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前夜的西柏坡
西柏坡被大战之前的激动笼罩着，只有到了夜晚，它才又恢复以往的静谧。毛泽东在灯下不停地吸着烟，他在思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面。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关于美蒋关系，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关于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财经统一，关于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这些都是在胜利逼近时需要理解并付诸实施的。
1948年3月，在我国的北方春天还没有真正来临，柳树仍然只是光秃秃的枝干，尚未缀上绿叶的柳条在风中摇曳。毛泽东回首向黄河西岸的黄土地投去最后一瞥，然后迈开脚步，迎着晨光向东走去。从这里，他将走向华北大地，还将最终走向自1920年5月以后再没有去过的北平。这是一串平静而坚定的步伐，这其中凝聚着巨大的力量。东进，标志着战局已有很大改观，胜利已经渐渐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唾手可得，它仅仅是通向胜利的新历程的开始。
两个月后，即5月26日，毛泽东到达新的统帅部所在地西柏坡。它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距石家庄只有90公里，属晋察冀边区。
这实际上只是几个农家小院。然而，它却构成了连接全国各战略区的神经中枢。毛泽东不能亲临战场，交通阻隔和装备落后，使他不可能任意深入到某一个战场上去。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坐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毛泽东只在农家小院里进行运筹指挥。在这里，无线电通信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之间关于作战电报的无线电电波，从西柏坡这一圆心源源不断地扩展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又从解放区的各个战场昼夜不停地集聚到西柏坡。毛泽东那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指挥才能，通过无线电波覆盖着大地，他同时指挥着几个方向、几个战场上的作战，着重把握战略决策方面的问题，但也关注战术的许多局部。毛泽东从不强加于人，对于那些重要战役，有时，他首先要求战区领导人先报告情况，先提建议，然后集中起来，提出自己的设想，反复同下面磋商。有时，他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自己的设想，供前线指挥员制定战役计划时参考、斟酌。毛泽东总是给前线指挥员以思考、回旋的余地，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智慧。但有时，他也使用很严厉的命令，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以免贻误战机。在商讨和命令这两个方面，毛泽东总是把握得恰到好处。
当毛泽东在农家小院里安顿下来的时候，蒋介石仍然住在南京黄埔路他的官邸里。虽然这时已进入夏季，但是，玄武湖畔的宜人景象和秦淮河边的丝竹之音，却未能使他感到有丝毫的惬意。他意识到形势对他愈加不利。他在反省录中写道：“全国各战场皆陷于被动之危境。”
关于这一点，南京政府国防部大楼兵棋室悬挂的军事地图标示得再清楚不过了。在那张巨大的地图上，用红色标记的地方愈加多起来，石家庄、四平、洛阳、开封、潍县、临沂、延安、宝鸡、襄樊，都被解放军占领或一度占领过。不仅如此，一个更严重的事实是，蒋介石的机动兵力正在迅速减少，而国民党内部的失败情绪却在日益增加。
到1948年初敌我双方兵力显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内战爆发时的120余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缩小为1.3：1，正规军对比为1.32：1。我军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由于我军大量歼灭敌人，缴获敌人使用的由美国供给的大批现代化武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这样，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攻坚能力，积累了打阵地战的经验。特别是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总面积和城市总数的24.5%和29%。解放区人口已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也比以前更加雄厚。
与此相对应，国民党军队却每况愈下。由于大量被歼，已由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05个整编军285个旅（师）198万人。正规军中，分布在第一线的共有249个旅（师）174万余人，并从1948年起，已分别被我军钳制于以沈阳、北平（今北京）、徐州、汉口和西安为中心的五个战场，被迫进行所谓的“重点防御”。蒋介石企图依靠坚固设防，把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畏缩一团，控制若干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来支撑行将倾覆的国民党政府的大厦。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敌我优劣态势竟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这能不使蒋军官兵士气低落吗？这能不使蒋介石黯然神伤吗？
8月上旬，南京的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人们发现，从国防部前面黄埔路那浓密的梧桐树下驶过的黑色轿车突然增多了。此时，蒋介石正在国防部大礼堂召开军事检讨会。面对战争开始以来的节节失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他已陷入困境，是“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大厦将倾的危局是许多人都感觉到的，蒋介石不得不强装镇静驱走蒙在他的部下们心头上的不祥之兆。
在死静的气氛中，蒋介石走上讲台，对他的将领们训话：“回顾以往失败，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萎靡不振，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致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没有饭吃，才被迫带领大家干，谁知我军许多将领很不争气，使我非常失望。但是，我既已负起责任，就一定要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奋图强，努力奋斗。”
为时五天的会议似乎是有成效的。在作了一系列“检讨”之后，蒋介石为他的军队确定了“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匪的主力”的战略方针，规定了征兵500万以恢复加强部队战斗力的补充计划。
这个时候，美蒋之间的关系也愈发显得微妙了。支持蒋介石是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为维护美国利益作出的选择，他希望通过这种支持维护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势力范围。杜鲁门上台后加强了扶蒋反共和遏制苏联的政策，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令他陷入尴尬。蒋介石总是抱怨武器不够，一再催促美国加强援助。但是美国人却发现，事实上国民党拿到的武器很快就“输运”到了共产党手里——它们都被共产党军队缴获了。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于是，在蒋介石召开军事检讨会的时候，杜鲁门虽然一方面继续给蒋以支持，但同时也开始了“换马”的一着棋，希望在中国物色到新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
但是，美国人还不能完全抛弃蒋介石，对他还抱着一丝希望。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五角大楼发回的报告说：“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已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程度。”
蒋介石对局势的发展似乎更“乐观”些，“军事检讨会”后，他的国防部表示：“过去国军与匪为三与一之比，今天也许快成二与一之比例。但国军有空军，装备补给干部都比匪优良，以国军的实力剿匪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
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并未被已有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既看到了形势的有利方面，又看到了形势中依旧存在和新出现的许多困难。他和他的战友们正谋求如何冲破困难，到达胜利的彼岸。
