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读高中的三年，哥用他那瘦弱的身体支撑着家。爹的身体越来越差，总是一宿一宿地咳嗽，无法入睡。哥每次要带爹去医院看病，爹都推说没事不去，最后发展到吐血。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把爹拉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肺癌，且已经到了晚期。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哥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也没有告诉爹，他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巨大的压力。爹坚持不住院，说自己只是干活累的，过些日子就会好，硬是让哥把他带回了家。
这一切，我当时一无所知。
有一次，小雅悄悄地问我：“昨天，我看见你哥在医院卖血了，你知道吗？”
“卖血？”我很惊讶，难道是爹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跑到哥打工的工地上找他。哥很是惊讶：“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快回去，这里脏。”
“哥。你去医院了吗？”
“医院？”哥一愣，“没有，我好好的干吗去医院？”
“不对，你昨天去医院卖血了，小雅都看见了。你卖血干吗？你这么瘦怎么能去卖血呢？要是这样，我就不读书了，我不要你为了我去卖血，我不要……”我急得大哭起来，抓住哥的手，发现他的胳膊上有明显的针头扎过的痕迹。
“妹，你别哭，以后哥再也不去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看你，人家会笑话的，这么大的姑娘还哭鼻子……”哥笑着哄我。
五
爹的病越来越重，眼睛无光，说话吃力。当我赶到家时，爹已翻不了身了，哥扶着爹靠在枕头上，流着泪说：“爹，你看，妹回来了，妹回来看你了。”
爹睁开了眼睛，因为咳嗽，话语断断续续。他拉着我和哥的手，嘱咐着我们以后的生活：“你哥太苦了，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他把自己都给耽误了。你将来要是出息了，可要对你哥好，爹对不起你哥……”
爹又转头对哥说：“好好照顾你妹，你们两个要互相照顾啊……”
在我和哥的哭喊声中，爹撒手而去，这个家就剩下我和哥了。十八岁的我们，失去了父母就像失去了一切。那天晚上，我和哥互相依偎着，守在爹的灵前，只有眼泪默默地流淌着。
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我考上了省内的一所着名大学。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哭了；而哥则捧着那一张薄薄的纸，对着爹娘的遗像，泪水长流。
“爹、娘，你们看到了吗？妹考上大学了，妹考上大学了……”哥说着跪在地上，不由地放声大哭。
我知道，哥是为我高兴。而在那高兴的背后，也一定在为自己悲伤！
我坐在了宽敞舒适的大学教室里，但是我知道，哥依然在拼命地为我打工挣钱，他对这一切从来就没有半句怨言。我常常想，如果那个早出生两个小时的人是我，我会像哥对我一样对他好吗？
二妹
缁衣
按照我家的习惯，先称呼排行，再在后面加“姐”或“妹”字。二妹实际上是我的大妹妹。
我从小性格文静，喜欢读书。二妹恰恰相反，她身材瘦小，伶俐得像只猴子，上墙爬树比男孩子还麻利。二妹七岁时，父亲拽着她的胳膊才把她拉到学校里。她从此成为老师最头疼的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在校园里疯跑。她抓住柳枝用力一荡，就荡到学校的围墙上，在墙头上跑步如履平地。
二妹从小挨了多少打，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在我的记忆中，她小时候几乎经常挨父亲的打。
