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说袁世凯是新旧思想的混合体：“他妻妾成群，仅儿子就有十七个。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另一方面，他沿着日本的路子向西方学习进行官方改革，这一巨大的功绩让他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还专门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英美国家去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他的这点做派很像是从李鸿章那里借鉴来的。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025
1909年，天津时闻报馆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著作《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的谋略，实在是令人可惊又可畏，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是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的外交，的确有彪悍的手腕。”
026
1910年，美国《纽约日报》刊登了美国学者百森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1908年，满清皇室承诺成立代议制政府，他们保证在数年后建立代议制政府。1910年10月，清廷组建了资政院，但它的实质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后来，人民极力要求成立真正的国会。这突如其来的请愿对清国皇室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们以各种理由搪塞和回避人民的这类请愿，由此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爆发后，举国各省市纷纷响应，起义军每到一地都势如破竹，这足以表明大清帝国孱弱不堪，已趋于瓦解的边缘，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027
1911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时局：“倘若不出现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将众望所归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接着，该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
028
1911年11月13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在给驻华公使馆代办的一封信中说：“伍廷芳（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加入革命运动的消息将会得到外国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办事稳重，且有见识，他对西方世界各种现代机构的深刻了解均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保证。这是一个有能力胜任他所接受的职务的再好不过的人选。”
029
1911年11月13日，在美国，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伍廷芳身上。卡耐基先生祝贺革命党人所取得的成就，而伍廷芳在写给卡耐基的公开信中说：“我们感谢您。我们为自由和获得一个好政府而奋斗。请您请求贵国政府承认我们。”卡耐基回电如下：“我国肯定是首批欢迎一个兄弟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030
1911年11月18日，英国《星球报》刊登了满人统治中国的历史简介，文章中这样报道：“自1900年以后，皇室成员总是与各种危机相关联，似乎一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担心，如今的清皇室是否还有能力处理危机，并且让自己生存下去。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外界对皇室的信心日渐减少的一种证明。”
031
1911年11月13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向外务大臣内田汇报说：“伍廷芳态度颇为傲慢，讲起话来更是喋喋不休，让人甚是讨厌。伍廷芳之态度已使各国领事产生不少恶感。”次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写信给外交大臣格雷就说：“伍廷芳秉性难移，还爱出风头，简直就是在香港当过律师的饶舌的老家伙。”
032
1911年12月29日，法国的《求精报》发表文章介绍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并刊登了他与欧洲革命同志的合影，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与西方交往颇深的政治人物，他的夫人、子女也在一些画刊上出现；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所参与的一些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活动更是经常性将他带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其实，早在1896年，英国的《图画报》在中国刚刚发生革命时，就预言孙中山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之前孙先生虽辗转国外到处筹钱，但还是没能从外国借到款，这让人们曾一度产生诸多抱怨，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
033
1912年1月5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孙中山在人们心中仍留有非常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好印象到底多少却很难说。根据我的了解，此次他尽管到处游说，但是没借到什么钱。一旦此事被传出去，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
034
1912年1月22日，英国《泰晤士报》的布拉姆给驻华记者莫理循写信声称，“读了伍廷芳在美国的讲话后，我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他‘大叫驴’。”而莫理循回电转述了伍廷芳给英国驻北京武官乔治·柏来乐的印象，“一个纯粹闲扯淡的家伙，不是一个倡导革命的人。”同时，还转述了袁世凯对伍廷芳的评价，袁世凯对莫理循说，伍廷芳是“真正的中国人”。
035
美国外交官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这样写道：“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先生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选袁世凯为新总统；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隆裕太后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2月16日下午3时15分，袁世凯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外务部大楼，让蔡为他剪辫子。袁世凯硕大的头颅一甩，将身后一条长辫子甩到面前。手握着辫稍，他看了好一会儿，这才大声地说：‘把它给我剪了。’就在两天前，蔡廷斡秘书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向《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诉说：‘袁世凯实在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等袁世凯的辫子一掉，他的秘书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蔡告诉他：‘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036
《纽约时报》记者在采访黄炎培后，向《纽约时报》发回电文，文中这样写道：“黄炎培说：‘袁世凯的记性绝好，非一般人能比得上，他从不会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他的精力永远是那么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037
1913年7月，《纽约时报》记者莫里循采访黎元洪后，发回电文：“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口吻藐视，在黎的眼中，孙中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家’。黎元洪这样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中山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经常到处宣讲，所以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038
