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俊甫
哥终于要定亲了。
一大早，母亲就开始忙前忙后，把哥收拾得利利落落，然后，把一个蓝布包小心地塞进哥贴身的口袋里。布包里是1000元钱。相亲的时候，女方说了，给1000元钱，再买两件衣裳，就把亲事定下来。那段日子，为了这1000元钱，母亲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她先是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猪低价给卖了——那头猪还不够斤两，可母亲也顾不得了，又四处磕头作揖求亲戚告邻居，总算筹到了800元钱。还差200，母亲实在没有辙了，最后，母亲把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正打算去县里的一所中学复读，刚刚跟母亲要了200元钱。母亲犹豫着说：“小小，要不……把你的学费给你哥吧？娘回来再给你筹。”“我不！”我捂着口袋说，“我就不！”我知道，这钱给了哥，我就再也念不成书了。母亲的泪就下来了，母亲哀求着说：“小小，你晚读一年书不当紧，总不能让你哥一辈子打光棍吧？”
我也哭了。为自己，也为哥。
那年，哥已经29岁了。在豫北乡下，跟哥一样大的人，孩子差不多都该念小学了，可哥仍旧单着身。不是哥长得丑，哥的模样周周正正，稍微拾掇一下就像极了电影里的明星。也不是哥的脑子笨，哥读小学的时候，也没少往家里拿奖状。说到底，都是因为家里穷啊。父亲在一家砖窑搬砖，不小心伤了腰，虽然没有落下什么大病，却再也干不成重活了。母亲守着几亩薄田，一年到头打的粮食刚够填饱全家的肚子，哪有钱给哥盖新房啊。辍学后，哥也曾提出去砖窑搬砖，母亲死活不答应，母亲说，宁可过着穷日子也不愿意家里再添一个病人了。几年里，媒人给哥介绍的对象，走马灯似的在我们家的土坯房里变着脸，来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走的时候却一个个撅着嘴，虎着脸。
我成全了哥。那天早上，哥带着钱走后，我们全家都待在家里，急切地等着哥的消息。母亲甚至隔上一会儿就要跑到村头，看看哥回来了没有。天擦黑的时候，哥终于回来了，一回来，哥就哭丧着脸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言不发。母亲不停地追问，问了好几遍，哥才嗫嚅着说：“娘，我把钱丢了。”“在哪儿丢的？”母亲一惊。“在城里，买衣裳的时候，可能遭到贼了。”哥说。
哥的话像一记闷棍，母亲立时就瘫在了地上。屋里的父亲佝偻着腰冲出来，顺手操起一把扫帚就往哥的身上拍。哥不躲，哥就那么呆愣愣地蹲着，承受着父亲暴风骤雨般的拍打。打了一会儿，父亲忽然丢了扫帚，痛苦地蹲在母亲身边，无助地扯起了自己的头发……
第二天，媒人来了，问哥为什么不去送衣裳和钱。母亲苦着脸说明了情况。媒人摇了摇头，说：“老大咋这么命苦哇？”顿了一下，媒人又说：“可这事咋办呢？那边说了，三天送不去衣裳和定亲钱，这事就……”媒人看看哥，又看看母亲，没有再说下去。母亲强打着精神笑了笑，说：“他婶，你放心，三天里我一准把钱凑齐。”
母亲又开始借钱了。从早上天不亮出门，一直到屋里亮起了灯，母亲整整奔波了三天。三天后，母亲坐在桌前，把借来的块块毛毛都摊在桌上，和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一共315元，离1000元还差得远呢。我听见父亲用手捶着桌子，恨恨地骂了一句：“龟儿子，让他一辈子圈在家里算啦！”
媒人又来了，母亲拎出一篮准备好的鸡蛋，央求到：“他婶，你能不能再去说和说和，让她们缓上一段日子？”媒人没有接，媒人瞅瞅那篮鸡蛋，叹了口气，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登过我们家的门。
过了几天，哥又提出要去砖窑搬砖，母亲仍旧不同意。可这次哥似乎铁了心，哥说：“娘，你总得让我把丢的钱挣回来吧？”母亲拿眼光扫着父亲，父亲正抽着一袋旱烟，袅袅的烟雾滑过他清瘦的脸。沉吟了一会儿，父亲终于说：“还是放他去吧，总不能真的让他在家圈一辈子吧？”
哥收拾行囊走了。走的那一天，哥悄悄地把我扯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递给我。我问哥是啥？哥笑笑，什么也没说。
哥走出去好远，我才想起打开那个包。打开后，我就愣了，蓝布包里包着的正是母亲交给哥的定亲钱！钱上面还压着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条，纸条上是哥的字：小小，好好念书吧。
我对着哥的背影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哥——”，就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