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后，他果真积极改造，提前一年释放。当然，他那年犯事已被船厂解雇了。那一年，他没日没夜在搬运站工作，搬运东西简直拼命。
他的汗水为自己赢得了一笔钱，可当他还亲戚钱时，亲戚拒绝了，说是早点回家看看父母吧。都整整三年了，他何尝不想父母双亲。
当他回到家，往日的茅草屋早被眼前的青砖瓦房代替了，他的心中顿时涌动起一股不知名状的酸楚。父母见他满脸憔悴的面容，止不住关切地问：“在国外是不是太苦？”他哽咽一句：“只是水土不服！”尔后避着父母，任凭泪水外溢。
这个青年，是我的堂弟。
当我写完这三则故事，我心抑制不住颤抖起来。欺骗，曾是人们最最憎恶的，不论欺骗的大与小，人们都难以容忍。然而，当欺骗夹藏着善心和亲情，又怎能不让人泪流满面呢？！因为这一种欺骗，叫真爱……
撑开幸福
包利民
她来自极遥远的一个农村，在这所大学里，也应该是最贫困的学生了。她的家乡极偏僻，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一百多公里，因为土地贫瘠而稀少，那里的人们都相当穷。而她家却比别人家更为困难，因为要供一个孩子上学，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那几亩薄地和院子里的十几只鸡了。
上大学后，她的家更为窘迫，可即便如此，父母还是极力地支持她上学。她在高考之前从没去过城市，高中是在镇里读的，在县城参加高考时，她便被城市的一切所震惊了。而来到省城上大学，在这现代化大都市中的所见，让她觉得县城就像农村一样。说实话，虽然父母每日为了她而辛勤劳作，可她却并没有多少感恩之情，甚至还有一丝埋怨，更谈不上什么幸福了。对贫穷的憎恶，使得她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也有了浅浅的厌倦。
有一天和同学在街上闲逛，当时正是盛夏，太阳毒毒地在头顶悬着。忽然她就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撑着伞在行走。她从没见过现实中的雨伞，只在村长家的电视中看见过。于是她问同学：“没下雨她们打着伞干什么？”同学惊奇地看着她说：“遮挡阳光啊！”她的脸立刻红了。从那以后，再遇见自己感到奇怪的事，她绝不再问别人。
只是，那些伞一直在心里飘啊飘的，挥之不去。她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的人连一件塑料雨衣都没有，而那里的夏天总是大雨滂沱，晴天时更是炎热无比。父母总是在大雨中去田里干活，把那些秧苗及时地扶正，更多的时候，是在烈日下劳作。她想起了父亲肩上晒脱的一层又一层的皮和母亲红肿的后背。要是有把伞就好了，父母就可以不怕日晒雨淋了。第一次，她的心中涌起了对父母的心痛之情。
她去商店看过，一把最普通的伞也要十元钱。十元钱，对于她来说是近一个月的生活费，对父母来说，是在暴雨烈日下劳动不知多少时日才能换得的。她开始攒钱，在暑假来临之前，终于拥有了一把淡蓝色的伞。
放假了，坐了一夜的火车，她回到了县城，又转乘去镇上的客车。从镇上到自己的村子，还有三十里的土路。她在太阳底下，紧紧地攥着那把伞，却舍不得把它撑开，尽管阳光晒得身上火辣辣地疼。离村子还有十里路的时候，天色突变，一会儿工夫便下起大雨来，她一下便被淋透了。可她依然没有撑开伞，她要把这把伞的第一次让父母去体验。
快到村子时，她没有回家，直接向自家的田里走去，她知道父母此刻一定在田里干活。当父母的身影隔着雨幕映入眼帘时，她喊了一声，跑过去，浑然不顾泥水溅在身上。父母见到她，很惊喜的表情，说：“这么大的雨，咋不直接回家？”她把伞撑开，举到父母的头顶，伞下立刻出现了一个无雨的空间。父母高兴地说：“这玩意儿真好，雨浇不着了！”她看着父母满足的神情，心底柔柔地痛了。
回去的路上，雨过天晴，太阳的威力再度显现出来。她仍把伞举在父母的头顶，阳光便一下子被赶跑了。父母的惊喜更增了一层，没想到这样一把伞，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生长了近二十年，她第一次有了幸福的感觉，而这份幸福，是在父母沧桑的笑纹中找到的。她忽然明白，幸福一直都在，只是她没有像撑伞一样把它撑开，而是一直都收敛在心底。
