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
出发去干校的那一天，父亲瞒着所有的人来幼儿园看我。我们之间隔着幼儿园大门的栏杆。我仍然记得他头上草帽的形状以及帽檐在他肩部留下的阴影。他说我们很久不能见面了，因为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他的语气触动了南方夏日的天气，正午的阳光突然显得更加晃眼。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没有问他“很远”有多远。
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记忆。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恐惧。
四个月之后，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祖国迎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有理由和责任对七十年代第一篇元旦社论中的这个形容词提出质疑。他们很容易在字典里找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其他选择。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它与一个年代的相处只有一次。那是无法选择，无法替换的“一次”。
站在七十年代的入口，我只是一个将近六岁的孩子。沙漠还在延伸，黑夜还在继续，但这就是我的必经之路。我必须走进这个年代，将它当成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师。我所有的感官都将由它启蒙。我全部的梦想都将从它发源。在它的出口，我骨骼的发育将接近尾声，而“死亡”和“语言”这两颗种子将在我“灵魂的深处”萌动，渴望着以文学的名义在随后的年代开花结果。
我错过了1970年春天北京的枪声。《出身论》作者的名字以及他不可能与身体一起被消灭的思想十年之后才惊动我的听觉。这种错过是那个年代的常规，那种政治的专利，与北京和我居住的城市之间的距离没有关系。事实上，地理的距离在七十年代一开始就已经不再是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向大门紧闭的中国炫耀了它创造的奇迹：就在北京经典的枪声响过之后的第五十天，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天籁之音：So—So—La—Re，Do—Do—La—Re……这是七十年代最世俗的乐曲，但是这一次，它来自神秘莫测的天外，来自一颗仅重173公斤的“星星”。
那颗人造的“星星”就像在今天的卡通片里出没的宠物和怪兽，激起了孩子们无边的想象。夏天的夜晚，家长们将竹板搬到了我们那一排平房前的空地上。孩子们乘机开始了一场视力和听力的角逐。我从来没有用肉眼看见过那颗“星星”，也没有直接（不经过收音机）听到过那划破夜空的乐曲。但是，有两个孩子却听到和看到了。他们在我耳边哼唱起他们直接听到的旋律，同时指着夜空说：“就在那里，动的那一颗，像流星一样。”我有点自卑，也有点嫉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年纪相近的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感觉得到的奇迹。
好在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奇迹。它出现在随处可见的宣传画上。它惊心动魄的形状让我着迷。这已经不是从中国的沙漠上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但这是进入我记忆中的第一朵。它阴森森的美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总是提醒我不要去碰路边的蘑菇，而我又隐隐约约听说过家族里曾经有人死于蘑菇中毒。这从飞机空投下的氢弹中生长出来的“蘑菇”是不是也会有毒？它的毒性会有多么剧烈？
像所有身心健康的男孩一样，我对武器充满了敬意。在我出生那一年，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和我三岁那年成功爆炸的氢弹，早已经是我和邻居的孩子们游戏时使用的常规武器。我们有许多次关于原子弹更厉害还是氢弹更厉害的争论（当然，解决那种争论的最后方式通常是原始的拳打脚踢）。为了游戏能够不断地“升级”，我们总是盼望着新的武器（准确地说，是新武器的名称）。七十年代激烈的军备竞赛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想象。
除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新一次的核试验所带来的技术的奇迹，“远在天边”的奇迹，1970年还为我展示了人的奇迹。那个人用一个瞬间就征服了世界：他纵身一跃，创造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而且对我来说，这还是“近在眼前”的奇迹，因为那个世界纪录就诞生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它所克服的地心引力每天都在精确地作用于我自己的身体。刹那之间，“2米29”侵入了我们全部的生存空间。我们在餐桌旁谈论它，我们在厕所里谈论它。在我们拥有了卫星的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明星”，因为一个瞬间而耀眼的明星。它对感官的冲击不亚于沙漠里升起的蘑菇云。
除了这些属于“我们”的奇迹，1970年还带来了只属于我自己的奇迹。它比那个世界纪录离我更近。它隐藏在湖南长沙第四中学（历史上著名的周南女中）校园东北角那一排平房中间九平米大的一个房间里，隐藏在房间里的那张属于校产的书桌里，隐藏在书桌左侧最下方的抽屉里。
周南女中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过杰出贡献。它的学生名册提供了中国现代史知识竞赛的一些标准答案（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在七十年代，那其中的不少名字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光彩，而且，学校的大门已经为另外那“半边天”打开，我们这些生活于校园里的孩子们不会因为它显赫的历史而自豪。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它正在轰轰烈烈地经历着的现实。我们有自己的世界。它就在与我们那一排平房相连的一条绵延曲折的长廊的尽头。那是我们的“五星花园”。那里有兰花，有蝴蝶，有层出不穷的树丛。穿过长廊两侧贴满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我们进入我们的童话世界。我们在那里游戏、吹嘘、争吵、打闹。我们在那里扔下过无数的原子弹和氢弹，但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我们还在那里埋下过许多的西瓜籽，但从来没有看见过梦想的结果。