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
9月，西柏坡被一片浓荫覆盖着，微风从山里吹过，给人送来阵阵清凉。毛泽东在这里迎接了从各个战场纷纷赶来的将领们。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要召开了。这是从延安撤出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规模很大，能够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来了，但尚不能称中央全会。因为还有许多领导人因忙于指挥作战无法前来。
贺龙来了，他还是那样风尘仆仆，豪爽开朗。这一次，他站在毛泽东面前，不再为毛泽东的消瘦担心了。在小河会议上，他曾深深地替毛泽东担忧过。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办法弄到一些吃的，从黄河东岸送给在西岸同敌人周旋的毛泽东。
徐向前仍然少言寡语，他的身体一直被疾病困扰着，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指挥作战。3月份，晋冀鲁豫军区5万多人发起夺取临汾战役，血战72天，拔掉了晋南地区敌人仅有的据点。接着，他又通过卓越的指挥，率领3个纵队和地方武装，打了晋中战役，歼灭了阎锡山的正规军、地方军10万人，这个数字比徐向前统率的总兵力6万余人还多了4万人。
邓小平的吉普车带着一路风尘开进西柏坡，毛泽东走上前，紧紧握住这个小个子将领的手。一股巨大的情感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毛泽东细细打量着邓小平，他还是那么精悍、那么坚毅，目光炯炯，充满力量。毛泽东喜欢这种气质。
蒋介石是懂战略的，他把他的统治区看守起来不受战争影响，而把战争推向解放区，使得解放军的100多万军队和他的200多万军队都加在解放区身上。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那个时候，假使刘邓不出击，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西北首先要垮台，不是敌人厉害，是没有饭吃。山东也一定不能坚持。如果照此情形，战争能否支持，任何人没有把握。所以，那个时候，无论如何要转入进攻。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中也曾说过：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全国战争的负担加到解放区身上，达到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破坏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蒋介石担负全部战争负担，达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再加上战役上的胜利，我们一定能打胜。今天，应该说，这个战略上的胜利是实现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此时，他和邓小平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沉浸在胜利形势带来的喜悦中，沉浸在老战友久别重逢带来的喜悦中。
然而，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开始。战争在向前发展，一切情形都在传达着一个信息，即决战在即。人人都知道，一场更为激烈、更大规模的作战——双方的主力决战，即将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将领来说，这是从未经历过的作战，也是期待已久的作战。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的最终结局只能在大决战之后才能出现。这场战争之火将成为“涅槃”之火，中华民族只有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洗礼之后才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新生。
西柏坡被大战之前的激动笼罩着，只有到了夜晚，它才又恢复以往的静谧。将领们大部都睡下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睡。在那间狭小而简陋的屋子里，他仍在工作。卫士点起两盏汽灯，毛泽东在灯下不停地吸着烟，烟雾弥漫着整个屋子里，他在思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面。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关于美蒋关系，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关于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财经统一，关于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这些都是在胜利逼近时需要理清并付诸实施的。
会议召开了。毛泽东把这些问题列入他的报告。在谈到作战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并指出，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实际上，在早些时候，上述这番话的内容就已经被提到过。毛泽东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估计。早在1946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大约要打三到五年，但也要准备打十年十五年。1947年7月“小河会议”，毛泽东又提出从1946年算起用五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设想。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党内通报中又指出：“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加速战局发展的关键在于歼灭敌人的主力兵团。根据1948年上半年的作战经验，又根据国民党军总兵力的80%都在长江以北的第一线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觉得，在长江以北依托老解放区的支援，将更有利于达到歼灭敌人主力兵团的任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要求条件比较好的野战军，都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要力争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地用“战略决战”这四个字，但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和取得“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指的“战略决战”。
大歼灭战、大会战，是一种更带有正规战性质的作战。令毛泽东担心的是当时还存在着的严重的游击习气，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以及部队编制、装备上的混乱状态。
毛泽东首先考虑了加强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问题，要求各级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毛泽东同时又考虑到了军队统一编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五大区，有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同一番号，碰到一起就要发生困难。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这些都需要统一起来。过去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今天正规化走迟了，也要犯错误，正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
“第一年的困难是敌人进攻，第二年的困难是到大别山。”在刘少奇发言的时候，毛泽东插话。
“第三年的困难是什么呢？”
邓小平一语道出：“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
邓小平说得不错。两年战争的结果，使蒋介石的战略一再改变。先是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继而又是全面防御、重点防御。蒋介石那些装备精良的部队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在这些战场上，又多是以重兵据守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因此，第三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将面临大量的攻坚作战，尤其对有10万人以上的国民党军守备的大城市的攻坚作战。
“还有大的会战，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刘少奇说出了另一个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