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烈士的身体都被枪弹穿破。他们双脚是烂的，双肩也是烂的。脚烂是因为翻山越岭强行军跑出来的，肩烂是因为中央根据地搬家搬那些笨重机器磨出来的。有的战士的肠子流出体外，仔细看去，里面竟然没有一点食物，有也只是一些青菜。
被鲜血染红的江水中，文件、报纸、公文包、纸币、斗笠、棕衣、草鞋、拐杖顺流而下，这些都是从中央苏区撤离时带出来的。
凯丰行至江心，环视了一遍江面后，立马江心，一动不动。
正在前面指挥部队渡江的罗炳辉，见凯丰立马江心，急得大声催促：“凯丰同志，快走，站在江中非常危险！”
凯丰回答说：“敌人专寻骑马的打。我在这里可以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部队快上岸！”
“不行，快走！”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条皮鞭凶狠地抽在凯丰的坐骑上，战马一惊，奋起四蹄，载着凯丰与警卫员挟风带电般向江对岸冲去。
凯丰回头一望，取代他立在江心的是蔡树藩，那凶狠的一马鞭子，正是出自蔡树藩之手。
江心中，独臂将军蔡树藩的空袖管，正被强劲的西北风扯得旗帜般地挥动着。
九军团渡过湘江的第二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被国民党桂系四十三、四十四师阻于湘江东岸。红军殊死战斗，损失惨重。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壮烈牺牲。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渡湘水抢占西岸时，被敌人围困，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押送途中，陈树湘用手从伤口处拉断肠子，壮烈牺牲。
九军团进抵临江口、木路口一线。总部电令九军团和其他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地域，控制瓜坪以北及地阳坪的西进道路，以掩护后续红军渡江。
渡过湘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不足三万人。尽管九军团不像执行后卫任务的五、三军团那样死伤惨重（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六师几乎全军覆灭），但伤亡的人数已经超过大半。想着往日齐装满员的队伍，现在成为连军团建制都无法保持的状态，罗炳辉一到宿营地，就将手枪扔在桌子上，骂了起来：“妈的，真不知道这仗是咋打的，一夜之间，我这军团长几乎成光杆司令了！这么多干部战士，这么多武器弹药，眨眼工夫都到哪里去了？”
蔡树藩摸着隐隐作痛的伤口，紧锁眉头说：“湘江变成了红色，江面上浮着一层尸体，一眼望去，与天相接，这就是我们昨天的红军官兵啊。军团长，什么叫血流成河、陈尸百里，这回我可是大开了一回眼界喽。”
罗炳辉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问凯丰说：“凯丰同志，你是中央代表，来部队之前，肯定经常跟那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李德顾问打交道，你说说，那家伙懂得打仗吗？”
蔡树藩说：“怎么不懂？满腹经纶呢。在瑞金红军大学，你又不是没听他讲过课，说起凯撒大帝、古斯道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的军事理论，哪次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真是瓷器铺老板卖东西，一套又一套啊。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建议，哪能进入李德大顾问的耳里去？彭德怀的战前万言建议书，在他面前如同一把废纸！……”
凯丰没说话。罗炳辉和蔡树藩的话使他想起刚刚听到的传闻。彭德怀渡过湘江后，因三军团死伤惨重，瞪着血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在电话里大骂李德瞎了眼，恨不得来总部找李德算账！李德听到翻译后，咆哮地挥动双拳说：“不懂军事，不懂战争！军事是什么？就是慈不掌兵！就是血流成河！哪有战争不死人的道理？西洋有位军事家说过，一场战争就是一部搅肉机，搅肉机其实就是绞杀生命。中国古代的将领，不也赞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说法吗？”
彭德怀在电话那头听到李德被翻译出的话后，气得大叫！
罗炳辉见凯丰沉思着不说话，恳请说：“凯丰同志，你能不能去一趟总部，向‘三人团’转达我跟树藩的意见，路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仗如果再这样打下去，九军团非灭了建制不可！”
凯丰此刻的心情非常难过，这么多干部战士，一下子牺牲在湘江两岸，确实叫人惊心动魄，心如刀绞。打仗固然要死人，但不是这样的死法，不能割稻草样一片片地倒地。敌众我寡，敌军武器装备精良，加上以逸待劳，当然是使红军遭受惨重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路怎么走、仗怎么打，则更是一个值得思索、探讨的根本问题。现在虽然过了湘江，但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异常严峻的形势依旧没有改变。作为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眼下凯丰只能听从中央和总部的决断，让中央精神在九军团得以贯彻执行，除此他还别无选择。因此，他耐心说：
“炳辉、树藩同志，你们的意见我有机会一定会转达。我相信，由周恩来、秦邦宪和李德同志组成的‘三人团’，一定会吸取失败教训，妥善处理好眼前这种被动局面的。毕竟，李德顾问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周恩来同志也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罗炳辉说：“凯丰同志，我对这样指挥有很大意见。想想，从秦邦宪同志到中央负总责之后，在李德担任顾问决断中央红军的军事以来，我们先是丢了中央根据地；这次转移，据总部通报，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了三千七百人，过第二封锁线损失了九千七百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八千六百人，过第四封锁线损失了三万多人，像这样走下去，只有穷途末路会等着我们。”