很多时候，去参加政治学习的母亲并不想让我们如此散漫。她将我和姐姐锁在九平米的房间里。窗外就是街道，我不仅经常能够听到百姓的摩擦，偶尔还能够听到革命的风暴。可是这些都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经常会觉得百无聊赖。有一天，我觉得无聊透顶，开始翻箱倒柜。在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在一大堆文件和报纸的下面，我翻出了一本名为《革命烈士诗抄》的书。这书名中的“革命烈士”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但是，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诗集：“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姐姐随意地翻动着诗集。突然，我们的视线被两行诗抓住了：
在埋葬我骨骼的大地上，
将有爱情的花儿开放。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自己能够独立地认全诗行里的这些字，但是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两行诗（以及诗人的名字）。这是一次意外的阅读，还是一次宿命的阅读？这是沙漠和黑夜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电闪雷鸣的瞬间，爱情在死亡和诗歌的陪伴下进入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次诗歌体验，也是我的第一次死亡体验和第一次爱情体验。
像马雅可夫斯基最后的爱情体验一样，这第一次漂进我生活之中的“爱情的小舟”也注定要撞上“现实的礁石”。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向母亲炫耀下午的发现，得意地朗诵出了那两行诗。我以为我的朗诵会得到母亲的赞赏。可是，我错了。母亲只是惊了一下，然后很冷静地看了我一眼。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那本书就不见了。而且，它永远都不见了。
这是七十年代的中国为我的一生独创的奇迹。
我出生在4月。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4月的残忍。那一年的教育革命将小学的入学时间提前到了春季。而1971年3月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够法定的入学年龄。母亲不愿意继续将我锁在家里，哪怕抽屉里已经不再隐藏着爱情的秘密。于是，我被送到了在宁乡县城教小学的小姨家去发蒙。一个刚刚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又要开始习惯没有母亲的生活。
我的小姨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家长，我的学习既是崇高的义务又是平实的家务。而且，我的新家就在教室的后面，饮食起居和遣词造句仅一墙之隔。我听话又上进，本来可以让我的小姨非常省心。但是，我还有让“生活来源于艺术”的癖好，弄巧没有成拙，却闯下大祸。有一天晚餐嚼饭时我嚼到了一颗小石头。夸张地将石头吐掉后，我模仿《红灯记》里的交通员，重复了他那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的小姨没有为我鼓掌，而是狠狠地给了我两个巴掌。是啊，那是“伟大的”七十年代，我怎么可以借用艺术的形式说：“呸，呸，这是什么世道！”
语文课本前面的三课都是“万岁万万岁”，数学课本从头到尾都只有简单的算术。我的书包太轻，我有太多的业余时间，我迫切的需要是“加”负，而不是减负。好在“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我无数次进入，从那里取得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重于泰山，轻如鸿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无价之宝。我成为了“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这种背诵巩固了母语的深层结构，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同时，它又满足了我本能的表现欲。
宁乡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交界，却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家乡。不过，我周围的人对此都讳莫如深。在比赛点数宁乡的名人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愚蠢到用那块土地上出产的最有名的人物来充数。最有名的宁乡人在离七十年代还有50天的时候撒手人寰。
我没有因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对宁乡另眼相看。宁乡是我母亲的家乡。这意味着我发蒙的地方与我发源的一端相重叠。而更重要的是，从我名字中穿过的河流也正好从宁乡县城经过。每次从沩水桥上走过，我都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我自豪自己的名字里携带着一个具体的生命。
1971年的启蒙让我第一次尝试了“移民”的滋味。“移民”的经历总是会引起“家园”观念的松动，同时让语言变成政治。夏天回到长沙的时候，我被马路的宽度和车辆的速度惊呆了。同时，我也发现母亲和姐姐就像那九平米大的房间一样陌生。而我的宁乡口音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笑声。生来第一次，“回家”让我感到羞愧和迷惘。