是啊，只要撑开心中那把幸福的伞，那么生命便会有一片无雨的天地，便会有一个清凉的世界。
爸爸的田鸡腿
何立伟
那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父亲被红卫兵们打成了“走资派”。又过些日子，批斗便开始了。
那年夏末的一个中午，如往常一样，我去机关食堂里买了饭菜回家，就等着父亲。很久了，那熟悉的慢而沉重的声音仍未在门外过道上响起。
饭菜摆在桌上都已凉了。我们三兄妹围着桌子坐着，馋馋地望定那两碟菜。其中的一碟，是我们全家都爱吃的田鸡。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小妹三毛实在熬不住了，伸出手来欲拿一只田鸡的肥腿。我止住了她。
日影在桌上移动，邻居们早已吃过饭睡午觉了，四下里很静谧，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只好对两个妹妹说：“爸爸看样子中午不会回来了，吃吧。”两个妹妹就吃起来，我也吃着，但都吃得很慢，也不似平素吵吵闹闹，仿佛知道父亲会回来，只是边吃边等。
都知道父亲喜欢吃田鸡，于是只夹炒在田鸡里的大红椒或无肉的背脊，把大腿都剩着。平素最贪馋的三毛，这时也一副懂事的模样。她夹着一块田鸡腿，看了一看又放回到碟子里。结果是一餐饭吃完，那一碟田鸡还剩下大半，全是大腿。
刚吃过，父亲却忽然回来了。父亲的脸色非常难看，而且他的额角隆起了一个馒头样的包。我一见之下仿佛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冲过去扑到父亲身上。
大妹望见父亲额角的包，惊问是怎么搞的。父亲勉强一笑，说是走路不小心碰在了电线杆上。父亲本是近视，这么一说还真是诓住了我的两个妹妹。我却忍不住，仰头说：“爸爸，今天又开你的批斗会了！”父亲急忙对我丢眼色，又趁妹妹们没明白过来，故意轻松地问：“你们都吃过啦？我还没吃中饭呢！”
父亲把桌上的竹纱罩揭开，看到那一碟田鸡，都是大腿，他的脸立即抽搐了一下。我看见父亲的眼睛分明潮红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外边受尽凌辱的父亲，带着肉体与心灵的伤痕回到家中，从一碟他的儿女舍不得吃而为他留着的田鸡里体味到的是什么。
就是从这天中午起，父亲说他的儿女长大了，懂事了。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经历了更多的摧残和更大的事件，但是早些天他对我说，有许多旧事，他都能记起，就是回想不到当时的情绪，只有那年夏天的那餐田鸡，他能清清楚楚回忆起当时的感动。
楼梯上的扶手
［美］爱德华·齐格勒任晓林译
我的腿跛得厉害起来，上下楼梯拉扶手使的劲越来越大，走楼梯、跨台阶、去溪边也越来越不利落。从我三岁那年得了病留下后遗症后，我这两条病弱的腿就成了我的伙伴。如今我45岁。
我的儿子麦修具备所有我所缺乏的自信。他今年17岁，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体格健壮。我不在场时他常常口若悬河地显示他的口才，但我们在一起时，他却有点像粗犷而口讷的运动员。他是个活跃的曲棍球运动员，还是个抓鱼能手。
我们有过几次不快，但除了火头上的交锋，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他一天天长大，而我却一天天衰弱。看着晃晃荡荡的楼梯扶手，我的担心与日俱增，修扶手已不能再等了。我去请过几个木工，可谁也不想来干这点活。我走楼梯更小心谨慎了。
我虽然跛，不过在晴朗的夜晚我还能搬着我那老式的望远镜爬上松林边的小山，把望远镜放在三脚架上，寻找新的球状星云和双星。
麦特(麦修的爱称)常来帮我架望远镜，有时他会留下来。也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他又要我讲他和天狼星——那颗天空中最亮的星之间的故事。
