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一段时间后，何淑英又生了孩子，她和丁大发的工作、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夫妻俩一商量，还是给凯丰写信，要求来沈阳，跟着凯丰一起工作和生活。他们想得到父亲的关照。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凯丰给何淑英回了信：
淑英：
信收到。带着两个小孩，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你和丁大发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不必来我这里，我很快也要离开沈阳。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问好。
凯丰调到中宣部后，一九五四年的秋天何淑英去过一次北京。
现在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深居中南海中央机关的凯丰，在女儿离京返家时，打发的竟是两件这样的东西。
那天，他把女儿带到卧房，打开那只唯一的白皮木箱，翻了半天，只翻出两件衣服，一件是中山装，一件毛线衣。毛线衣的袖口和肘部都烂了，边也散了，稀稀杂杂的。中山装的领子和袖口都磨烂了，肘部还打了补丁。凯丰把衣服装进女儿的行李袋，不无愧疚地说：“淑英，爸爸没有钱，只能把两件好点的衣服送你，你能穿就穿，不能穿就给大发穿吧。”
今天，当何淑英向人讲起五十多年前父亲打发她的两件衣服时，眼中饱含泪水，脸上露出十分苦涩的笑容。何淑英说：“我爸爸没有钱，很穷很穷，那时的中央领导人都这样。父亲的警卫员于珍带我去习仲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家串门时，我看到他们都跟父亲一样，穿得非常朴素，吃得非常简单。他们一天到晚忙工作，家里的事根本顾不过来。他们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压着补丁。”
何淑英没有虚夸，从凯丰给家人的几封回信中，今天我们还可见一斑。
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他给何淑英回信：
淑英：
小孩病得这样厉害，是什么病？是否是出疹子？是否是肺炎？如果是出疹子或转为肺炎则宜注射青霉素。兹寄给伍拾万（相当于现在五十元人民币）元，给小孩治病用。问好。父。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给何淑英、丁大发回信：
淑英、大发：
信收到，知你们进步非常高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非常好，必须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淑英还是要继续学习，最好也能参加业余中学学习。两个小弟都好，也在念书，现在放寒假，都在家里。你姐姐也有信来，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上次寄了点（钱）给她。你们要的书先寄一、二卷，三、四卷以后寄给你们。问好。父。
四十三、功记人民心中
一九五四年底，过度劳累使得凯丰病情加重，再也无法工作，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档案记载，凯丰“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一九四八年肺病大发，大口吐血”。
一直陪伴凯丰检查身体的董连璧说：“凯丰同志除肺病、肠胃病外，这次确诊为肝癌，以前给他治过病的医院都误诊了，认为他是肝硬化，其实是肝癌晚期。”
由此可见，凯丰全身都是病。
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叹地说：“经常看见凯丰皱着眉头，捂着腹部，但从来没有听见他呻吟，真不知他是以什么力量支撑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住院期间，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周扬等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并对他的治疗方案给予了特别关照。
但是，凯丰病至晚期，最好的医药也无法让他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赵淑璧是位一诺千金的女性，跟凯丰结婚三年，一直担负着妻子和护士的双重责任。她对凯丰的工作、家事和病重期间的护理，付出了一位妻子全部的爱。
在凯丰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赵淑璧一直守在他身边，以泪洗面。于珍回忆说：“最后几天，凯丰不说一句话，赵淑璧也不说话，两人互相看着，像在用眼睛交流着内心的痛苦和不舍。”
凯丰辞世之前，嘱咐赵淑璧说：“淑璧，我一生无憾，唯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何明才十二岁，何亮才十岁。他们的亲生母亲患了疯病，希望你能像他们的亲生母亲一样，多耐一点烦，多尽一点心，把他们抚养成人。”
赵淑璧连连点头，悲痛欲绝地一再表示说：“他爸，我一定看护好咱家的孩子，保证把他们抚养成人，你放心吧，啊？”
赵淑璧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凯丰逝世后，才二十五岁的她一直未改嫁。她把何明、何亮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疼爱备至。在中宣部的关怀下，在往后的二十年里，她将自己有限的工资节省着用，不但供他们上学，抚养他们成人，还牵肠挂肚着他们上山下乡的生活，为他们后来回北京找关系、跑工作，张罗着为他们娶亲。在他们生了孩子之后，还为他们看护孩子。何明、何亮成家立业后，她才找了一位老伴，与何明、何亮分开生活。何明清、何淑英去北京时，赵淑璧献出了一位母亲的最大爱意。至今，何淑英和女儿一说起赵淑璧，依旧心存感恩之情。并说在漫长的岁月里，赵淑璧过得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
二○○七年初冬，笔者采访这位老母亲时，她声情并茂地说：“凯丰是老一辈杰出的领导人，也是我的丈夫。我没有忘记凯丰临终前的嘱托。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恪守贤妻良母的古训，为何明、何亮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我无愧于凯丰，无愧于他们的孩子。我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我扶养革命后代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凯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爱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并肩战斗的战友、相依相伴的夫人，以及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北京医院悄然逝世，年仅四十九岁。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凯丰的去世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发布了讣告。讣告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因病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十二点五十五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凯丰同志的灵柩停在北京沙滩松府夹道十号（原来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定于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举行吊唁，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开追悼大会，十一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公告了凯丰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追悼大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中共中央还公告了凯丰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邓小平
副主任委员：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彭德怀、林彪、张闻天、章汉夫、郭沫若、吴冷西、张天翼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在凯丰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块纪念文章，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纪念文章说：
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凯丰同志在三十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凯丰同志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同志还为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
凯丰同志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
今天我们纪念凯丰同志，最主要的是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
这篇纪念文章对凯丰同志所给予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二○○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来到国防大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学校建校八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在看望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时期的老同志、老教员和学校历届领导时，胡锦涛打着拍子，带领大家一起唱起了凯丰作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二○○九年十月一日，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旋律，雄壮嘹亮地响彻耸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天安门广场上。
这是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对凯丰所写歌曲的又一次肯定和赞扬。
当年，凯丰将他的战友和同志称之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而他自己，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杰出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