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
——达尔文
（一）
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时，达尔文就对自己新诞生的小生命的表情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此后他便一直兴趣盎然地思考人类表情方面的问题。
1857年3月，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中说：
……这是我近20年来酷爱的专题之一，在我计划写一篇关于人类的文章后，我最好是研究一下关于感觉表现方面的问题。因为人的面部肌肉的表情动作和感觉的表现方面是从动物也具有的那种感觉表现中发展来的，而机体的发展原则适用于这一特殊的场合。
1871年1月17日，达尔文在看完《人类的起源》最后的校样后，便开始动手写《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但6月份因筹备《物种起源》的第六版，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写作，后来他还是继续写了下去，并在11月份完成初稿。
为了写好这本书，达尔文如往常一样，同大量的人进行了联系，包括传教士、各个民族不同的人士、医生、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丰富了该书的素材。
1872年秋，《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出版，一下子就销售5000多册。
1873年到1875年，达尔文准备再版他过去的许多着作。1873年准备再版《人类的起源》，1875年准备再版《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这是一件十分枯燥的工作，令他无法全力以赴地从事他所喜爱的植物学的研究，因为再版要求改正批评界或通信人所指出的缺点，要求把新的细小事实或想法加到正文中去，还要长时间地对文章的风格和刊误进行校对。
在达尔文一生的最后10年当中，他的健康状况要比以前有所好转，以往那种午前的疲倦或身体不适感已经逐渐消失。虽然体力在不断下降，但身体和精神状体却相当不错。在这期间，他主要从事植物方面的有关研究，并写了不少着作，如《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植物界异花受精和同花受精的作用》、《论食虫植物》、《同种植物的花的不同形态》等。
1877年2月12日，达尔文在自己68岁生日的这天，收到了从国外寄来的两份特殊的礼物：两本精美的画册。一本是德国的雷德先生寄来的，其中有154位科学家的照片和他们给达尔文的生日祝词；另一本是荷兰的班默兰教授寄给他的相册，里面贴着217位观察家和博物学家的照片。
看到这两份特别而充满温情的礼物，达尔文十分激动。他高兴地对埃玛说：
“这是给予我的最高荣誉的礼物了，一定要好好保存起来。这是他们在用相片表示他们对我的支持。”
达尔文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励与荣誉，各个学会的奖章、各种荣誉称号、各种学会的会员等等，但埃玛从未看过他像今天这样激动。达尔文将同行科学家的理解和尊重看得比那些奖章和荣誉更重要、更珍贵。
达尔文给对方回了信，表示非常喜欢他们的礼物，但他却谦虚地说，光荣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努力和帮助，就不会有他现在的进步。
达尔文说的并不是客套话，而是他真实的思想感受。他从来不将进化理论的建立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在他的着作当中，他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达尔文都一一指出它们的出处和作者。他很清楚，如果没有这些人为他提供的材料，没有借鉴，他是写不出那些着作的。
（二）
达尔文的最后一部着作是《通过蚯蚓作用的壤土的形成，兼述对蚯蚓习性的观察》，简称《植物壤土和蚯蚓》，并于1881年10月10日出版。达尔文没想到，读者对这本书会如此热情，第一天就销售了2000册，畅销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物种起源》。
这本书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达尔文的叙事方法。他论述的现象很普遍，但观点十分新颖，引用材料丰富，内容容易理解，自然能够吸引读者。《圣詹姆斯报》评论指出：这本书同达尔文以往的着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人们了解，非常微小的事物经过长期积累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作用。
在写这本书期间，达尔文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了。1881年7月，他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
……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让我感到疲惫不堪，即使观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如何利用这有生之年呢？我希望周围的人都能幸福，但生活对我已经变得异常艰难了。
11月7日，他又写了一篇名为《牛鸟属的寄生习性》的论文，交给《自然杂志》发表。当到了12月，他的沮丧情绪又加重了，几乎不能进行任何工作。
12月13日，在埃玛的陪同下，达尔文到伦敦去看医生，住在女儿亨利埃塔家中。这天，他感觉身体状况还可以，便去拜访了生物学家罗马尼斯，但罗马尼斯不在家，他便准备离开。谁知刚一站起来，他就感到一阵眩晕，仆人赶紧扶住他，请他再坐一会儿。他不愿意给仆人添麻烦，也不用仆人给他叫马车，自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罗马尼斯的家。
1882年的新年过后，达尔文的病情加重了，他时常感到胸部疼痛，脉搏也不正常，而且这种情形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发生。
即便是这样，达尔文依旧没有完全停止写作。2月6日，他为德国生物学家赫尔曼·勒所着的英译本《花的传粉》写了序言。3月6日，他还请儿子弗朗西斯在林耐学会代他宣读了《碳酸氨对叶绿素体的作用》。