凯丰说：“炳辉同志，邦宪同志作为中央总负责，从去年一月到江西苏区不过一年多时间。李德这个军事顾问，从去年秋天到赣南，至今不过一年时间，他们得有一个熟悉认识的过程。”
罗炳辉说：“可我们就这么一把本钱，容得李德一再折腾吗？”
蔡树藩说：“是啊，凯丰同志，李德来中央苏区之前，中央红军一天天壮大，根据地一天天扩大，他一来，怎么就……有时间，请你把九军团干部战士对李德的不满情绪反映上去。告诉他们，仗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打下去了。”
凯丰点了点头说：“好，我会转达的。”
二十、遵义会议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抵达湖南与贵州的边境。
敌人知悉我军希望进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追剿”第一兵团陶广部主力，李云杰、李抱冰师，第二兵团薛岳部，周浑元部已进至预定地区。桂军也已设防。黔军到达锦屏、黎平一线。“全歼”红军的阵地再一次布好。
面对又一严峻形势，十二日到达通道的中央领导人秦邦宪、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不得不临时召开紧急会议。
这是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出路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黔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但秦邦宪和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北进。他们认为，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实际上已经溃不成军，如果不去湘西休整，如果没有二、六军团兵力的并入，中央红军随时都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
其他同志认为，再往湘西，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此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进军贵州。
在多数人的坚持下，红军转向贵州。十六日，红军总部进驻黎平县城。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红军总部驻地举行会议。会议地址选在一座宽大的老式房子里，房子砖木结构，有高大的封火墙，五间大房。这次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秦邦宪、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凯丰出席会议。李德因为感冒发烧没能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
会议开完后，十二月二十日，在行军途中，王稼祥问并肩前进的张闻天：“中央红军的最后目标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现成确定的目标。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比张闻天早到江西苏区，比张闻天更了解毛泽东，早就希望能从张闻天这里听到这话。现在张闻天把心里话说出来，王稼祥心里就有了数。当天晚上，王稼祥把张闻天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彭德怀听了之后当然高兴。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凯丰所在的九军团强渡乌江，宿营熬溪。五日深夜，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部智取了遵义城。九军团进入湄潭、牛场地域。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长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的命令》。
六日，九军团攻占湄潭县城。部队驻扎下来后，既负责拱卫中央、总部，又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相继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湄潭县革命委员会”和“湄潭县抗捐委员会。”
七日，红二师进驻遵义。红军总部电告各军团首长：“我军已经成功渡过乌江，现已占领湄潭、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在此地区打击追敌及进行赤化，创造川黔边新苏区。”
八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
九日，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从南门关进城。
从江西会昌到贵州遵义，走过荒无人烟的山路，蹚过咆哮湍急的河水，熬过风雪刺骨的寒冬，穿过一道又一道九死一生的封锁线，凯丰累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他凭着自己坚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与罗炳辉、蔡树藩一道，将九军团带到了遵义，完成了三个多月来对中央和总部的护卫任务。但凯丰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的自传中，把自己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里的经历以寥寥几十字就概括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党中央决定派我到第九军团任中央代表。九月就到了会昌二十二师。以后就随第九军团一直到遵义。”凯丰之所以写得这么平淡无奇，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所经历的凶险，比起牺牲在湘江两岸的大批战友，算得了什么！就是跟特殊连队的女性相比，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炫耀。