二妹十岁时，挨过最狠的一次打。那天自习课，她趁老师不注意溜到校外。校外是一块红薯地，薯块只有手指粗，她异想天开地要挖一块红薯吃，结果拔了一百多棵藤也没有找到一只大的红薯。那块红薯地是秀娟家的，秀娟娘把红薯藤堆在我家门前，跳着脚叫骂。父母出来赔礼，许诺秋后收了红薯，一定按收成赔偿——一百多棵藤要赔几百斤红薯。父亲气得脸色铁青，送走秀娟娘后，父亲就去找二妹。二妹见势不妙，便向村外逃去。可刚跑到村口，她就被父亲捉住，父亲把她按倒在地，用鞋底在她屁股上打得“啪啪”直响。二妹哭哑了嗓子，父亲才被几个过路的村民拦住。
二妹的屁股肿得像馒头，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半个月后红肿才消了下去。这顿打，让她两个月没敢惹祸，可两个月后，顽劣依然如初。父亲说：“本性难改啊。”
我升高三，二妹小学毕业。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说我考大学应该没问题，父亲又喜又忧。二妹不上进，三妹年龄小，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若能考上大学，父亲当然高兴，只是一个农民家庭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就必须筹措一大笔学费，这让他感到很头疼。
一天晚饭后，父亲对二妹说：“你学习不努力，将来没什么希望，要不就别读初中了吧？”
二妹怔了一下，垂下头。这段时间，她的伙伴都在议论即将开始的初中生活，她们说初中学习累，老师很严厉。二妹还没上初中已经心生畏惧，不过她还是计划着去上学，倒不是她喜欢上学，而是因为她的伙伴们都在上学。
片刻，她就同意了父亲的决定。不必写字、算题，也不会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老师罚站、揪耳朵了，多好！
父亲本以为他让二妹退学，二妹会哭一通，结果二妹只低了低头，就一口答应了。父亲对她的评价是：“真是没志气。”那年，二妹十二岁。为惩罚她以前学习不努力，也为杀鸡儆猴，给三妹看看不认真学习会带来什么后果，父亲有意让二妹干庄稼地里最苦最累的活。乡亲们对二妹说：“你是从南洼捡来的吧？要不，你爹怎么舍得让你这么受累。”
二妹一度相信了这句戏言，她盘算着去南洼找她的亲娘，她以为到她亲娘那里，一定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快活得像在天堂里一样。
一天，她又挨了父亲的打，就哭着问母亲：“到南洼怎么走？”母亲听到“南洼”就笑了，那是大人们为哄骗孩子虚构的地名。母亲一抬头，看到二妹两眼泪花，知道她当了真，感到哭笑不得，便对她说：“你真是傻孩子，你看，你跟你大姐和三妹的眉眼多像，你们姐妹三人总不能都是捡来的吧？”二妹听了母亲的话，将信将疑。
二妹在地里干了一年农活后，父亲委托一位本家叔叔，在镇养鸡场给二妹找了份工作，交了两百元押金，二妹就上班了。临近高考，我回家拿考试费用，二妹对我说：“我挣了钱就给你买礼物。”口气中满是自豪。
忐忑不安中，等来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万分高兴，喝得酩酊大醉。
二妹在养鸡场的工作并不顺利，这份活并不轻松，晚上也要起来给鸡加水添食，但二妹干得很欢。她起早贪黑干了三个月，所养的鸡却没有达到标准，按合同约定，她不但领不到工资，还要把押金扣掉。
二妹大哭，场长只得说好话安慰她，并给了她三张十元的钞票。
二妹止住哭，把钱装到衣兜里，到公路边搭上班车进了城。城里有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物品琳琅满目、价格低廉，是乡下人心中的购物天堂。她曾在镇上见过一位时尚青年拉着一只皮箱走，觉得人家很神气，她认为，自己即将成为大学生的姐姐也应该拥有一只这么神气的箱子。于是二妹留下两元车票钱，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只红色人造革箱子。
二妹下了车。拖着这只人造革箱子，走了八里路，傍晚时分回到家。
父亲看到二妹时很吃惊，通过她吞吞吐吐的叙述，父亲才明白，原来二妹白干了三个月的活，不但没有挣到一分钱，还把押金赔了进去。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上前给了二妹一顿拳脚，又去踢那只箱子。二妹扑上去护住，哭着说是买给姐姐的。父亲听说是给我买的，心就软了，却还是骂她：“这么难看的箱子，拿出去让你姐丢人吗？！”
