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砸开了他的瓷猪储蓄罐，里面是一个个折成很小一块的纸钞。一家人一张张地慢慢展开，一共11400元，看得我们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那么丑而粗糙的一个瓷罐，里面竟然藏了这么多钱。我看见弟媳强忍着激动得发抖的嘴唇，三弟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对大家说：“这个储蓄罐，是我从本家带出来的，他们对我说要把你们的恩情藏在心里，把有机会报答的东西藏在储蓄罐里，恩情要时刻记得，里面的东西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取出来。”母亲听完，眼泪就下来了。终于还是得知父亲弥留的噩耗，儿女都聚在床前，父亲抖索着手只唤三弟一个人上前。三弟跪在床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老三啊，你是个好儿子，爸只有四间平房就留给你了……”我们姐妹仿佛当头一棒，那么多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三弟独占了我们的家！
一直到父亲的丧事结束，我们都没怎么过问，散了就各自回家了。后来母亲来我家探望外孙，让我们姐妹仨有空回去住几天。老三没有动你们的房间，常常打扫好就等你们过年过节回去住哩。母亲唠唠叨叨的，没注意到我因震惊而不自然的表情。原来我们都误解三弟了，他接受父亲的遗赠，为的是更方便我们回娘家！他虽然砸了储蓄罐，可是有个砸不坏的储蓄罐已经永远放在心里，那是他对我们、对这个家倾注的一世的爱啊！
心中的泪滴
佚名
20多年以来，我从不曾像今天这样了解这个人，这个大我五岁的人，我叫他哥哥。
我没有告诉家人我想要出国的打算，包括父母和哥哥。父母年纪大了，我不敢对他们说，即使他们不阻止我，只要在电话的那头迟疑一会儿，我可能就会解散了自己好不容易武装起来的决心。至于哥哥，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
哥哥大我五岁，小时候，这是他教训我的足够的理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怎样学会的老师、父母的语气和腔调。他总是用这种语气和腔调大声地朝我呵斥，把一张老旧的桌子拍得摇摇晃晃，对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其实，那时候他还没有长胡子，嘴上只有一圈细细的绒毛，像是好几天都没洗脸似的。那时候我11岁，他16岁，我从不曾害怕他的怒火。他对我发脾气时，我只是左顾右盼不加理会，他便忍不住哄我，引经据典地说些天地间的大道理。我若再僵持一下，他就会许诺用他的零用钱给我买些好吃的。钱都花出去了，却还要拍我的脑袋，说我是丫头片子，他是我哥，比我大，我该听他的。
小时候他大我五岁，现在他还是大我五岁，我再长也赶不上他。他于是永远都有教训我的理由，而我则永远都有不听话的理由，所以，说了也是白说。
他竟在我参加雅思考试的前一天来了，从兰州到上海，整整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会来。当他在南方潮湿的热浪中给我打电话时，人已经在上海站了。我跟同事借了车去接他，在闷热而拥挤的站前广场上，他堆着一大堆的包裹在脚下，站在巨大的太阳底下张望着我的影子。他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又忘记了要车子后箱的钥匙，只好将那些大包小包全都堆在后排的座位上，还剩一个大袋子搁不下，哥哥就把它抱在怀里，局促地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
车子开得有些快了，急刹车的时候，哥哥的头差点撞到玻璃上去，我叮嘱他将安全带系好，他嘴上答应着，却不肯动手，还抓着那个袋子不放。我责怪他：再值钱的宝贝也没有值钱到这份上吧。哥哥却不反驳我，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已经挤破了的西红柿递到我面前。我呵呵地笑，说你这个哥哥现在怎么跟姐姐似的。他便不好意思地笑，用手挠挠头，看着车窗外面的人群，说是爸爸妈妈让他带的。
我知道他在说谎话，爸妈根本不知道我喜欢吃那种奇形怪状的西红柿。小时候，我总是藏在菜地里一行一行地挑，专找那些长得像石榴一样的西红柿，带到乡村小学的课堂上去吃。有时候，整整一个中午都找不出那样的一颗来。但是，午睡时间到了，我怕妈妈催我睡午觉时发现了我，只好乖乖跑到房间午睡了。午睡醒来的时候，我的枕边却整齐摆放着鲜艳的西红柿，都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肯定是哥哥！我想象着他趁大家都睡了，蹑手蹑脚跑进菜地、猫着腰穿梭在一株株西红柿前，找寻着合我心意的西红柿的样子。有时，我自己找的时候并不专心，因为知道午睡醒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我要的西红柿。枕边的西红柿放了多少次？我数不过来了，遗憾的是我始终不曾见过哥哥帮我挑西红柿的样子，我只能想象。现在，看着身边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这样弯着腰坐在狭小的座位上，竟好像就是我想象中的他当年在菜地里的样子。
那些遥远的记忆里微微的酸好像又回到了心里。我的脸上痒痒的，是眼泪流下来了，悄悄地伸了手去擦，却还是被哥哥看见了。他看着我，说车里太热了，老是流汗，能不能把空调开大一些。我侧过头看他，见他也在用手擦脸。我问他，是不是他的眼睛也在出汗，他不肯回答我，只是看着窗外的人群，紧紧地抱住他怀里那一袋子西红柿——从几千里之外的兰州乡下带到这十里洋场的西红柿。
