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宣传部三位同志在忙着发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叫《宣传指南》。这是凯丰根据整风运动的需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加班加点赶写出来的。
凯丰觉得军服风纪扣有些紧，加上走进会场后，人气很旺，并不觉得冷，他解开风纪扣，清了下嗓子说：“同志们，一个星期前，也就是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那个报告，等于宣布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八日，我们还得请毛泽东同志作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连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是指导我们进行整风的重要文件，请大家认真做好笔记……下面欢迎泽东同志给我们作报告。”
在与会者的掌声中，毛泽东拿着一沓讲稿走上讲台。
凯丰将讲台后的那把木椅子送到毛泽东的身子后面，小声说：“请坐吧。”
毛泽东笑着向凯丰点了点头，以示谢意。坐定之后，他点燃一支烟，将启封的那盒烟连同火柴丢到讲台上，用手在上面点了点说：“哪个同志想吃烟，就到我的烟盒里来拿。我这个人不怕烟熏，不怕火烤，地道一个湖南蛮子啊。”
“哈……”会场里响起了开心的笑声。
毛泽东向大家摇了摇手，开始他的报告：“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者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举了八大罪状后，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对凯丰组织宣传部编写的《宣传指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了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几条来说一说。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写小说。’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那天，凯丰坐在听众中间，认真听了毛泽东作这场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连同二月一日那场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凯丰由衷地赞叹和佩服毛泽东，赞叹和佩服毛泽东在报告中言语的生动活泼，道理的深入浅出，逻辑的严谨缜密。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爆出一阵阵掌声。笑声和掌声是对毛泽东由衷的赞颂与诚服，是由衷的景仰与拥戴。遵义会议以前，凯丰和苏联回来的同志对毛泽东是那样的不屑一顾，把他看做“山大王”，是那样地认为他不懂马列主义。现在看来，真正无知的是自己，是那些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的同志。凯丰认为，他和那些苏联回来的同志才是幼稚可笑的，才是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在列举党八股的八条罪状时，言简意赅，直指要害。他在列举第二条罪状时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毛泽东报告后，凯丰宣布：延安整风运动现在全面展开。并对如何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如何去掉自己身上的“党八股”，向到会者提了要求。
这次大会之后，凯丰通过认真领会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精神，联系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实际，经深思熟虑后，向中央提出了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的整风建议。这一建议因为概括得准确、全面、切合实际，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认可和批准。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按照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进行的。
“整顿三风”的提法，是凯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大贡献。
中央宣传部在整风全面铺开的阶段中，担负着对整风学习的具体组织和指导、担负着制订学习计划、编印学习文件和进行结业考试等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宣传部在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干部大会。凯丰在会上进行整风学习动员。六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出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万多干部，要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通过激烈的毫不留情又与人为善的思想交锋，经过心灵深处巨大的阵痛，才能卸掉包袱，解放思想，挣脱本本主义的锁链，完成一次思想飞跃和升华。
三月十六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反映党的工作。
四月三日，中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学习文件和学习检查，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二十二个必读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地进行。
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成立了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在成立会上，毛泽东笑着对走进窑洞的凯丰、陈云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嘛。”
六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总学习委员会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三十二、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度把重点投向文学艺术界。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延安因有革命圣地之称的感召，一时间群贤毕至、群星闪耀，文艺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才俊。其中有得到宋庆龄资助、冲破国民党关卡来的作家丁玲；有结伴而行、一个月内冲破四十七道敌人关卡来的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逯斐，画家张仃；有广东渔民之子、作曲家冼星海，留法学生、文学博士陈学昭；有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而来的画家蔡若虹；有背着刚刚出生的小女来的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文学大师茅盾，大诗人田间，着名科学家和作家高士其；还有柯仲平、萧三、萧军、公木、朱子奇、魏巍、鲁藜、张季纯等着名人士。这些激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界呈现了一派崭新的面貌。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表现在文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些问题在戏剧舞台上表现尤其突出。文艺家导演的戏，大多数是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如中国戏《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钦差大臣》、《带枪的人》、《伪君子》、《悭吝人》、《求婚》等。这些戏对活跃生活、开阔视野当然有益，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尤其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有的演一台戏，得兴师动众，道具要装几汽车，严重脱离延安实际。其次是闭门造车，学用脱节。鲁艺教员周立波回忆当时情景说：“鲁艺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是农民的场院，我们与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一井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和农民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再是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对工农兵不熟，也不了解他们，只好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找朋友。有人主张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更为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领导与下级、长官与伙夫的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导致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结果。比如，被毛泽东诗赞“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丁玲，在描写延安妇女生活的《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她们都得生孩子。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给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是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带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的主义思想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再比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干部描写成“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的人，说“到处乌鸦一般黑”；文章攻击延安的供给制，把党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的文娱活动描绘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毛泽东对此严厉地批评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比丁玲的文章还要厉害，还要恶毒，这是一束什么花？大家可要提高警惕啊！这不是香花，是一株毒草！王实味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哪里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分明是国民党攻击我们的腔调，把延安写得一团漆黑。我们的缺点不是不可以批评嘛，但要看站在哪个立场上讲话？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把“笔杆子”视同“枪杆子”一样重要，决定把延安的文艺风气扭转过来。
那天，毛泽东来到凯丰的窑洞，与他商量解决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思想混乱的问题。毛泽东把一本国民党特务机关编成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放在凯丰面前，指着说：“凯丰同志，看看吧，这就是王实味等人的‘杰作’！”
凯丰拿起小册子，看了下小册子前面加上的编者按。编者按说：“延安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到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毛泽东说：“国民党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来攻击我们。”
凯丰点了点头说：“是啊，我这里就有一本，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在整风运动中，凯丰担负着对中央文委系统和延安学校（中央研究院和鲁迅艺术学院）整风运动具体指导的重担，这时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在总学委副主任康生的指导下，延安批斗王实味的会议不断升级。王实味被开除党籍。丁玲则被撤销《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
凯丰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与毛泽东一道，分别找柯仲平、舒群等文艺家们一一谈话。在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与凯丰印制了请柬，在请柬上共同署名，向在延安的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发出请柬，盛情邀请他们参加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发出的请柬中，共同署名的仅此一次。这些红色的请柬，记录了毛泽东与凯丰作为同志和战友在延安时期亲密无间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