西瑞依斯(天狼星)是麦特的中间名字，是为纪念他出生在蓝白的天狼星和壮观的猎户座星光下而起的。麦特就是在这座小山下面的小松林里出生的。
那天他母亲沙莉是半夜以后醒过来的。因为是第二胎(当时两岁的安德鲁正睡在他的童床上)，她很冷静地按经验估计新生命大约还得过几个小时才会降生。
那时我还没醒，对于将要在我身边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毫不知晓，是她用变调的尖声叫醒了我：“快起来，孩子就要降生了！”
那时我的腿比现在灵便，我跳起来穿上衣服，抓了车钥匙就冲下楼去。沙莉已经给医生打了电话，又叫了一个邻居来照看安德鲁。
等那邻居来了以后，沙莉和我就去开车。我们那辆月白色的老福特停在50英尺外的松林旁边。我坐在方向盘后面，“上车吧，沙莉，我们走。”我说。她还在犹豫。
“我……我不能坐了。”
“你怎么了？”
“婴儿的头就要生出来了……你最好还是过来接着吧！”
这时沙莉已经爬上了前座。
“你快过来呀！”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充满了惊恐和紧张的声音。
在这秋夜的星光下，我过去接住了婴儿。这个小小的且有着体温的小东西还没有完全生出来，就发出响亮的哭声。我右手托着他脑袋，左手托着他的后背，惊奇地看着沙莉那个圆润光滑的肚子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能哭会喊的婴儿。
我小心翼翼地提着婴儿的脚后跟，托着婴儿的头，借着星光我看到小身体上那个小雀雀正对着我。“是个男孩！”我喊了起来，热血涌遍了全身。
接着我把他递给了他母亲，给他们披上了大衣。一会儿救护车到了，医护人员接替了我。忙乱之中我的汽车钥匙丢了——失落在这个夜晚，这片松林，这腔兴奋之中。
这就是婴儿在洗礼时被命名为麦修·西瑞依斯的缘由——因为他降生到我的双手中时，天狼星正在我的头顶上照耀着。
麦特为他的中间名苦恼了好多年。当他长到能忍受别人的取笑时，他已经为他取了天上最亮的星星的名字而高兴了。
有天晚上，我工作完后正准备攀扶着楼梯上楼去休息时，发现扶手不晃了。“沙莉，”我喊道，“你知道这扶手修好了吗？”
“对，你去问问麦特。”
麦特回来后，说扶手是他修的。
“我该为你做什么呢？”
“不用，你已经为我做过了。”
“做过了，怎么会呢？”
“你知道，我降生在你的双手里，使我没落在地上。所以我想我该报答你。”
接着是一阵沉默。在沉默中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在我们之间流动，这种流动虽然看不见又听不见，但却能被我的心，我的骨髓所知觉，所感动。
今天离这故事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楼梯扶手依然牢固。天狼星也仍然在松林上升起——秋天里晚些，冬天里早些，春天里更早。而我每次看到它，心里就充满谢意。
母亲的需要
落花无声
罗德是旧金山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唯一苦恼的事情，就是母亲纽卡夫人不肯从淘金小镇上的简陋的家里搬到自己在旧金山的别墅来。纽卡夫人七十多岁，头发花白，因为早年劳累过度，所以现在走路直不起身子。她穿最便宜的衣服，吃简单的面包和几片生菜叶子。陌生人谁都不相信，他的儿子是富豪罗德。
这是她年轻时养成的习惯。罗德三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结核病无钱医治死去。她带着罗德为了生存，不得不像个壮男人一样，加入到了开山挖石的队伍当中。
每块被崩下来的石头，至少有三四百斤的重量。在漫天的尘土中，纽卡夫人和那些赤裸着上身，满身沁出汗珠的男人们争夺着这些石头。因为每搬运一块石头，就能够得到50美分的工钱。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竞争激烈。
纽卡夫人的工具，是一辆自己用铁皮做的小车。小车虽然看上去单薄，但是却很坚固。放上两块石头，会咯吱咯吱作响，但是却没有因此出过任何问题。