1916年7月9日，袁世凯总统去世后不久，《纽约时报》的两位美国女记者韦尔和艾玛森采访了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先生，采访后发回电文如下：“伍先生表示，中国下一代人民的思想观念将有巨大改变，并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记者直接问他：‘您什么时候将再次访问美国呢？美国民众非常期待您的到来。’‘嗯，我现在不准备去，但一定会去的。’他神情严肃地回答，‘我告诉所有人，我会活到200岁。嗯，也许150岁更好，因为我希望在200岁前死去。不论怎么样，我都保证将在1959年再去美国。你们可要记住。到时候我能在美国看到你们吗？你们会在纽约、芝加哥还是旧金山呢？’我们调皮地说，会在旧金山码头欢迎他。他听后和善地笑了起来。”
039
1923年10月15日，美国《时代周刊》以《新总统》为题报道了中国的选举：“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在分外严肃的国会大厅里，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街上巡逻的士兵比以往多了一份警觉，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举行过，但出席的国会议员没有达到选举总统法定的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的议员的到来，人数早已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的热烈欢迎。一共有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总统的选举终于在10月5日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场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在提前已收受的每票5000至10000元的贿赂下，议员们都选择了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华民国新总统。曹总督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少性格魅力，缺乏政治才能；更何况他完全被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如果他不是采用贿赂的方式当上了总统，恐怕他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将不会如此重要了。”
040
1923年10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10月10日，早上7时45分，北京的天空一片晴朗，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的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被装点得喜庆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前醒目地站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场面甚是气派。至于民众的反应，各家报社争相报道的也是不尽相同。有的说人民都在热烈欢呼，也有的报道说，没有听到他们的欢呼声。曹锟刚步入总统府，那些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在毕恭毕敬地等候了。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完毕后三鞠躬，退下。
041
美国《纽约时报》于1924年5月15日宣称，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已去世。然而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先生却乘坐火车到达了北京。
042
192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当选美国第31任总统后，曾亲自写信诚邀晚清外交家唐绍仪：“欢迎到美国一游，与旧友重叙和观赏敝国的发展。”1953年，在胡佛出版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唐绍仪，胡佛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深谋远虑，极具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043
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在他的《对华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我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了。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一起用了早餐。他喝酒比以往的时候更加厉害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看上去很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于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北伐军猛攻武昌，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登上武昌城头，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044
1927年1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这样一个细节：“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一张传单，内容是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一组漫画。风格有点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一共是三幅，第一幅画的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第二幅画的是臃肿的约翰牛（指英国人)，穿着硬邦邦的靴子踩在两个中国人的脖子上，两个中国人突然奋力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是，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
045
1927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徐州府，距北京400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随后，在整齐而嘹亮的欢呼声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长得魁梧健壮，特别是身高超过常人，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子，威风八面，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在14个月之前，冯玉祥被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为了保存实力，撤退到了蒙古，在那里安营扎寨。随即，他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还有装备和军火，这让他能够东山再起。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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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作品《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写道：“蒋介石的下野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到1927年的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军事挫折。张宗昌7月25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掉总司令之职，并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令他非常尴尬和恼火，这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之后，在8月13日，蒋发表了引退声明。”
047
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其出版的《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中这样写道：“1928年初春，我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梅特罗波尔’旅馆，她住在鲍罗廷的隔壁房间。鲍罗廷请我陪同宋庆龄观光莫斯科。当我来到她的住所时，见她满脸泪痕。宋庆龄强忍悲切对我表示感谢，请求我改日再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茫然地离开了，只是后来才悟出，我去看她的那天，恰好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3月12日。”
048
1927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见到宋庆龄后，这样赞叹：“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