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只觉得光阴在匆匆忙忙中逝去了。然而，它们不知道时间是无限的，永恒的，逝去的只是鸟儿自己。它们像着了迷似地那样剧烈，那样急速地振翅翱翔。它们没有想到这会招来不幸，会使鸟儿更快地从这块地上消失。鸟儿依然忽啦啦拍着翅膀，更急速、更剧烈地飞过去……森林中有一泓清澈的泉水，发出叮叮哆哆的响声，悄然流淌。这里是鸟群休息的地方，尽管是短暂的，但对于飞越荒原的鸟群说来，这小憩何等珍贵！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这样，一天过了，接天的。
鸟儿在清泉旁歇歇翅膀，养养精神，倾听泉水的絮语。鸣泉啊，你是否指点了鸟儿要去的方向？
泉水从地层深处涌出来，不间断地奔流着，从古到今，阅尽地面上一切生物的生死，荣枯。因此，泉水一定知道鸟儿应该飞去的方向。
鸟儿站在清澄的水边，让泉水映照着身影，它们想必看到了自己疲倦的模样。它们终于明白了鸟儿作为天之骄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鸟儿想随处都能看到泉水，这是困难的。因为，它们只顾尽快飞翔。
不过，它们似乎有所觉悟，这样连续飞翔下去，到头来，鸟群本身就会泯灭的，但愿鸟儿尽早懂得这个道理。
我也是群鸟中的一只，所有的人们都是在荒凉的不毛之地上飞翔不息的鸟儿。
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日常的烦乱生活掩蔽了它的声音，当你夜半突然醒来，你会从心灵的深处听到悠然的鸣声，那正是潺潺的泉水啊！
回想走过的道路，多少次在这旷野上迷失了方向，每逢这个时候，当我听到；11、灵深处的鸣泉，我就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标志。
泉水常常问我：你对别人，对自己，是诚实的吗？我总是深感内疚，答不出话来，只好默默低头。
我从事绘画是出自内心的祈望我想诚实地生活。心灵的泉水告诫我：要谦虚，要朴素，要舍弃清高和偏执。
心灵的泉水教育我：只有舍弃自我，才能看到真实。
舍弃自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想。然而，絮絮低语的泉水明明白白对我说：美，正在。
(唐月梅译）
帕特里克·怀
(1912-1990)澳大利亚现代着名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伦敦，童年时代在澳洲的乡间度过，毕业于剑桥大学。一生着述甚丰，计有长篇小说十一部、短篇集两部、剧作多部，对澳大利亚当代文学具有巨大影响。
回头的浪子
本文意在回答阿利斯特·克肖最近发表的文章《最后一个侨居国外的人》。不过我很难与克肖锐利的新闻武器对阵，所以不打算对他文中诸点逐一作答。有人愿侨居国外！有人想返回本国，那理由无论如何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这个问题，也就只能根据个人的感受来回答了。
我今年四十六岁，在国外度过了二十个年头。最近十年，几乎寸步未离卡斯尔山那方圆六英亩的“山茱萸”农场。这听来有些蹊跷，也许是值得解释一下的。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相信这样的格言：唯不列颠人正确。早年，我确实接受了它。在一所英国公学里，我被熨得平平整整，最后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卒业。直到1939年，我独自漫游了西欧大部，以及末了还逛了大半个美国以后，我才开始成长起来，开始独立思考。而战争则完成了我性格其余部分的改造。本来似乎是多彩的、理性的、称心如意的生活，令人痛心地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寄生生活。没有任何东西像雨点般的炸弹那样促人估价自己的成就了。在闪电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位已经着有两部颇为成功的小说且声名在外的澳大利亚人，夜里独坐在他在伦敦的卧室兼起居室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成就几乎等于零。有意义的是，也许那时他正读着艾尔的《日记》。也许他遇到了“顶头风”，自然不时地走向柜子，取出那瓶卡尔瓦多斯白兰地多喝几口。总之，他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无所依傍的感觉，阿利斯特·克肖曾对这种感受表示哀叹，并把它解释为一种“谋求再度用鼻子触摸母国仁慈的IL头的愿望”。
我在滞留中东的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渴望返回童年的天地中去。童年毕竟是艺术创作者所能汲取的最纯洁的源泉。这种愿望又被对沙漠景物的极度留恋所加剧，但是在我随部队驻扎希腊的那年，它几乎得到了满足。因为在希腊，各方面都显得完美无缺，不仅是古迹美，而且还有自然风光美。同时，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温暖。那么为什么我没有留居希腊呢？我曾经动心过。也许是因为我意识到，即便是最道地的居民海伦诺菲尔，也只不过是心甘情愿地扮演了地中海东部沿岸流浪者的喜剧性角色而已。当地人民似乎并非不动情地说，他不属于那儿。对他来说，这是可悲的，不过他无足轻重。这个海伦诺菲尔，至今还在谦卑地盼望着自己能属于希腊。
