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经·小雅·采薇》
1966年
1
一连几天都很冷。虽然无雨无雪,可北风如一头刚从笼中放出来的野兽,从敞开的走廊扑向门窗。人进出屋时,稍一松懈,门便被风“呼”一下撞开来,冷风立即把屋子涨满。窗户虽然严闭着,但在风这只巨掌的拍打下,它不得不发出“哐哐哐”的声音。这声音在更深人静的夜晚格外地扰乱人心。
这天风小了,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来到了丁字楼。她走到雯颖家门口,四下张望。雯颖正拖着地板,见状忙放下拖把从屋里出来问她找谁。中年妇女说她是来看房子的。总务室通知她说乌泥湖丁字楼上左舍有一间空房,她想看看房子的情况。
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可是雯颖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一想到将来可能会与眼前这个女人一家为邻,共用厨房和厕所,雯颖便满心不是滋味。可是生活却由不得她心里的滋味若何,她注定要同一个陌生的家庭朝夕相处,为此她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接待她。
雯颖把中年妇女领到西边的房间。这间房虽然还没有被完全腾出来,但里面只剩了床与桌子。中年妇女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说:“这间屋西晒得厉害吧?”
雯颖说:“是有一点。”
中年妇女说:“屋里倒满明亮。”
雯颖说:“是呀,比我们那间还好一些。”
中年妇女突然就转了话题,说:“你丈夫是不是丁子恒?”
雯颖有些诧异,说:“你怎么知道?”
中年妇女说:“我老早听我丈夫说起过。其实我也见过你,1958年你在俱乐部的大会上讲过话。其实我选中的不是这个房间,而是你们这家邻居。”
雯颖更加惊讶,说:“是吗?你丈夫是哪个室的?”
中年妇女脸上擦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但立即又恢复了明朗的脸色,她说:“你不会认识的,他原是勘测室的,叫孔繁正。”
雯颖几乎就惊呼起来了。时光过去了几近十年,但这个名字却深刻在雯颖的印象中。50年代末期丁子恒曾经反来倒去地在家中谈及孔繁正,谈他的傲慢,谈他的博学,还谈他的正直,最后获悉孔繁正被赶到工地劳动改造后,言谈中又充满着忿忿不平和同情。雯颖怎么会不认识这个人呢?雯颖差点脱口说出我太认识他了。可在瞬间她也想到孔繁正现在的身份——“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她立即觉得自己不能表现得太热诚,于是淡淡地笑了笑,说:“是呀,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做饭,丁子恒的同事我都认不得。”
中年妇女说:“那是当然。我叫李维春。我现在住在长宁街,我想春节前就搬过来。”雯颖心里开始有点喜欢这个未来的邻居了,她有几分高兴地说:“行呀,我马上就把房间清理出来。”
李维春说:“你有几个孩子?”
雯颖说:“有四个,老大在北京上大学,老二在念高中,还有两个小的:一个正读小学六年级,一个读四年级,最小的是个女孩子。”
李维春说:“我的孩子都比你的大。跟着我的是一个女儿,其他的都在外地。我两个儿子都去了云南。他俩是双胞胎,一起报名参加支滇建设兵团的,上个月才走。现在在西双版纳,你说这地方名字怪不怪?听说那里的风光美得很。我还有个女儿,在沙湖,她是老大,1958年就去了。她现在是那里的植棉能手。我现在身边就只有小女儿,叫孔薇薇,她已经上初二了。”雯颖听得心里直发沉,却见李维春说话时脸上带着微笑,声音也是朗朗的。雯颖试探着问:“孩子们都走了,你也舍得?”
李维春笑了笑,说:“这不是我舍不舍得的事,是只能如此。再说,都新社会了,干什么不都是干?”
