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新的几天里，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就是和通讯员在化肥厂采访住了一晚，化肥厂地址是在一片稻田中间，晚上有很多蚊子，我们两人住一间房子，里面有两张带蚊帐的单人床。那位通讯员30多岁，过去是名中学教师，因文字功底较好，就借到宣传部搞报道。他话语不多，但脑子好使，对世事挺有点个人看法。白天采访很累，晚上聊天到10点，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醒来，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一种声音传来，我警觉地竖起耳朵来寻找，发现声音来自旁边通讯员的床上。因我有在广播站工作的经验，知道这是收音机里发出的外台的声音。原来通讯员在收外台广播，在这空旷的田野，声音还特别地清晰。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人们的思想还处在正统的观念上，收听“敌台”还是要小心的。我翻了个身，弄出了一点响声，让他知道我醒了，可他还照听不误。过了一会儿，我就说，你听这个，不怕别人知道。他回答，没什么，只是解闷，我也不一定信他们说的。我接着问，你有海外关系？他说，我有亲戚在台湾，但没有联系；我的父亲和叔叔当年都参加过革命队伍，只是行军途中走散了就回到了家乡，要是坚持下来了，说不定也是将军……他这时话多了起来，说着对历史、时事、人生的一些看法。我没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不一会儿，又沉沉地睡着了。
第一次下去采访，历时一星期，只发了一篇稿子，转了许多地方，看了不少遗址，听了不少故事，记了不少笔记。我还专门向主管领导写了思想汇报，觉得收获很大呐！
一个生产队的稿子上了头版头条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高安采访，在下乡的路上，见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有几栋新建的房子，还有几栋正在建。我感到有点新奇，就叫通讯员把车子开过去看看。
这个村子叫冷家生产队。见有记者过来，有人找来生产队长给我们介绍情况。这个生产队共有36户社员，居住条件比较差，大多数是土砖屋。近几年来，由于贯彻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大幅度增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可是，社员住房困难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群众反映说：不缺衣，不缺粮，就缺钱盖新房。为了帮助社员解决住房困难，队委会分析了社员建房的实际困难，一是现金一下子集不到那么多，二是建房的材料短缺。于是研究决定，由集体拿出部分粮食和资金，资助社员建新房。凡需建房的社员，先向队委会写申请，然后由生产队统一规划、统一安排。集体借给建房社员500元现金，补助600斤平价粮。建新房所需砖瓦、石灰、木料，由集体和社员两方面到外地联系，一律由生产队派拖拉机装运，每幢房子收取运费40元。这样一来，大大方便了社员建房。目前，全队有23户写了建房申请，队委会根据这些社员的实际情况，先后安排，计划二三年内全部做完。这个生产队现已建新房8幢，年内还要完成10幢。
我觉得采取集体资助与个人自筹相结合，帮助社员建新房，切实解决社员住房困难，这种办法好。于是，又到建好新房的社员家中和正在建房的工地采访。因要赶到事先安排的点上去，时间匆忙就离开了。也没考虑要发多大的稿子，毕竟是一个小生产队的事情。
回来之后，就冷家生产队建房我写了一篇500多字的消息发到总编室。按以往惯例，在二版综合新闻作为补缺发出来就不错了。说来也巧，发稿的当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电稿《切实解决农民住房问题》，这在当时是个重要的导向问题，有强烈的指导工作意义。夜班老总当即决定放江报头版头条并围框。也是以往惯例，一般重要电稿省报刊登时，都会找地方类似稿件予以配合，就像中央有资金下来地方要有配套资金一样。于是，夜班编辑在见报稿件袋里找，最后只找到我那条小稿子。稿件虽短，但方向符合上级提出的“农民建房应集体资助与个人自筹相结合”方针。这样，我这小稿子就附在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下面。还是以往惯例，头版头条，电稿一般不算，后面的地方稿算头条。这样，一个生产队的小稿子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这是不多见的新闻。
这件事看起来有偶然性在里面，但我感觉，作为一名记者要时时刻刻注意观察，留心身边的人和事，就不会漏掉好新闻。新闻事件有大有小，小中见大也不吝意义深远。
写新闻要有一点长远的眼光
那次到万载县九龙垦殖场采访。据场领导介绍，他们改革传统生产方式，充分利用本地有利条件，大力推广木屑生产香菇的先进技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过去生产香菇是用传统的木头培植的方法，每一立方米木头只能产五六斤香菇。去年他们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用木屑、细糠和琼脂等做原料，压成菇块生长香菇的新技术，启发很大，立即派人去外地学习，回来之后，利用这里伐木厂原来大量倒掉的木屑进行试验，取得成功。他们因陋就简，边干边扩大，共搞了110块菇块，一块菇块可产香菇二三斤。用这种方法一年四季都可生产香菇，而且成本低。过去生产一斤菇成本要13元多，现在只要6元多，扭亏为盈。这里木屑等原料充足，气候湿润温和，生产香菇有广阔的前景，年产量将由过去的1600斤上升到7000斤左右，还为国家节约木材上千多立方米。