这样，我便没有留在可以供我选择的希腊。部队在英国解散了，这给我带来了两种可能性要么留在我当时所感到的实际的和精神的墓地，其前景是不再当艺术家，而成为一个最无成效的人，一个伦敦知识分子；要么返回故土，回到记忆中最富剌激的时代中去。说实在的，吃厌了我所能吃得起的伦敦餐馆那种软乎乎、甜蜜蜜的可怕的炖马肉之后填饱肚皮的想法也起了作用。于是我回国了，在卡斯尔山买下了一个农场，同朋友兼合作者，希腊人曼诺力·拉斯卡力斯一起，开始养花种菜，饲养德国种小猎犬和萨纳种山羊。
最初的几年，我对这些活动感到满意，并让自己沉浸在自然风光之中。要是有人提起写作，我会说“呵，也许有一天”，但我并无真意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姨妈的故事》写于战争刚结束，我回澳大利亚之前。国外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反响不错，但像往常一样，国内评论家的反应不佳。小说未能被人卒读，公共图书馆中书页的状况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对我来说，除了吃穿和头顶上属于自己的屋顶，似乎一切都无关紧要。
随后，我忽然开始感到不满了。不管澳大利亚评论家的态度如何，也许写小说是我唯一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要是我不写作，生活便会毫无意义。我满怀激情地回到了我年轻时离别的故土以后，真正发现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别的艺术家那样，收拾行装离去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没有。四周伸延着澳大利亚的巨大虚空，在那里，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里，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里，教师和新闻记者统治着一切精神领域；在那里，漂亮的青年男女透过毫无判断力的蓝眼睛注视着生活；在那里，人的牙齿像秋天的叶子那样掉落，汽车后部的玻璃每时每刻都在增大。只有肉馅饼和大肉有，，才算得上好饭食，强健的体魄压倒了一切，物质上的丑恶不会使普通人感到震惊。
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使我感到惊慌。在这样的心境中，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构思起另一部小说来。由于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所以我试图通过一对平凡男女的生活，在书中尽可能地涉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要在平凡的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因为正是这一切使这些人的生活，顺便说一句还有我回来后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于是我开始撰写《人类之树》了。这部小说如何被那些较为重要的澳大利亚评论家所看待的问题，已成了亘古历史。随后我创作了《沃斯》，它可能还是我在闪电战初期酝酿的。当时我坐在伦敦的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读着艾尔的《日记》。几个月穿越埃及和昔兰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着这一想法；那个时代最显赫的狂妄者也在影响着它；回国后，我阅读了当代人对莱卡特探险的描绘和A.H.奇泽姆的《奇异的新世界》，这个想法终于成熟了。
在这里讨论这部小说的文学因素会不太切题。重要的倒是作者的意图。这些意图使一些读者不知缘由地感到高兴，也使那些发现此书毫无意义的人发怒。我老是在作画和作曲上受挫，因此我要赋予我的着作以音乐的结构，画的美感，通过《沃斯》中的主题和人物，来表达德拉克鲁瓦和布莱克所可能看到的，以及马勒和李斯特可能听到的东西。首要的是，我决心证明，澳大利亚的小说并不一定是阴郁沉闷的、粪土色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总的说来，世界已被说服，而只有此地此刻，野狗们正在无情地吼叫着。
那么这位返回国土的侨居国外者得到了什么报偿呢？我记得，在我第一部小说获得成功之际，一位名叫盖伊·英尼斯的老练而聪明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我的伦敦寓所里访问了我。他问我是否想回国。我那时刚“到”，干吗我要回去呢？“呵，不过你回去的话，”他坚持己见，“各类颜色会源源不断地流到你的调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想起他对我第一部小说的这段委婉批评。我想，盖伊·英尼斯也许是对的。
