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3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钟后，这个士兵自行归队，但日军大队长一木仍下达命令，攻击宛平城。日本驻华北总领事森岛守人在他的回忆录《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里描述了七七事变当天的情形：“据事后判明，该名士兵只不过是出自生理上的要求而离开了队伍片刻，但是部队却仍提出了要开进宛平县城搜寻的要求。当地驻军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的要求等，实在是一种轻率的行为。”
074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历史和哲学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记忆力超乎常人，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即使每天工作到深夜都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高层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对中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送给了他几本哲学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像获得珍宝一样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阅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不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歌德、黑格尔、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常常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到华南山林中做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075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正在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当时，我很好奇。有一次我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也这样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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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8日，伦敦通电：“上海战区，华军猛烈抵抗，并能按预定的计划作有秩序的撤退至业经布置妥当之防线，令世人感到钦佩。”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表社论：“华军之英勇抵抗使得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主要目的。这两次中日大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华军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须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的顽强奋战，对于整个中国的战事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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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8日伦敦路透社电讯：“淞沪战事，在世界各地都好评如潮，本社对于此次作战，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继谓日军欲使华军有计划退却变为总溃散，殆将感力尽精疲之苦。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日军纵谓杀死华兵甚多，纵谓上海战事此后不必再延长，然实则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战，证明中国的军队如钢铁长城一般，兵力绝非薄弱之辈。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目前，华军武装未齐备，训练也未足，虽如此，他们仍能以他们的方式抵抗先进的现代化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种精神将在各处发生影响。 ”
078
1937年11月28日，路透社伦敦电讯：“中国军人在沪与敌的浴血奋战，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最英勇光荣的一页。沪地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势之坚决立场，各国有较中国所有更强之武器，力能发起对日之国际抵制，此举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弃侵略之狂暴行为。”
079
重庆美国新闻处秘书史蒂芬通过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接触并进行采访，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印象发回美国国内：“很幸运，我有不少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并和他们交谈。我和他们一起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周恩来将军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尤其是他那双深炯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寻常。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还有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讲话的语速不是很快，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很热情地欢迎我，并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
080
1937年底，王公达（乔治·KTWang）加入美籍后，受美国合众社派遣，作为随军记者返回中国，遍赴抗日各战区深入采访。1938年2月，王公达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其间，他向毛泽东提出了9个问题：包括国共合作的前景、第八路军的战况、中国抗战的力量、中国抗战的前途、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打算、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的内涵、对目前中央政府的态度、对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领导情况和对美国的感想。毛泽东针对他的问题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背景和战争的进程，指出“日本的弱点逐渐暴露了出来，中国的力量则逐渐加强起来，日本必将走上完全崩溃之途”。最后，毛泽东对抗战形势作了异常清醒而又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所以，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
081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声讨蒋介石，宋子文为了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在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在声明中，宋子文明确提出：“起初我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的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如今同盟已逐渐成为国内政党的工作，现在它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报纸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字，我很遗憾，我必须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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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这样写道：“蒋夫人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她丈夫的妻子；我们看见的是一位才华横溢、诡计多端、故意迷惑人而非常勇敢，但又十分腐败的变色龙一般的女人。她十分清楚自己身上的每一个优点，并使用得恰到好处。她是蒋介石与美国人耍手腕的主要工具。蒋介石和宋美龄向来是很会伪装的，但骗不了杜鲁门的眼睛，他十分鄙视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一次，杜鲁门对他的传记作者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以及宋氏家族都是小偷，每一个人都是。蒋介石将我给他们的350亿美元中的75亿据为己有。’”
083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姊妹”从香港联袂飞往战时首都重庆。这是霭龄、庆龄首次踏足“陪都”，三姊妹一道走访了医院，视察了防空设施、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巡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通过美国NBC广播网全面向美国现场转播她们的演讲。宋庆龄在演讲中说：“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宋霭龄说：“中国各将领间，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同时，非常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关注与支持”。宋美龄则巧妙地说：“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也希望得到公平的对待。中国人民为了正义，更为了不当亡国奴，已经经过了近三年的流血奋战，表达了中国人齐心协力，坚决抵抗强敌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