后问道：“你们可知这金人是谁吗？不知此梦是吉是凶。”群臣听了，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博士傅毅出班奏道：“陛下，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之为佛。金人既然向西方去了，可能就是佛吧？当年，霍去病攻打匈奴时，曾把匈奴休屠王供奉的金人带回来献给武帝，武帝把金人供奉在甘泉宫里。据说，这金人是从天竺传到匈奴的。后来屡经战乱，武帝供奉的金人早已不知去向。陛下梦到的金人肯定就是佛，佛还有佛经。”汉明帝听了这些，心里觉得很好奇。想了一想，便命郎中蔡愔和博士秦景到天竺去求取金佛和佛经。
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代皇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他在当皇子时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不过十岁就通晓了《春秋》。
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光武帝乘机起兵于河南南阳。
光武帝统一中国后，发现垦田亩数和人口对不上号，于是开始重新清查田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度田事件。各州郡的官员进京汇报时，光武帝看到陈留吏的牍上写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几个字，便问陈留吏这是什么意思。陈留吏吞吞吐吐回答说：“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时，帐后只有12岁的刘庄插话说：“这是郡里的官吏，教陈留吏怎么核查土地。”光武帝又问道：“那为什么河南、南阳不能问呢？”刘庄又回答说：“河南是帝乡，南阳是帝城，这两个地方的田亩肯定逾制，所以不能认真核查。”光武帝诘问之后，发现所言果然和刘阳一样。原来，河南南阳一带的大户不是皇亲，就是国戚，谁敢过问啊。从此，光武帝不得不对只有12岁的儿子另眼相看。不久，便立他为太子。
汉明帝即位后，一切遵奉光武旧制，总揽大权，执政严厉，热心提倡儒学，注重刑名。在他的细心治理下，天下大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章之治”的“明章”，指的就是汉明帝和他的儿子汉章帝。
汉明帝做太子时，博士桓荣是他的老师。做皇帝后，汉明帝常去探望老师。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在东面，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
汉明帝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人召到太常府，向桓荣行弟子礼。桓荣生病时，汉明帝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探望。每次探望老师时，汉明帝总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以示尊敬。进门后，汉明帝拉着老师枯瘦的手默默垂泪，良久才离去。诸侯、将军、大夫见皇帝如此敬师，再也不敢乘车直到门前，进门后都在床前下拜。
桓荣去世时，汉明帝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的安排。
天竺也叫身毒，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家乡。释迦牟尼降生那年，正是我国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释迦牟尼原是太子，从小安享富贵，也娶了妻，生了子。因他同情百姓，所以常常微服私访。在私访中，他看到老人和病人太苦了，尤其是人死时更是苦不堪言。他想：“这一切都是由生引起的，如果没有生，怎会有病、老和死呢？因此，人生的苦就是‘生老病死’。为了让人类摆脱生老病死之苦，释迦牟尼抛弃了太子之位，离开王宫到深山里去冥思苦想，决心为人类琢磨出摆脱生老病死之苦的办法。
经过十六年的潜心研究，释迦牟尼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说，这就是佛教。
佛教认为一切行为有因必有果，行善作恶都有报应。一切生物，从人到昆虫，都有佛性，只要行善，就能立地成佛。
佛教劝人行善，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了。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传进了匈奴。
蔡愔和秦景一行前往天竺，行至大月支时便取到了佛经，于是便用一匹白马驮回来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还带回来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
汉明帝热情地接待了两位高僧，让他们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鸿胪寺里。
后来，汉明帝将鸿胪寺改为白马寺，让两位高僧做了住持。因驮经的白马养在寺中，故称“白马寺”。
两位高僧在白马寺中将四十二章佛经译成中文。这样，佛教便传到中国了。
摄摩腾又称迦叶摩腾，他和竺法兰都是印度人。他们来华前，印度佛教已有大乘和小乘之分了。所谓“乘”是“乘载”之意。佛教认为人生是一望无际的苦海，须用乘载的工具才能渡过苦海，求得解脱。大乘和小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大乘意为大的乘载工具，小乘意为小的乘载工具。大乘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教派，为了使自己与原来的传统佛教相区别，遂自称大乘，而将原来的传统佛教称为小乘。除对释迦牟尼的看法和对佛教的一些基本教义理解不同外，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宗教修行的手段不同和企望的目的不同。小乘注重印度古老的宗教修行传统，即以体力修行为重；大乘在宗教修行上注重启发修行者的智慧，主张体力修行与启发智慧并重。小乘认为人只能灭身灭智自渡苦海，而大乘则要求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小乘认为个人修行的最终结果不会达到释迦牟尼修行所达到的层次，即修行的结果不会成佛，只能修成罗汉真身；大乘认为个人修行不但能成为罗汉，而且能成为比罗汉高一级的菩萨，甚至修成佛。
摄摩腾和竺法兰通晓大乘佛经和小乘佛经，来华后不久便开始翻译佛经了。
东汉末年，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时，佛经翻译及流行的具体情况开始大量见于史籍。当时来华的一些著名胡僧，如安息（在今伊朗高原）人安世高、大月氏（在今中亚）人支谶等人译出了大量佛经，使佛教的影响逐渐扩大。
整个东汉时代，朝廷规定不允许汉人出家。东汉末年，汉人出家的禁令被打破。第一个出家为僧的人严浮调（也作严佛调）原籍安徽临淮，自幼聪慧，秉性纯朴，嗜读好学，出家后与安息胡僧安玄设译场，翻译了许多佛经，十分有名。
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流行，汉人对佛教的理解加深了。但佛教作为域外宗教，要在中国扎根绝非容易之事。因此，早期佛经在翻译时总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来阐述佛教的教义。东汉末年流行的《牟子理惑论》是汉地知识分子所撰，书中反映了汉地知识分子对佛教的理解。书中解释什么是佛时，说佛是一种谥号，和中国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名称一样。这种说法是用儒家的传统来解释佛。书中在解释佛的具体特性时，说佛是道德之元祖，能变化分身，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显；还能蹈火不燃，履刃不伤，入污泥而不染，遇祸患而无殃；佛欲行则飞，静坐则浑身放光。所谓“道德之元祖”是道家崇奉老子之言，所谓佛的各种法力同战国以来阴阳家描述的神仙极为相似。
直到东汉末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佛教只是类似当时人们崇拜的黄帝、老子之道。这一认识集中反映在东汉桓帝佛老并祠的宗教活动中。
东汉桓帝刘志有宫女数千人，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为了延年祈福，他极端迷信宗教，企图通过宗教祭祀活动来得到神灵的护佑。他在宫中仿效祭天的仪式多次祭祀黄老，设华盖八座，用纯金器和纯银器盛酒，用牛羊豕三牲求福求寿。汉桓帝在祭黄老的同时，也在宫中祭佛。
佛教僧侣一方面借助中国社会固有的神仙方术扩大影响，一方面加紧了佛经的翻译。东汉末年，佛经的翻译仍以外来僧人为主，只有少量的汉地僧人和居士协助，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译经在民间进行，没有直接得到政府的支持。随着译经的不断发展，佛教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流行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