雯颖觉得她说的也是,只是,倘若她的孩子都离她远去,她是做不到这样洒脱的。她觉得她不敢想这一点。
春节前的一个星期日,李维春一家搬到了丁字楼上左舍的西间。在搬东西的喧闹中,丁子恒始终没有走出房间。他坐在窗下桌前,桌上摊放着一本德文书。他努力想让自己了无牵挂地走进书中,但这天他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的脑子里一直浮动着孔繁正的身影,他站在江滩上,江风吹扬起他的长围巾,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讲述三斗坪的地质条件,他的脸上洋溢着激情,眼睛里充满着傲慢。这一切,就恍如昨天。然而掐指算来,九年的时光已在不知不觉中走过去了。丁子恒听雯颖讲述了孔繁正儿女的情况,亦得知孔繁正现正在陆水工地伙房负责砍柴烧火。从1960年起他就开始干这件事,一直干到现在。想起那神采飞扬、说话斩钉截铁的工程师孔繁正日日黑着面孔低头伛腰地在炉边烧柴吹火的情景,丁子恒便在心脏抽搐的同时,忍不住一阵阵心惊肉跳。
大年三十的下午,孔繁正回来了。孔繁正上身穿着一件黑色棉袄,下身一条蓝布棉裤,头上戴一顶陈旧得已经被虫蛀出无数小窟窿的呢帽。他提着一个小小的旅行包,一路走一路谦恭地向人询问丁字楼是哪一栋。丁子恒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见有如此一乡下人问询丁字楼何在,也懒得下车搭理,一溜烟便骑了过去。被问路的人在他的身后说:“跟着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后面就行了。”
丁子恒扛了自行车上楼,在走廊放好自行车正欲进屋,却见刚才问路的“乡下人”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来。丁子恒突然觉得他有些面熟,瞬间他便意识到,这个有如乡下人的来人是孔繁正。一句几乎脱口而出的问话“你找谁”便立即吞了回去。丁子恒不知道自己应该同孔繁正说些什么,他甚至不敢与他对视,他对上楼来的孔繁正只是瞥了一眼,便匆匆进到自己的房间。便是这一眼,孔繁正的状态也足以令丁子恒惊心。孔繁正面孔黑瘦黑瘦,本该刻在额上的皱纹却刻得满脸都是,像一块被千刀砍过万斧剁过的黑木头。他的眼睛仿佛睁不开来,一粒眼屎甚至还粘在眼角。他的行动迟缓,表情木讷,背稍稍地佝偻着,全然不敢令人相信这曾经是何等挺拔而潇洒、何等尖锐而傲慢的孔繁正,更不敢令人相信这样的人会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工程师。
丁子恒进到自己的家里,心口如堵。
屋里正包饺子,一片混乱中夹着许多的欢笑。大毛从学校回来过寒假,正神气活现地给弟妹们讲着北京的事情。人太多了,房间太小了,连声音都仿佛被挤得慌。包好的饺子无处摆放,便只好将一张木板床上的垫被掀开来,在上面铺上干净的报纸,然后一排排地将饺子排列好。丁子恒进门时,饺子已经包完大半。全家人围着方桌忙碌。雯颖擀皮,二毛捏包,嘟嘟负责把切好的面坨搓圆,三毛则将嘟嘟搓圆的面坨压成饼状交雯颖擀薄。大毛不会做事,便负责运输,即将二毛包好的饺子搬运到床板上来。丁子恒在北京读书时,跟着同学学会了包饺子,自称是包饺子的高手,家里每次包饺子,他都会兴高采烈地上前去露一手,故这天丁子恒一进门,三毛便高叫着:“爸爸,快来露一手。我要吃你包的,不吃二哥包的。”
怀揣着满心愉悦回家过年的丁子恒,被突然冒出的孔繁正搅得心烦意乱,仿佛整个人的心境就因了那一瞥而遭到惨重破坏,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在胸中四下翻腾。当年自己与孔繁正相处的情景至今尚历历在目。从内心里,他不喜欢孔繁正,但却佩服他,既佩服他的执着和认真,亦佩服他的率直和严谨。甚至他曾经讨厌过的孔繁正的傲慢,现在也变成佩服之情。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学习,他已经不知道傲慢为何物了。他除了夹着尾巴而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为人。他渴望自己也能有一天昂起头舒展全身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是这样的日子永远走不到他的眼前。为此他对孔繁正的那份让人讨厌的傲慢也开始怀念。只是……只是现在的孔繁正却委琐得几乎让人无法识得。生活对人的磨蚀何其残酷何其无情。他想不通,为什么非要让人去遭遇这种残酷无情的生活呢?为什么就不能让人生活得顺顺畅畅?一个人心情愉悦地做一份自己喜欢并且又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为什么就这么难呢?这些问题多少年来常在丁子恒的心中盘桓,他为了想通这些费过不少脑力,但他始终没有想通这个理,他知道像他这样头脑简单的人,是无法想明白的。并且他也知道像孔繁正这样的人纵然让他烧一辈子的灶火,他也是想不通的。
丁子恒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没有理睬三毛。三毛生气地叫道:“爸爸,你不劳动不得食!”雯颖说:“三毛,不许这样讲爸爸。爸爸太累了,要休息一下。”
丁子恒板下面孔,正欲痛骂三毛,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尖锐的声音:“我就是讨厌他!他不是我的爸爸!他害得别人都瞧不起我。我没有这样的爸爸!”这声音像锯齿一样,从丁子恒的耳朵上拉过,令他感觉到强烈的疼痛。
这是孔薇薇的声音。随着这几声后,是一声剧烈的门响和一阵急促下楼的脚步声。然后紧接着的是开门声和李维春的高声叫喊:“薇薇,你疯了!你回来!”然后又一阵急促脚步下了楼。沉默仿佛同夜色一下子落了下来,笼罩着两户人家。丁子恒瞬间想,同孔繁正相比,我是何等地快乐。孩子们可以任性地吵闹,自由地辩论,并且三毛非要吃爸爸包的饺子。爸爸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与他们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这就是幸福。这样的幸福多少人能拥有呢?至少与他一墙之隔的孔繁正是没有的。此刻,他一家人说笑吵闹着包饺子,而孤独的孔繁正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呢?丁子恒甚至觉得自己已然看到在夜幕的阴影下,孔繁正痛苦而哀伤的面容。想到此,他长吐了一口气,他想他要珍惜自己所有的幸福,他不要责骂他可爱的孩子。于是他笑了起来,说:“来来来,爸爸这个高手亲自上阵,我们再包一些。”
三毛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爸爸万岁!”