罗德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干活时候的样子——没有平日里的温柔，显得格外地彪悍。石头被崩下来之后，她会高声指责着企图跟自己抢夺的男人，让他们“滚”一边去，一边快速地弯腰去挪动石头。用力过度让她脸色通红，脖子上的青筋绽了出来，看上去非常吓人。
就算这样，抢夺依旧非常激烈。纽卡夫人不得不在崩落的石头没有落地前，就大概选择好位置，保证自己可以抢到这块石头。可是这样做的危险性太大，被崩落得零落的、漫天飞舞的小石头打到身上火辣辣地疼，而且大块的石头也极其容易给人带来危险。
有一次，纽卡夫人抬起石头的边缘去挪动那块石头的时候，另外一块石头滚落下来，巨大的冲击力使她刚抬起的石头狠狠地落在了地上，一阵钻心的剧痛，纽卡夫人的头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她坚持咬紧牙关，尝试着把手指抽出来，可是根本感觉不到手指在哪里。
就这样，她失去了10个手指的指尖。但是生活逼迫她必须一直坚持做下去。
罗德成功后，有人说纽卡夫人终于可以享福，住别墅，出入都有最好的汽车了。可是纽卡夫人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的改变。除了她不再工作，性格也没有以前那样暴躁和冲动。她大喊的时候越来越少，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
可是纽卡夫人很快就病了，而且很严重。医生说，纽卡夫人是因为年轻时候过度的劳累，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各个器官老化严重，很可能支撑不过一年的时间。
伤心欲绝的罗德给母亲买来了最好的营养品，他要去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来给母亲治疗，却被母亲拒绝了。纽卡夫人用粗糙的手抚摩着他的脸说：“亲爱的罗德，我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你不要再为我费心。我现在感觉很好。”罗德强忍着眼泪，从母亲的眼里，他看到的是面对死亡的坦然。
就在纽卡夫人一天比一天变得虚弱，一天比一天老态龙钟的时候，无心生意的罗德先生生意上也出了些事情，一个合伙人席卷了他的钱财和契约逃之夭夭。一下子，罗德先生似乎老了10岁，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显得苍老憔悴，嘴边总挂着一丝苦涩。
豪华的奔驰换成了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二手福特。罗德先生把车停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然后步行回了自己在小镇上的家里。纽卡夫人很奇怪，儿子怎么突然回来过夜，可是还是很欣喜地收拾出了罗德以前的小房间。
消息很快就通过镇子上的邻居们传到了纽卡夫人的耳朵里。罗德的生意失败了，没了存款，欠了一大笔债务，他卖了别墅、汽车和旧金山的一切，而且现在在一家小公司为别人打工。看样子，罗德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惊讶的纽卡夫人一一登门，向邻居们央求，不要再说与儿子相关的一切事情。她怕他伤心，她像个勇敢的狮子一样，对不愿配合的人喊着：“别去招惹罗德！否则会对你不客气！”
纽卡夫人的病似乎被自己遗忘，她吃了一些药后，很快生龙活虎起来，她在镇子上摆了个摊子，贩卖一些自己做的糕点。也许是因为味道好的缘故，总是会卖个精光。
纽卡夫人每天晚上在给罗德做好饭菜后，就会回到屋子里，把卖糕点的钱一张张地存放到一个盒子里，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数目。
罗德先生早出晚归地忙碌着，纽卡夫人不知道儿子在做些什么，虽然她想问，可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疑问埋在了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