吃过晚饭，我和哥哥挤在小阳台上吹风。他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上海滩，不时地扭过头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在担心这个庞大的都市会淹没她弱小的妹妹，还是他从哪里得知了我要出国的打算，正在想那些同样庞大的道理，来劝阻我忘恩负义的远行。我闻到夜风吹过来的他身上的气息，竟完全不似当年那样强悍。那时候，他是我强大的对手和聪明的导师。在无数次的对抗中，我们迅速地长大。他走在我前头，得意扬扬地比我先学会一些道理和本事，然后拿它们来教训我保护我。这竟都是当年的事了。现在，他是这样一个不知所措的哥哥。是不是我长得太快了，还是他已经有些老了，以至他忘记了他比我大五岁的事实。
我知道他已经不会再有怒发冲冠、暴跳如雷的模样了，即使他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的消息。我拿了一个苹果削给他吃，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的打算。他没有发怒，只是有些吃惊，语无伦次地诘问我：为什么不告诉父母，为什么不跟他商量，为什么不向家里拿一些钱先来用着。我手忙脚乱地回答他，但我说出来的却跟他的问题全然无关。我不愿意继续留在这城市里了，我受不了它带给我的巨大阴影。我看到每一条大街和每一棵树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伤害过我的男人。难道你愿意我每天活着都是在数自己的伤疤吗？大概是我说得太快太多了，哥哥不再反驳我。
他帮不了我的。小时候，我可以请他去揍那些欺负我的小男生，拎着人家的领子来给我道歉，但是现在就算拎着那人的一辈子来给我说对不起也没有用了。心头一痛，手指就被水果刀割破了。哥哥有些慌乱，笨拙地用纸巾为我包扎。伤口很小，擦一下就止住了血。他还是不肯放心，把我的手拿过去，对着伤口轻轻地吹，凉凉的痒痒的感觉，和当年一样。高考那年夏天，我打开水的时候烫了手，他就是这样给我吹的。在我的手指上涂了鸡蛋清，放在他的掌心，一边给我吹手指，一边帮我翻习题。父母在隔壁的屋子里睡午觉，他们不知道，在那些炎热干燥的北方夏天，那一对兄妹在怎样相互扶携着长大成人。
如今，我还要他怎样帮我？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们总是靠着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来联络。每次我打电话到他在兰州老家的那间旧屋子里，总是要等很长时间才有人接。每次都是我那个刚上学的小侄女，扔下作业本来接我的电话。她稚嫩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响起，我在这一头都能听得到回音。她说爸爸去奶奶家了，就她一个人在家等妈妈回来。小孩子说着说着就会哽咽起来，让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
假如我在父母身边，由我去照顾两位老人的饮食起居，我的小侄女还会被她爸爸扔在家里不管么？我是知道如何安慰这小姑娘的，只是那些尖锐的自私长在自己心里，既不肯拔掉也不敢面对罢了。我找出完美的借口来说服自己心底偶尔泛起的愧疚。反正我远在上海，父母和哥哥都看不到我，我去了新西兰，他们也只是看不到我。在这里我能打电话，漂洋过海了，我还照样能打电话，我走与不走，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
我是如此专注于自己的快乐和悲伤，我的哥哥，竟是不曾往我心里去的人。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三十岁的男子，我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他，将我觉得沉重的东西全部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向他微笑，并且还要期待他同样灿烂地微笑。如果不是他现在就在我对面，让我看到了他黯淡的眼神，我将永远不会发现他背后的艰难。
我们说了很多，他没有一句劝阻我的话，还跟我商量着如何委婉地告诉爸爸妈妈。是他知道自己劝不动我？还是他觉得自己打不过我？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哥哥都在打仗，他从来没有胜利过，每次都向我投降，还要顺着我的意思，让我看不出半点虚假。
晚上我让他睡卧室，我去客厅里睡沙发，他不肯。我去拿枕头给他，他也不要，把沙发上的垫子叠了两个，倒下头就睡了。我宁愿相信他只是累了，是慢腾腾的火车让他累了，而不是我。这样的强词夺理根本无法让我心安理得。深夜的时候，我出去给他盖毯子，看着他熟睡的样子，我不由得泪流满面。他的一条腿支在地上，另一条腿搭在小沙发的扶手上，一个垫子枕在他的头下，另一个垫子被他盖在脸上，垫子上还压着两只手。在闷热的暗夜里，我听得到他在垫子下面沉重而急促的呼吸声。不是呼吸，是喘息。我疯了似的掀掉他脸上的垫子，看见他脸上隐隐的泪痕。他说他怕打呼噜影响我复习。第二天他就要回去，说是家里的事情太多，说是上海的气候太坏……我静静地坐在他对面，听他自言自语一样向我陈述回去的理由。我决定去送他。
过了好几天，哥哥打电话过来，问我考试的成绩如何。我告诉他我放弃了出去的打算。他很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我说考试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人了，他良久地沉默，一句话也不说，倒是小侄女在那边大喊大叫，问他是不是小姑姑的电话。我听见他跟女儿开玩笑，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一只香蕉