我从同学家回来，看到二妹在角落里哭泣，屋子正中放着一只红色人造革箱子，上面压着菱形花纹，四周嵌着白边，俗艳热烈，神气活现。我夸她有眼力，选了这么好看的箱子。二妹见我喜欢，破涕为笑，她说：“老板也夸我有眼力，这是商城里最好看的箱子。”
我拉着这只劣质俗艳的箱子外出读书，二妹继续在家干农活。
这期间，二妹曾几次到附近城镇打工。她年龄小，个子矮，没文化，又毛手毛脚，几个月下来，除去生活费和损坏物品的赔偿费，往往所剩无几。有一次挣了几百元钱，却转眼被人骗走。后来，父亲承包了几亩地，二妹死心塌地在家种地，再也没有外出过。
一年又一年。我和二妹先后结婚，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各过各的日子。
父母老了，从地里到家里的活，都是二妹帮他们干。邻居们对我说：“你二妹一个人支撑两个家，真是不容易。”
二妹除了种庄稼，还侍弄着两棚西红柿，浇水、施肥、掐头、点花……绿渍渗进她手上的皮肤裂缝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我喜欢吃熟透的西红柿，二妹就给我留了两垄，等到西红柿熟透了，就装在箱子里进城送给我。
熟透的西红柿很容易被挤坏，二妹一路上小心翼翼。她怕给我丢脸，进城时总是描描眉、涂点口红，两只手洗不干净，就插在衣袋里，尽量不拿出来。门卫张大爷告诉我：“你姐姐找你。”我告诉他说：“那是我妹妹。”张大爷连声说：“不像，不像。”
二妹十二岁失学，已在农村劳作了十五年。十五年风吹日晒，她的脸上布满皱纹和雀斑，看上去苍老憔悴。看着跟她同龄的女子漂亮活泼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酸痛。
十五年的岁月磨砺，二妹完全认同了她的农民身份，她觉得城里人，包括我，讲究吃穿是应该的；她是乡下人，没文化、没见识，天生是受苦的命。我常把衣服买小一号，借故不合身送给她穿。时间久了，二妹就说：“你怎么总买小一号的呢？再说你买小了，可以退换的。”
一次，商场的皮包打折，我买了一个送给她，二妹满心欢喜，又很不安：“我背十元一个的包就行了，这一百多元的包，怎么舍得用？你上大学时用的箱子，才二十多元钱。”
提到那只箱子，我总忍不住心酸，二妹给我买那只箱子是倾其所有，而我给二妹买的这个皮包，只不过是从月薪中拿出一点点罢了。二妹，你在农村，但你也是女子，青春只有一次，你的青春岁月里，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只真皮包呢？！父母总认为，我是村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给家里争了荣誉，其实，为这个家默默付出的还是二妹。这些年里，父亲总拿我当参照物对照她、指责她，她挨打挨骂，受苦受累，然而，无论对我还是对父亲，她都毫无怨言。我对她的好她都记在心里，她对我的好却认为是理所当然。
兄弟之情如手足，姐妹之情胜手足。这情，如一杯醇酒，在岁月里酝酿，越陈越香。
姐姐
双瞳剪水
那时，秀儿只有五岁，扎着两条小辫儿，在轻风徐徐的夏夜里，坐在自家的门槛上看星星。
秀儿看着天上的星星，吃着红薯干问道：“姐，你说爹啥时候回来？”姐坐在秀儿的对面，望着秀儿甜甜地一笑，说：“我也不知道呀。”
红薯干是娘晒了拿到集市上卖剩下的，形状难看且粗硬难咽，可是姐一块也舍不得吃，全都留给秀儿。秀儿一边吧嗒着嘴一边兀自做着美梦，说：“姐，我觉得爹过两天就会回来，背一个袋子，里头装着棉花糖呀、糍粑粑呀、新衣服呀！哦，对了，还有一个大芝麻饼，闻一下，香喷喷，咬一口，直掉渣！”
秀儿用手比画着那饼的样子，又咽了咽口水。姐拿针在头皮上蹭了一下，叹道：“是呀，爹已经走了三年，也该回来了。”
姐比秀儿大七岁，爹走的那年，她九岁，秀儿两岁。
对于爹，秀儿没有一点记忆。关于爹的点点滴滴，全是从姐那儿听来的。姐说，祖上血脉单弱，到爹这儿，已是七代单传。爹求神拜佛一心想要个儿子，却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娘被逼着东躲西藏地生下了第三个，可还是个女儿。爹气愤地吼道：“娘的，又是个赔钱货！”骂完后甩手出了门，从此便再也没有消息。