我已经很难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哪怕口音很快被扭转了过来，哪怕陌生的感觉被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稀释。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棕色封面的笔记本，那里面存放着我感兴趣的名言和知识。像上进的美国孩子记得从华盛顿以来的美国总统一样，我记得从陈独秀以来的“党的九次路线斗争”中的反面人物。笔记本里有专门的一页按次序整齐地排列着这九次路线斗争。那一页下面的空白让我对历史充满了警觉和期待。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去市里听中央文件的传达，而我所在的长征小学也停了课。我捧着一本连环画在周南中学门外的北正街上边走边读。那是一本我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关于英雄戴碧蓉的连环画。在北正街粮店的门口，我被班上个子最高、成绩最差的那个女同学叫住了。她指着我正翻开的那一页上的“副统帅”说：“你怎么还看他呀？”她对“他”的那种不恭敬令我大吃一惊。我问她为什么不能看“他”。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母亲是不是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去了。我说是的。她得意地笑了笑，指着连环画说：“中央文件就是说他的。他现在是坏人了。”
我急冲冲地跑回家，极度恐惧地等我母亲回来。那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次等待。
母亲凝重的表情证实了事态的严峻。她马上带我去食堂买饭。她走得很快，我端着饭盆费劲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路上，我问了她许多问题，她一个也没有认真回答。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又好像还在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心动魄：好人变成坏人，天上掉到地上。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好人，更不是一般的坏人。尽管从后来的罪证材料里，我得知“好”其实是装出来的，坏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坏人，在那个恐怖的中午，我还是被“好人变坏人”的辩证逻辑所震撼。极度的恐惧将我的苦思冥想延伸到深夜。我在想，如果那“三叉戟”没有掉下来，苏修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全部的军事机密，包括我们所有防空洞的位置。我们怎么办？我还不停地想象身体从空中坠落特别是触地时的感觉。
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飞机失事”。它让我至今对飞行还心存余悸。
几天之后，我在笔记本里关于路线斗争的那一页加上了一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的路线斗争”。而且在当时，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者身体的下落公诸于众：“粉身碎骨”让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
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在将近八岁的时候（1971年底）写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信。我已经不记得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我记得它写在红色方格的稿纸上，写了整整一页。我的这第一封信只是母亲写给父亲的信的附件。寒假期间，母亲将带我们去干校探望父亲。她在信里告诉了父亲我们具体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旅行。我们在衡山车站下车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母亲带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家旅馆过夜。旅馆的房间与幼儿园的房间相似，有很多的铺位，有很高的屋顶。那天晚上，房间里没有其他的住客。母亲得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对我们施行熟悉的卫生管制。在睡觉前，我们必须洗脚、洗脸、洗屁股。“个人卫生”似乎是七十年代幸存的“私人空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踏着积雪去长途汽车站。路过县城最大的供销社时，母亲带我们进去。我照例直接跑到了卖图书的柜台前。我注意到了一本题为《我要读书》的连环画（根据高玉宝的著名故事改编）。我想要那本书，但是我拘谨地说：“不买也没有关系。”母亲给我买了那本书。她没收过我读的书，却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买书的要求。这次与旅行相关的购买是我的一个怪癖的源头。从此，在过过夜的每一座城市，我都会买一本书。我用书籍来标记异乡的黑暗。
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在一个名为“草市”的小镇停下。父亲已经在车站等待。然后，他带我们去一家饭铺吃饭。从小镇狭窄的巷道穿过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景象惊动了我：小镇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摆放着一口甚至几口棺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棺材，而且是木质的用来土葬的棺材，真正的棺材。我们曾经在“五星花园”里进行过关于火葬和土葬的争论。我们都知道土葬是必须革除的封建旧习，可是我们又都觉得火葬不堪忍受，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看到小镇的居民们若无其事地在棺材旁聊天、吃饭，我感到极度的困惑和不安。与死亡相伴的小镇生活给我这第一次长途旅行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