改革传统生产方式，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推广先进技术，这当然是好事。于是，我写了一篇小稿子并很快见了报。哪知，在年底报社派人下基层征求办报意见时，九龙垦殖场有人对我那稿子提了意见，说报道木屑生产香菇后，当地木屑没那么多，就人为地去山里锯木头，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垦殖场领导因说了年产量要到7000斤，见了报，怕别人说吹牛皮，也有点硬着头皮干下去。
意见反馈到我这里，我有点紧张，毕竟刚参加工作，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木屑生产香菇这事实没假，年产量数字也是场领导提供的，可结局却是好事变尴尬事。事出有因，我的稿件没有失实，报社领导并没有批评我。但我从自身来反思，感到自己有不足之处，需今后引起注意。一是“这里木屑等原料充足”，要问“充足”在什么地方，怎样保证原料供应；二是年产量的数字，没完成尽量不要写得太具体。写新闻时，记者不能别人说什么就写什么，要作具体分析，要有鉴别能力，对事情要想得长远一些，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否则就会带来遗憾。
当记者有时是要受点委屈的
这是一件多年来我都为之烦恼的事。
一位专家、也是宣传口的领导亲自执笔组织创作了一部新编大型历史剧，在南昌参加某研究会学术讨论会暨年会的专家、学者观看了演出，省主要领导也到场观看。在这之前，宣传口的领导通过报社领导，要我这“娱记”到他办公室谈了半天他创作这作品的过程，讲了省领导怎么重视，作品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目的就是要我做好宣传工作。我只是一名小兵，我只能按报社领导的要求，做好本职工作，写好我的新闻稿。演出的当天晚上，我忙到10点多钟，交稿到夜班，部主任审完稿，再交当班老总通过，我就回家了。哪知，刚躺下，夜班就来电话，要我去改稿，估计是宣传口的那领导有什么意见过来。我按照部主任、夜班领导的意见改了稿，到零点过后才完成任务。
第二天，翻开报纸，见我的那篇消息在一版右下方。我发现，我原稿写了600多字，见报时只有300字；原来稿件挂了部主任的名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就听说宣传口的那领导对此报道有意见。有人就告诉我，这是因为省领导对此剧宣传有不同看法，才会出现这种低调处理情况，你是无辜的。但那领导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不好说别人，只好怪你，你最好去那领导那里解释一下。我说，我怎么解释，又怎么解释得清楚。我没去。
以后，因工作关系，我时常碰到宣传口的那领导，他总是很冷淡的表情。我有点无奈。心想，这能怪我吗？为打破僵局，我又写了一篇那新编大型历史剧的消息，投到《戏剧电影报》并刊登了。之后，在一次表彰会上，我见那领导在主席台上，就上去告诉他《戏剧电影报》刊登的消息。他一听是国家级报纸的报道，脸上有了点笑容，哼哈了几句。现场很嘈杂，众目睽睽，我也不知他说了什么，拔腿就下来。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当记者有时是要受点委屈的，但胸怀要坦荡大度。因为新闻里面有政治、有斗争、有幕后、有学问，局外人是看不明白说不清楚的。
文学，让新闻特写更有文采
新闻特写是报纸上常见的一种新闻体裁，时间性强，反映快捷，有感染力。因为是特写镜头，可集中在一点上描写，这就为讲究文字技巧的文学提供了方便。
我的一篇《小镇流彩》注意了以色彩来做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9月，流彩的季节。
宁都县黄陂乡曾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之一，是有名的“黄陂大捷”故地。当年这个乡有3000多名好儿女参加红军，那热闹的欢送场景，使沉寂的圩镇焕发出绚丽的色彩。
9月9日，我们在这里却感受到另一种绚丽的色彩。
这另一种绚丽的色彩就是商品流通。
上午10时，正是赶圩最热闹的时候，圩场上人山人海，沸沸扬扬。这里是周围5个乡的交通、经济中心。赶圩的有本县人，还有永丰、兴国、宜黄等县的人，日人流量达两万人，商品成交额10万元。单猪肉一圩就可销上百头。
我记叙了在农贸市场的见闻。
在家禽市场，我们遇见大桥坝村的黄恒生。他告诉我们：今年他家养了80只鸭，年收入嘛，他拍了拍挂在脖子上装钱的人造革包，笑而不语。
我们指着他脚边装鸭的两个大笼子问：“这么多能卖得掉？”
“这还算多？”他指着身边的几十只鸭笼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们村的。今年全村三十几户每户养鸭都在五六十只。
我描写了和农民交谈的情景。
由于商品流通活，这里已出现了草席、鞭炮、粉条等各种专业村，全乡每户平均养猪3.75头，鸡鸭鹅饲养量达16万羽。1至8月，全乡完成税收已占全年的87%。
在所见所闻的基础上我作了归纳。最后结尾：