娘又急又气，央求村人四处寻找，终究没有结果。那刚出生的婴儿也由于先天不足，不到七天便夭亡了。娘伤心过度，整天以泪洗面，月子里就落了病根，一年四季离不开药罐子。
都说男人是家里的天，这天塌了，日子也就难过了。母女三人每天起早贪黑，做了又做，省了又省，只是勉强糊口。
姐勤快懂事，什么活儿都抢着干。秀儿也依赖姐，吃饭、睡觉……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姐，连学校开家长会，也是喊了姐去。老师当众表扬秀儿，让秀儿的家长介绍经验。瘦弱娇小的姐站起身来，将脊背挺得直直的，骄傲地大声说：“我家秀儿成绩好，没别的，就是用功。”
书中说，姐妹俩前世是同根而生同枝而栖的两生花，修满千年，今世才可再投生为姐妹。姐将书指给秀儿看，姐妹俩拥在一处，笑做一团。穷苦困顿的日子，姐妹俩依偎扶靠，温习着心底那仅存的一点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等啊等，等到第十个年头，爹还是没有回来。日子越过越艰难，眼看着秀儿就要辍学。姐拉着娘的手说：“我和邻村的小桃一起到省城的电子厂打工挣钱，秀儿留在家好好读书，她是块读书的料，莫耽误了。”秀儿泪光盈盈地望着姐，姐过来拉着秀儿，张开口却哽咽了。秀儿知道姐也舍不得自己。
姐去城里后便寄了信回来，寥寥几行字，全是“一切都好”之类的话。姐读书不多，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秀儿却像得了宝贝一样，夜里躺在被子里也不睡觉，只是把那信纸翻来覆去地看，直到夜深。娘嗔怪她：“还不睡，明天不上学啦？！”
日子像屋后小桥下的流水，悠悠地淌着。姐临走前种在院子里的那棵竹子节节拔高，很快便高过了屋顶。
秀儿长高了，穿着姐从前穿的白色的确良衫，梳着两条黑油油的辫子，站在屋前的楠竹下，想起姐，抿着嘴傻傻地笑。上了中学，秀儿还是年年考第一。说给姐听，姐笑得合不拢嘴。
姐每月固定从城里寄一千元回来。娘给秀儿交了学费，又给秀儿做新衣。娘说：“你姐托人捎话来说，学校里读书的孩子最要面子，可不能委屈了你。”
剩下的钱娘就存进银行里，说以后给秀儿上大学用。
村里人都羡慕娘养了两个能干懂事的闺女。娘也整天乐呵呵的，不知不觉间，病竟好了一大半。
姐寄了照片回来，是在公园里照的，流水潺潺，杨柳依依，十九岁的姐就站在树下，巧笑嫣然，顾盼生辉。
秀儿将姐的照片夹在书里，上课时也忍不住拿出来看，看得太专注便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生气，虎着脸来收照片，秀儿咬着嘴唇紧紧地拿着照片不肯松手，两相用力，那照片便“哧”的一声被撕为两半，秀儿见状伏在课桌上大哭起来。到底是勤奋好学的优秀生，哭得惨兮兮的，老师也心痛，叹口气对秀儿说：“那就收起来吧，下不为例。”
这年冬天，邻村姑娘小桃回来了。她说，那电子厂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一天做十多个小时的活儿，一个月也只挣得三百块钱。有好事者便将站在一旁的秀儿一指，说：“那她姐呢？她姐一个月咋能挣一千多呢？”小桃把嘴一撇，翻个白眼，露出满脸不屑的神情，说：“谁叫她姐长得俊呢？她呀，在电子厂做了一个月就走了。”
秀儿的心“咯噔”一沉，脸上如火烧一般，低下头匆匆离去，路过儿时嬉戏的小溪旁时，泪水簌簌而下。
村里的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说秀儿她姐在城里给一个富商当“二奶”，住洋楼，穿名牌，拿牛奶洗脸。秀儿和娘每天被人戳着脊梁骨说三道四，秀儿心中也不免犯了嘀咕，关起门来细细思量，姐没读几天书，上哪儿能挣到一千多块钱的高工资呢？
娘整日唉声叹气，三天两头头晕脚软，浑身乏力。
秀儿按照姐写回来的电话号码，跑到镇上去给姐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却是个男的，一听秀儿是乡下口音，便凶巴巴地要挂电话。秀儿战战兢兢地报出姐的名字，那边过了半天，才传来姐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