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说：“邦宪同志，我觉得这样做很对不起她。毕竟，她非常孝敬我的父母，又跟我生了女儿。”
秦邦宪摇了摇头，说：“凯丰，你写文章时的文风那么干脆利落，那么畅快淋漓。怎么在儿女事情上却这么婆婆妈妈、畏畏缩缩？非常岁月，这事由组织说了算。”
一听“由组织说了算”，凯丰就无话可说了。凯丰认为，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个人的婚姻确实没有太多自己做主的权利。
秦邦宪转了话题说：“凯丰同志，言归正传，我以党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同你谈话。”
凯丰正襟危坐。
秦邦宪说：“顾作霖同志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后，他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正空缺着。我和中央局其他同志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职务虽然是部长，但鉴于顾作霖已经去了江西苏区，团中央在上海的工作由你全部负起责来，等于是代理团中央书记。”
凯丰一听，内心十分惊喜和激动。但他也清楚，职务的上升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自己能在党的事业处于低潮时挑起这副重担吗？因此冷静地说：“风雨如磐，我怕辜负了中央的厚望。”
秦邦宪说：“我比你小一岁，党中央负总责的职务我都敢担任。你是老兄，还怕代行一下团中央局的书记吗？激流勇进，这事就这么定了！”
凯丰全身心地投入到团中央的工作中去了。
在白色恐怖中，他冒着随时可能被帝国主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叛徒出卖和敌特暗杀的危险，多次深入老怡和公司、沪东纱厂、吴淞永安二厂等工人中间，广泛调研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对工人的疾苦及诉求，进行细致的了解。他认真总结了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白天置身一线，晚上将体会和经验写成稿件，及时在《红旗周报》等刊物上登出，以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老怡和的斗争》、《吴淞永安第二厂的斗争》、《关于沪东某纱厂内一个斗争的教训—机会主义的领导是斗争的葬送者》等文章，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问题进行了纠正。在《关于沪东某纱厂厂内一个斗争的教训—机会主义的领导是斗争的葬送者》中，凯丰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资本家地主绅士的领导之下组织了所谓的“日本厂抗日救国会沪东办事处”。这一机关除了御用很少几个黄色工会的领袖之外，实在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官僚机关。在大部分的工人群众也知道这是资本家的组织。他们不愿意加入，要组织自己的反日会。但是我们的同志为要“执行”“下一层统一战线”，结果加入了进去，并且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之一。这是曲解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
经过这样的不正确的领导，斗争的开展的前途是受着非常大的阻碍，在厂内的工人对我们的领导同志是失去了以前那样的信仰。以前是经常的能召集群众大会，现在群众大会也召集不起来了……
同志们！要把这样的教训紧紧的记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是加紧革命工作的话—一定会遇着重复的机会。
作为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凯丰把大量时间放在对青年学生运动的关注上。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凯丰在《红旗周报》发表一万余言的《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代表团中央对当时学生运动的状况，作了最具权威性的分析。文章在第一节“经济恐慌中的学生”中指出：
中国经济的浩劫，空前的水灾旱灾，不单是造成千百万的工人失业，一万万以上的灾民失地，同时也使广大的劳苦阶层出身的学生，因为父母的失业，家庭的破产感受着痛苦。许多的学生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许多的学生儿童饿着肚皮去上学（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失学）。……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压迫与剥削，搜刮工农的血汗，残酷的压迫革命，首先是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将原来少到万分的教育经费（由八十万减少到四十万—见汪精卫所发表的报告）停付，用作进攻红军，把大批的学校关门、解散。增加在学学生的学费，使着一部分劳苦出身的学生无法负担。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领，使得大批学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毁灭。满洲的学校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在中国不识字的人占百分之八十。如果是我们拿比较开化的省份浙江来看，我们就知道：“前据浙江省政府的调查，该省学龄儿童有二百五十万人，全省入学儿童，仅五十万人，统计起来，入学儿童只占全数百分之二十。”……
文章还对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热烈的礼赞：
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真正的提高了劳苦群众的文化水平线，劳苦的青年儿童真正的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和自由。
在1931年苏联的教育经费为40.899亿卢布，如果是1914年的教育经费为3.814亿卢布，那末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教育经费超过沙皇时代的教育经费11倍。如果是国民党政府1931年整个的收入为5.39亿元。以俄国的一个卢布当中国的一元计算（事实上是要二元才能换一个卢布），那末苏联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党政府整个收入八倍以上，如果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为6000万元，那末1931年苏联的教育经费超过中国的教育经费68倍，如果是中国的人口为四万万，那末苏联的教育经费平均分给中国人每人可得十个卢布（合中国洋20余元，可以维持一个人两个月的生活），而中国的教育经费平均给中国人每人只得一角五分（只能够吃一碗面）。
在1931年苏联有五千万儿童就学，入工场附属学校者达120万。入高小学校或专门学校达25.8万人。如果是苏联的人口为1.7亿人，那末就是说在苏联在三人已有一人学校读书，1931年百分之九十五的儿童在学，如果1920年每千人中有680个文盲到1931年减少到300人……中国的苏维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向着苏联的道路走。在苏维埃区域内，劳苦的学生获得了解放。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和封锁之下，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劳苦青年的文化。开办学校，发展文化运动，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教育。虽然是没有大规模的造纸厂和最新式的印刷厂，但是苏维埃将一切的印刷机关和纸张交给劳苦群众自己管，将大的房屋交给群众作为集会的场所……