因此，报偿之一便是更新了的景物，它即便在记忆中显得更加寒酸，却一直是我生活的背景。如果我光坐在塞纳河左岸与阿利斯特·克肖边喝酒边滔滔不绝，那么自然的世界和音乐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显露出来。也许一切艺术之花在沉默中更易开放。当然单纯和谦卑的境界，是艺术家或普通人唯一值得向往的境界。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未必会有可能，但努力去争取却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几乎被剥夺了自认为合意和必需的一切东西，我开始了我的尝试。写作本意味着一个有修养的头脑在文明的环境中所作的艺术实践，现在却变成了用词汇的岩石和木条创造出全新的形式的斗争。我第一次开始看清了事物。甚至连厌倦和失败也为无穷尽的探索提供了途径；甚至连丑陋的东西，澳大利亚生活中的提包和铁皮也获得了意义。至于好似挑绷子游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它已被必要地简化了，而且常常给弄糟了，有时倒也动人。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出借的书籍，播放的唱片，往往可能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一个人可能会有助于使一个人纟因稀少的国土生活着一个具有理解力的民族。
那么，这就是一个侨居国外者留在本国的某些理由了，尽管他必须面对回国后必然接踵而来的各种失望。阿利斯特·克肖也许会回答说，这些理由抽象而且不能令人信服。但正如我已经提醒过的那样，这些纯属个人的理由。我从不知姓名的澳大利亚人那儿所收到的许多信件，它们是最具体的，也是最好的报偿，我的创作似乎已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子。对我来说，单是这些信件就我留本的理了。
(黄源深译）
阿尔贝·加缪
(1913-1960)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主要剧本有《误会》、《卡利古拉》、《戒严》和《正义》等。中篇小说《局夕卜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斯的神话》、长篇小说《鼠疫》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反与正
这是一个古怪而孤独的女人。她和各种精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它们的争吵，拒绝见家里的某些人，因为他们在她藏身的那个世界里名声不好。
她从姐姐那儿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这五千法郎到了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来。颇使人有困扰之感。应该把这笔钱投在什么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会使用一笔巨大的财富，可当这笔财富很小的时候，困难就来了。这女人始终不变。她快死了，想使自己那一把老骨头日后有个遮蔽。这时有个真正的机会送上门来。她那个城的公墓里，有一块出租墓地刚刚到期，土地的所有者们在那里修了一座壮观的地下墓室，线条简洁，砌有黑色的大理石，一句话，的确是一件珍宝，他们四千法郎就让给她了。她于是买了这座墓室。这可是一笔稳稳当当的证券，不受金融波动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她让人整理了墓坑，随时都可接待她的躯体。一切就绪，她让人用金色的大写字母刻上她的名字。
这件事使她深感满意，竟对这墓产生了一股真情。开头，她来看看工程的进展，后来就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必到了。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唯一的消遣。快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城门，那里就是公墓了。她进了墓室，仔细地关好门，跪在跪凳上。就这样，她面对着自己，比较着过去的她和将来的她。她找到了那一条断链的环，不费力看破了上帝隐秘的意图。通过一种奇特的象征，她有一天甚至恍然大悟她在世人的眼中已然死了。万圣节那天，她比往日到得晚了些，发现门下虔诚地铺满了紫色堇。原来是一些不相识的同情者，他们非常细心，看到墓前竟没有鲜花，就分担了家人的痛苦，一起来怀念这被遗忘的死者。
现在，我还得再谈谈这些事情。窗户的另一头有一座花园，我只能看见它的围墙。还有光影流动的几丛树叶。往上，仍旧是树叶。再往上，就是太阳了。人们感到外面的空气兴高采烈，世界一片欢乐，然而我却只看见枝叶的影子在我的白色窗帘上晃动。五束阳光耐心地在房间里撒下一股干草的香味儿。一阵微风吹过，窗帘上的影子活跃起来。一片云遮住了太阳，随即又飘走，从阴影中射出了那一瓶金合欢花的灿烂的黄色。这就足够了：只一缕微露的光亮，我的心头就充满了一种模糊的、使人昏昏然的快乐。正是那个一月的午后使我面对世界的反面。空气中还透着寒冷。到处是一片片似可捏碎的阳光，但已蕴含着永恒微笑的种种迹象了。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只能投人这枝叶和阳光的游戏之中。化作这一片光，我的香烟在其中燃烧；化作这一股温柔和激情，它们在空气中呼吸。倘若我想认识我自己，那就是在这光的深处。倘若我想理解和享受这种交出了世界的奥秘的滋味，那就是我在宇宙的深处所发现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使我从环境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极度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