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号小山）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郑小山于正月二十八日出来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干礼水礼一概不收，一清彻骨。小钦差程仪则已收去（每人五百耳）。”“干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国藩说他“一清彻骨”。不过他的主要随员，也就是曾国藩说的“小钦差们”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他们每人收了曾国藩奉送的五百两银子。曾国藩在“五百”后面加了个“耳”字，可见用官场惯例衡量，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多。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终于举行。历来考试结束后，地方官场都会致送主考和副主考一笔重重的程仪。曾国藩对当年四川主考任上的收获记忆犹新，这一次他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试结束后，他们在两江收获“公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就是说，江南官场公送了三千两，大家以私人名义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两。“两主考差囊各三竿外，户部例发途费五百亦在此支领，一切均从其厚”。
“炭敬”、“程仪”是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奏命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认为仍然不厚。
天津教案后，他又收到回任两江总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启程入都，陛见后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这一次，仍然需要送“别敬”。在进京前，曾国藩这样计划：“拟于（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须出京。别敬不能速送，只好与诸公订定出京后补送，或腊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万金，大抵须用去八九千。”
后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九年冬在京用去万馀金”，可见这一次送“别敬”又花掉一万多两白银。
五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多少而定。
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今天“跑部钱进”亦是官场潜规则，不过，钱多花在高级官员身上，而传统时代，“部费”却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这也有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书吏们没有工资，专靠这项灰色收入谋生。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部核，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馀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六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国藩花费了两万两。除了一万四千两别敬，“合之捐款及杂费凡万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余金，再带二千余金赴官，共用二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馀金”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二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馀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也就是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同治三年他送乡试主考的钱，以及同治九年送给“小钦差”的“程仪”，也应该出自这里。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代曾纪泽说：“吾之银存于雨亭署内（即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处）者，系养廉（已有万八千馀），尔尽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可见，曾国藩家人进京的路费是动用养廉，而不是小金库的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国藩是怎么区别“陋规”与“养廉”的用途的。“因公”而产生的官场应酬出自“小金库”。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馈赠亲朋好友的钱则出自养廉。方宗诚的总结大抵合乎事实：“两江总督廉俸之外，又有办公费（即‘小金库’），每岁万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馈遗亲戚故旧，皆取诸廉俸，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
“小金库”加“养廉银”，这就是曾国藩在两江的个人财政来源。到了直隶后，来源结构也大抵相当，只不过“缉私经费”换成了“盐规”。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在信中对儿子谈及个人支出的打算：“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大约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
七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馀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散掉”的处理方案：“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呆了不到两年，回任两江时，他发现自己积攒了“俸馀三万金上下”。这笔钱他一部分要带进京中作为“别敬”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比如在直隶总督陋规项下，还有一项没花掉的钱，叫“盐吏占费”，大约一千多两，他也不打算纳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样以散钱为处理之法：“盐吏占费将馀千金，余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婴堂，馀分给诸人（五巡捕各五十，内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仆婢酌分）。”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像每个帝国地方官员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
曾国藩对旧人极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难后，他的妻子没有依靠，曾国藩把她接到安庆供养，并且请教师教其子。沈衍庆本来与曾国藩素昧平生，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家寄钱。周成是曾国藩下属忠义局的工作人员，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并且承担起了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做这些事，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那封信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累了。
八
如前所述，对于自己身后的打算，曾国藩早有打算。他说，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多两养廉银，“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
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后来连办他的丧事都不充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原来是突发脑溢血，一个小时之后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曾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留下家产如此之少，“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之而共信之”。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所以，“此次大事，所费不訾，受赙与否，知吾侄必有至当之衡。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军门之类，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当以类推之”。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如果想要儿孙发财，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据曾氏后人讲：“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蔬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选自《书屋》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