凯丰综上所述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展，不得不以极大的刺激，推动着劳苦阶层的学生一天天的走上革命化，为着危机中革命的出路而斗争。”
这篇文章的发表，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愤恨，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向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膨胀，得寸进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策划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军事侵略阴谋。他们派遣三十艘军舰和数千陆战队军人登陆上海，并通过驻华军队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五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的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本领事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面对严峻局面，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的部署下，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攻击。蒋光鼐接到报告，迅即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决定作战方案后，三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份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扞民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兵一卒，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二十九日清晨，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并出动坦克、装甲车，组织冲锋，企图突破我闸北防线。在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往后，日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十九路军的抵抗更加英勇……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跟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得逞，中国十九路军饮恨退出防区。
这期间，在上海亲身感受了“一二八”事件发生全过程的凯丰，以手中之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全国抗日运动的掀起进行了推波助澜的鼓动。凯丰在文中写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无耻投降和逆来顺受，激发了劳苦学生的民族觉悟。‘九一八’事件以后，广大学生群众投入到了汹涌的反帝国主义的巨潮之中。从北平、济南、南京到广州，从成都、武汉、湘潭到上海，学生激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南京的示威与军警武装冲突，太原、上海、济南、北平各地捣毁国民党的机关，人民群众甚至用自己的力量组织民众法庭，判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实行血腥镇压，凯丰以大量事实进行揭露：国民党无耻地投降签订《停战协定》，出卖满洲，出卖淞沪，迫退抗日的十九军士兵。他们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导下，大批地关闭解散学校（如在中央、青岛、保定），停办或缩小学校范围（如劳大、中公以及上海、北平、广州各学校）。济南第一中学风潮后，警方逮捕学生六十余人，不久兖州又逮捕了二十余人。陕西因戴季陶而演成惨案。天津扶轮学校因校长问题而罢课，保定志存学校因反日运动开除九十余人，徐州中学因反日罢课，北平师大为校长问题南下示威，农大反对并系，北平大学驱逐沈尹默，保定第二师范的武装冲突，中大殴打段锡朋，青大驱逐杨振声……无不遭到残酷的镇压。
面对反动势力镇压学生运动，面对反动派利用青年缺乏经验的弱点，喊着“左”的口号极力争夺学生来拥戴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局面，凯丰对共青团工作如何解决过去的问题，和对如何做好学生的领导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保证无产阶级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共青团在学生运动中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许多地方团组织“以学生为骨干”，认为“学生是反帝的主力军”。必须坚决与那些在学生运动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错误观点作斗争……
二、学生必须与工人联合，达到最高限度的学生与工人的联合。必须反对这种反动理论，那就是认为“学生自己必须解决工人的问题”。……必须指出，学生运动必须从工人方面得到帮助和领导，如果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运动隔离孤立，这明显表明学生运动无目的，结果是什么也干不出来……
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共青团在革命学生运动中没有实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去反对一切妥协的反革命派别。这一错误明显地表现在，没有坚决地反对改组派、孙科派、第三党、国家主义以及一切的反革命。在许多地方团表现出对反革命的妥协……
四、必须领导学生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放弃领导学生的日常斗争，是团在学生运动中的主要错误之一。必须领导劳苦阶级的学生反对克扣教育经费用于进攻红军，武装青年进行民族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
五、坚决反对学生运动中的“左”的清谈主义。投身到工人中去援助工人的斗争，投身到农村中去援助农民的斗争，投身士兵中去援助士兵的斗争，投身到东北去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才是真正的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
六、在学生运动中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拥护红军苏维埃、拥护苏联的宣传工作。必须加紧做好解释党的基本口号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