3月8日这天，天气晴朗，达尔文感到自己的身体好些稍微好了一些，便拄着手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家门，准备去散步。
刚走出不远，达尔文突然感到心头发慌，胸部剧烈地痛起来，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的心脏病又犯了。他赶紧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按住胸口，闭上双眼，靠在石头旁的一棵大树上休息。
过了好半天，他才觉得好一点，然后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回家。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出家门了。
3月10日，埃玛从伦敦请来着名的恩德里·克拉克医生给达尔文看病。以前，只要克拉克医生诊疗后，达尔文的健康状况就会有所好转。这虽然说明克拉克医生医术高明，但更多的是由于克拉克医生高超的让人愉悦的手法。达尔文经常能从克拉克医生那友好的态度中获得愉悦。
虽然克拉克医生随叫随到，可他的病人太多了，何况伦敦距唐恩还有一段路程，所以达尔文坚持不让克拉克医生再给他来看病。他说：
“您那边有许多需要治疗的病人，太忙了，经常来我这里会让您疲惫不堪的。”
家人又为他请了别的医生，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达尔文依旧感到眩晕和疲倦。偶尔有时感觉稍微好一点，他就坚持起来工作一会儿。这期间，他为《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第二版写了《序言的附注》和《勘误》等。
达尔文的老朋友赫胥黎十分关心达尔文，经常写信给他，询问他的健康状况。3月27日，达尔文给赫胥黎回信表示自己的身体感觉好一些了，非常感谢他的关心。
4月初，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比较稳定，期间他为范·戴克的论文《论叙利亚街犬的一个族通过性选择而发生的变异》写了前言。
（三）
1882年4月15日这天，达尔文在进晚餐时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他本能地站起来想走到沙发上去休息一下，可刚一站起来就昏倒在地。
埃玛和孩子们赶紧将达尔文扶到沙发上躺下来。只要身体感到不适，达尔文就喜欢躺在客厅的沙发里，眼睛望着摆放着古董和挂着图画的那个角落。
4月17日，达尔文的病情稍微有了一些好转。埃玛在日记中写道：
“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细微的工作，再次到户外，还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
4月18日的上午，达尔文撑着病体为《论蚯蚓》的重印和再版工作作了校改。下午，为他负责记录实验的弗朗西斯有事出去，达尔文正在进行的实验还没有记录数据，所以他就让埃玛扶着他到温室，像往常一样，仔细查看了叶面，然后让埃玛对植株作了测量，他则用颤动的手将一天的实验进展写在记录本上。最近这段时间，这项工作都是弗朗西斯帮他做的，但今天弗朗西斯没回来，他便自己做了。这是达尔文此生最后一次进实验室。
回到房中，达尔文便累得气喘吁吁，连晚餐都没吃就休息了。
晚上11点45分左右，达尔文感到严重的胸痛。不一会儿，他就痛得昏了过去。埃玛为了唤醒他，伏在他的床边不停的呼叫着：
“查理！查理！”
在埃玛和孩子们的呼喊声中，达尔文又苏醒过来。他大概已经预见自己即将离开了，便拉着埃玛的手说：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怕死。我真的感谢你，一有病就要你受累……”
“亲爱的，别多说了，我都知道。你好好休息，你不会有事的。”埃玛哭着制止了达尔文的话。
达尔文还是接着说：
“我死后，你要告诉胡克，让他把植物名汇编好……咱们还要继续资助植物名汇的出版工作……”
说完这些，达尔文又昏迷过去。
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达尔文——一位杰出的、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3岁。
一位科学界的巨星陨落了，全世界都为之悲恸！世界各地都纷纷向唐恩庄园发来唁电唁函，沉痛悼念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表达他们无限的惋惜之情。
埃玛很想将达尔文安葬在他居住了40年的唐村，可达尔文如今已不仅仅属于唐村和唐恩庄园的主人，他属于全英国，乃至全世界！
4月26日，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聚集了很多人，这群人中有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枢密大臣约翰·斯宾塞，有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大使，还有各大学、各学会的代表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他们都来这里参加达尔文的葬礼。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教堂是信徒们朝圣上帝的圣地，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大大动摇了神学的地位，想进教堂下葬更不容易。1882年4月21日，英国20多位国会议员联名给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教乔治·布雷德利写了一封信，请求将达尔文的遗体安放在教堂的墓地中。这一要求也得到了英国各阶层和各种主张的多数人的支持。当时布雷德利主教正在国外，但收到信后，立即发回电报表示同意。
达尔文的亲属和亲戚都参加了葬礼，但埃玛却没有参加。她实在是太悲痛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出席这庄严、隆重的葬礼。
葬礼举行得十分隆重。在朗诵了如同给一位国王的葬礼增添光彩的悼辞后，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堂的东北角，距离牛顿的墓地只有几步远。这两位将上帝逐出自然界的人，这两位在科学家史上树立了丰碑的伟人，从此并肩长眠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这也恰恰印证了华莱士的那句话——
“达尔文不仅可以与牛顿并列媲美，他的工作将永远被看成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