佚名
这是发生在11年前的事了。这些天来，那个片段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心里如压着一块石头般难受。我想，我得赶快把那段文字写下来，让心灵能有所解脱。
母亲生养了三个女儿，我是家中的老大。父母经常在外边干活儿，家里的事情多半就交代给我了。大妹比我小两岁，我俩经常一起到河里抬水，然后一起生火做饭，洗衣服、喂猪什么的也都是分配着干。小妹比我小五岁，印象中，我和大妹忙来忙去的时候，她总是拖着鼻涕在门口坐着，看着我们，要不就在地上一趴好几个钟头。
虽然是姐妹，我跟小妹之间却很少有交流，甚至因为她的小，她的安静，我都没有认真看过她一眼。
在我15岁那年的秋天，我到宜昌上学了。一个周六，因为有事我要回家一趟。在宜昌长途车站等车的时候，我买了一些香蕉，想带回去和家里的人一起分享。那时，我们家日子过得很艰难，从来没有买过水果。买的香蕉不多，我数了一下，才十二个。我在车上吃掉了两个。剩下十个，我们家有五口人，正好每个人可以分到两只香蕉。
回到家，我把香蕉分了下去。吃香蕉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只吃了一只，剩下的一只放进了抽屉。没过多久，我生火做饭了。米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屋子里。说起那间屋子，我就有点儿害怕，因为它紧靠着后面的水沟，夏天的时候，偶尔有蛇爬进去。我去拿米的时候，在门边摸索了好久，才摸到了电灯开关。打开灯，跨进屋子，我看见小妹蜷在地上。她的手中拿着半只正在吃着的香蕉。
她的两只香蕉早已吃完了，现在吃的，就是母亲没舍得吃的那只。看到这一幕，我立即发火了。虽然我也很贪吃，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去偷吃母亲的那一份食物。我站在门口骂她：“你这个贪吃鬼，谁叫你偷吃妈的香蕉？”她用一双惊恐的眼睛望了望我，小声说：“不是我偷吃，是妈拿给我吃的。”听了她的话，我更气了，接着骂她：“妈给你的也不能吃，这半只香蕉你不能吃，要给妈留下来。”小妹拿着香蕉的手僵在面前，动也不敢动一下。我继续问她：“听见了没有？”好久，都没有听见她再说话。我朝她望了一眼，发现她的头已经低了下去。我朝她的脸上看过去，才知道她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水。她在无声地哭泣着，而拿香蕉的手，仍然僵着，动也不敢动一下。
这时，母亲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她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告诉我，香蕉是她要小妹吃掉的，小妹这几天总是不舒服，不爱吃饭。母亲同我说完话，走到小妹面前蹲下来，对小妹说：“你大姐不知道我把香蕉给你了，才骂你。现在她知道你没有偷吃，别哭了，快点吃完香蕉，明天你还要送大姐去坐车呢！”说着，用衣角替小妹擦净了脸上的泪水。
小妹只是拿着那半只香蕉，并未送进嘴里，而她的眼睛却看着我的脸。我走过去哄她。这时，我看清楚了我的小妹。已经是冬天了，她还穿着多年前我穿过的外套。那件外套已经洗得发白了，衣袖磨破了，露出了小洞洞。外套正中的一颗纽扣松掉了，露出了穿在里面的、同外套一样破破烂烂的衣服。衣服穿在她的身上显得很小。最明显的是衣袖短了好多，她的手腕露在外面的地方全冻红了。她脚上穿着一双很旧的解放鞋，没有系鞋带，鞋耳朵耷拉着，鞋子前面的橡胶破掉了，大拇趾隐约可见。她的脸色是苍白的，还有一些发肿。在我的记忆中，她的脸总是经常发肿的，过几天会自动消肿。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缘故吧，家里没有带她去看过医生。她此刻蜷在墙角边上，像一只小甲虫一样渺小而可怜。每看她一眼，我的心里就觉得难过。
那一年她才十岁。她长到十岁还没有照过一张照片。她蜷在地上的样子，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脑海中永不褪色的老照片。那是一幅与贫穷有关的照片，更是一幅让我心灵震撼、揪起我姐妹亲情的照片。我那十岁的小妹为什么那么怕我？我相信，我是在15岁的时候才忽然发觉自己有个可怜的小妹，自己是一个小女孩的大姐。
小妹一天天长大了，现在，她已经踏入了社会。儿时的贫穷，成了她今天工作的动力。她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每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她总会告诉我，发了工资，准备给家里的父母寄钱回去。
小妹有钱了，她想过买香蕉吗？我想，如果有一天，她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件事，骂我几句，或许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吧，而她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那件事。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弥补她。而现在想起来，我对她所有的帮助，都不能来弥补那个罪过啊！
与姐姐永别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