丁子恒笑了起来,这副笑容凝固在脸上许久,但他知道这笑容并不是来自心里,这笑容是为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这是别人的笑容。他的心里仍然为隔壁的暗影所笼罩。暗影中有一个人目光呆滞,满面忧伤。这个人的存在,令挂着满脸笑容的丁子恒全身发紧,令他心里的颤抖跟窗外的风一样,一阵紧迫着一阵。
2
春节之后,晴了几天,宛如春天,院里层层传达省直属机关《毛选》学习大会情况,大会文件一直发到每个人的手上,要求每人必须发言一小时,主题为学习《毛选》与突出政治。于是接连几天,从下午到晚上,都在就此话题学习和讨论。
这一场学习未完,人们尚在诧异这年的春天如何来得如此之早,不料老天陡然变脸,一下子风雪交加,变得奇冷起来。仿佛随天气而变,学习内容也陡然改变。
院里召开了全体大会,林院长亲自作报告。他首先向所有人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名叫焦裕禄。他是河南兰考的县委书记,只有42岁。他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了解除兰考36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和盐碱三害的痛苦,四处奔波,长途跋涉,足迹遍及全县,硬是将全县84个风口,1600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全都跑了个遍。他将它们编上号,绘出图,发誓要根治这些“三害”。他在肝疼难忍时,用藤椅抵着肝区,以致将藤椅都顶出一个大洞。他终于在工作中倒下,弥留之际,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他埋在兰考的沙堆上,他说他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林院长在讲述这些时,会场鸦雀无声。人人都为焦裕禄而感动。于是,这个曾经让所有的人都深觉陌生的人,在这天冒着风雪,以一个英雄的姿态走进了人们心里。林院长讲完这些,便以焦裕禄为榜样检讨自己,然后就总结了院里工作存在的五个问题:一是全面贯彻“多快好省”不够,注意国防不够,对重大问题研究不够;二是突出政治以及政治挂帅问题做得不够;三是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存在问题;四是培养新生力量和革命接班人不够;五是生活福利问题解决得不理想,尤其是对在外作业职工。
会议完后,立即布置了学习任务:一是开展讨论,如何向焦裕禄学习;二是写个人比照焦裕禄的整风检查;三是结合学习焦裕禄和林院长的报告,针对院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问题进行鸣放。时间上规定每周必须有四个下午和三个晚上用来进行学习讨论。
这样的讨论和学习,对于丁子恒来说,也已逐渐习惯。那些曾经令他深觉别扭的言词也慢慢地顺眼顺口起来,他可以熟练地操作它们进行发言了。虽然发言的内容是那样空洞缥缈,说完后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句是最实在的,哪一些可以变成行动。但是,他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不需要实实在在行动的年代,需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虽不能替代你实际工作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但是它却大于一切。这是丁子恒最终搞清楚的事情。所有的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发言和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字,都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他的命运密切相连。真要哪天学习少了,或许他还会惶惶不安,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努力地使自己融进这个时代,像他所有的同事一样。未来生活的画面,变得越来越不像他年轻时曾经勾画过的那样。他觉得自己也越来越不像他自己了。
但这一次,是谈焦裕禄。丁子恒想,焦裕禄之所以成为焦裕禄,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做事呵。他做的那些事很具体,目的性很清楚,他对沙丘和风口所作的调查,多像他们的查勘呀。所以,这次的讨论,丁子恒认为一定会就工作中一些很具体的事项进行放谈。
然而,丁子恒对所有事情的预测都不准确。整个讨论几乎都只是空谈一下焦裕禄,话题很快就落到院里现今仍然存在的问题上。年轻人锐气逼人,言词咄咄,所提意见相当厉害,命中率奇高。丁子恒听时觉得很是振奋,但细想一下,更觉得心惊肉跳。1957年的情景不时浮出他的脑海。他想,怕不会又是一个饵吧?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不发言也是不行的。会上不发言的人已经很少了,发过言的人都拿眼睛望着那些不发言的人。那目光意味深长,令人心怯。丁子恒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顺着学习焦裕禄的事迹,就工程中的事说几句或许合适。于是他就丹江口陆水工程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丹江口的勘察很潦草,科研为生产服务不够,重主体工程而轻辅助工程。而以陆水这样的小规模来做三峡试验坝也是不够的,即使成功,也不足用于三峡。这原本就是丁子恒早有的想法,过去开生产会时他也说过几次,现在他觉得他依然说这些人人都心里有数的内容,一不会冒犯什么,二不会引起大家对他的过多注意。
但是前来听会的政治处主任谢森宝还是批评了他一句。谢森宝说:“丁工,你总是三句话不离科研,要记住,科研最主要的是要为政治服务。我们修三峡是为了什么?最终还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离了这条,什么都是空的。”
丁子恒身上立即出了汗。他马上说:“是是是,谢主任批评得对。我还要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