秋阳艳艳，我们站在黄陂河桥上，俯视圩场那闪动变幻的绚丽色彩，仿佛觉得，这色彩的原色来自历史的深处，不断融入新时代那灿烂光华，流向更美好的未来……
全文做到了以现场说话，场面集中，并首尾呼应。以色彩来显文采，把历史深处的红色和现代商品流通的绿色相连，使文章有了厚重感，让读者对老区变化有了新的感受。
言论是新闻的高端产品，莫轻易下笔
写报纸上的言论文章是件难事，尽管我的处女作体裁就是“文艺评论”，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刚刚创刊的《江西文艺》上发表的。我进省报工作后，写言论从不敢轻易下笔。那天，不知自己是哪根神经起了作用，写了一篇言论文章，内容是希望领导多深入基层现场拍板解决问题。文中提到：现场拍板就是干实事，不是做表面文章。领导到现场，处理问题有的放矢，不是“空对空”，没有花架子可做，没有“皮球”可踢。现场解决问题，有利于铲平文山，填平会海，杜绝拖拉、扯皮、推诿的现象。现场拍板意味着领导作风的转变，有敢于负责、勇于进取的精神，有利于及时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多干实事，把工作做到基层去、做到群众中去。
文章送审时，社领导说，文章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有新意，可发，只是题目《现场拍板要有真功夫》力度不大。改了一个更鲜明的题目《提倡现场拍板》。文章近千字，在一版发表后，有点反响，在社内有点议论纷纷，有人持不同观点。就在我的文章发了不到一星期，同样在一版发了我们报社同事的一篇言论《也谈现场拍板》，文章在肯定现场拍板积极意义之后，笔锋一转，指出，现场拍板容易出现领导拍脑袋轻易作决定的失误，作决定还是要多调查坐下来研究，拍板不宜多在现场。这下好，就“现场拍板”这一命题争鸣起来了，而且是在本报。这是不是领导的意思呐，目的让党报生动活泼起来。紧接着，不几天，又来了一篇《再谈现场拍板》，一时间，我感觉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弄得我进出报社都要低下头。我问社领导，我要不要“应战”，为自己“正名”，社领导笑笑，说，没事，谁也没错。看，领导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争鸣很快就结束了。打那以后，我更畏写言论。不过，我对有新观点的言论文章还是喜欢看。言论要点犀利，要点锋芒，也要注意不能以偏概全，走极端。总之，言论是新闻的高端产品，必不可少，应当容许适当范围内讨论，天塌不下来。
新闻工作者要善于交朋友
20多年前，我到井冈山采访，宣传部的同志给我介绍情况，说井冈山博物馆有位老同志叫毛秉华，长期坚持义务宣传井冈山精神，值得宣传。我随后接触交谈并了解到，此人真的不错，事迹突出，精神可嘉。但也有人对他有看法，主要是讲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人无完人，更无圣人，何况在那动乱的年代，谁能保证不犯点错。我开始谨慎地对毛秉华义务宣传井冈山精神进行报道，随着对井冈山精神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我也加大了对毛秉华宣传的力度，发了专访、通讯、报告文学。一段时间，我甚至成了毛秉华的“经纪人”，省报有重要宣传策划，要介绍毛秉华就让我来完成；有新闻单位的人上井冈山采访毛秉华，就问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我们成了忘年之交，经常有信件、电话来往。我每次上井冈山，哪怕再忙，都会和毛秉华见面交谈；他有什么困难包括工作上遇到的烦心事也会找我交流。我们从工作关系，成为朋友关系，甚至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牵挂，这种感觉挺好。
当记者总是要和不同人物打交道，特别是和先进人物交往，这对记者有好处。我们可以从先进人物身上学习到许多好的东西，同样，先进人物也可以从记者这里得到鼓励、鞭策，以利于自己的成长和完美。有的记者把采访先进人物仅仅当成单纯的工作任务，完成任务后就算了。有的记者就会把自己报道过的先进人物当作自己平时的联系对象，进行追踪式报道。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个好典型的宣传也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塑造”成功的。我们不能说每个记者报道过的先进人物能长年先进下去，但对先进典型进行关注，尽力去“帮助”他们，这也是记者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最少是工作的一种需要。如先进人物能在记者的关心下，一直“红”下去，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光荣。记者人生中多几个这样的“先进”朋友不也值得骄傲吗！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就有这样的几个好典型、好朋友，除毛秉华外，如医疗界易为民、戏剧界涂玲慧、教育界涂赞珠、商业界熊林根、企业界刘浩元等。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好思想、好作风和好品德，还有友谊、信任和智慧。
宣传报道中快与慢的节奏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