凯丰得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渡过湘江后，看见负伤断腿的三军团师政委钟赤兵所躺的担架还暴露在江面上，而敌机正向江面俯冲，她不顾怀有身孕，返回来路，冲了上去，用身子扑在钟赤兵的身上。结果，钟赤兵免遭再次受伤，贺子珍却身中数弹，十七处受伤，变成了大血人。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因长途奔袭，饥饿寒冷，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在进入贵州前的湖南境内，怀孕七个月的她下身突然来血。面对早产信号，在邓颖超、蔡畅等人的搀扶下，廖似光躺在灌木丛中。军委野战医院政委贺诚，面对四面紧逼的敌军，命令警卫连成环形状，将廖似光护卫起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枪声中，孩子一声啼哭，来到了世上。邓颖超脱下军装，将新生儿一裹，交给担架上的廖似光。警卫人员抬着担架，一路狂奔，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在一座茅草房前，看到浑身血伤的警卫人员，廖似光不忍再坐担架，滚下担架，支撑起身子，抱着孩子进了一座茅屋。屋里有位白发奶奶和一位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少妇，廖似光二话没说，双膝一跪，请求说：“奶奶，请您收下我的孩子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您的恩。”说完，不管老奶奶答应不答应，她支撑起身子，转过身去，撕肝裂肺一声大哭后，冲出了茅草屋。
正因为像廖似光这种早产事件在战场上经常发生，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在制定干部履历表时，专门设置了“军事生活期间遇小产否（何时何地）”一栏，将小产与作战负重伤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正因为有那些惨烈悲壮的场景在凯丰眼前发生过，凯丰一直把自己长征中所经历的惊险和所参加的战斗深埋在心里，从来不向别人炫耀。
进入遵义，队伍进行休整。
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黎平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这是一次不得不开的会议。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
这是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红军总部的临时驻地。
会议召开前，派往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和刘少奇回到中央驻地。凯丰和刘少奇同住柏辉章大楼的一层一房间。一九五四年，凯丰在给老战友尹自勇的侄儿尹敬达的一封回信中，说到了自己是怎样进遵义城的：“我记得一九三五年长征至贵州，一月七日我军攻克遵义城。周副主席电告我、蔡树藩、罗炳辉，十五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必十四日赶到。当时，我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的后卫任务，在军情瞬息万变的紧急情况下，为了确保驻遵义主力安全，树藩、炳辉留下，着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我是九军团中央代表，自勇同志是九军团党委委员。十四日傍晚，我和自勇同志到达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着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候补政治局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后，秦邦宪显得十分疲惫。这个年方二十八的小伙子，全然没了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苏区时的那种凌人盛气。进入江西之初，他以为有共产国际做后台，有王明的遥控指挥，有李德做他的军师，红军将无往而不胜。没想到赣南的山山岭岭，比莫斯科的楼房要高得多，赣南的田埂比莫斯科的铁路公路难走得多。秦邦宪、李德等对敌作战的主张，不但不被毛泽东接受，也不被中央红军多数指挥员接受，就连从上海来的同学张闻天、王稼祥，也对此产生了怀疑。当然，不接受和表示怀疑本也无所谓，问题在于，由他担任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竟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使他从人生巅峰跌入了深渊，逼得中央机关和红军不得不大搬家、大转移。大搬家三个月来，几万红军陈尸湘江、销声路上，所付出的巨大损失让他不堪回首。眼下，队伍不能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已经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为关注的热点，也是全党上下议论的焦点。彭德怀曾经当着他的面，大骂丢失江西苏区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讥笑他和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太自不量力了。毛泽东等对他们的评论，已被中央机关和红军官兵普遍认同，并在全党上下和红军中间广为流传。眼下，一股针对王明、李德和他的不满情绪，已在队伍里愈演愈烈。作为负总责的秦邦宪，当然不愿意担任负总责不久就被证明自己无法负总责。他不能就此断送人生刚刚开始的远大前程。因此，当毛泽东等人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他不乐意接受，但也没有反对。他没反对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向与会者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以求得大家的谅解。他还想通过这次会议，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以便“三人团”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