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反顽斗争三原则
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的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从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2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
粉碎张荫梧的进攻是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8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聂荣臻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8月24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27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4500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国内的政治局势越变越坏，“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的企图也越来越明显。蒋介石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心怀疑虑，深感恐惧。他在11月1日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嚣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事实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12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焦虑万分。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11月14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1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的呼声。这些动向，对毛泽东讲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有所启发。
尽管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忍让态度，力图通过各种渠道避免更大规模的磨擦的发生，然而，国民党却把共产党的忍让态度看成是软弱可欺的表现，1939年底至1940年初，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令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总部。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先礼后兵”的对策。所谓礼，就是毛泽东与八路军将领联合致电蒋介石或国民党高级将领，呼吁他们不要执迷不悟，或者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
在劝阻和警告不能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集中部队狠狠地教训敢于来犯的敌人。山西决死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进行了反击。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组织力量打击了来犯的朱怀冰部，最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对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改造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对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一向宜传民族失败主义。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于12月29日发表公开投敌的声明。此后，全国范围群情激愤，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汪精卫投降活动的热潮。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进行过劝阻，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自从日本对正面战场的军事威胁减弱之后，他越来越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到此时蒋介石已将主要精力用于制造反共磨擦。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一旦条件许可便适可而止。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这使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1940年3月30日，国民政府继对汪精卫、周佛海等28人下令通缉之后，又对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等77人下令通缉。总计下令通缉105人，包括了汪伪国民政府的所有要员。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照会各国，否认汪伪政权，要求各国不要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2月22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形势，分析形势，始终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3月11日，他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提出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三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性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处理皖南事变的斗争艺术
这次掀起的浪潮要大得多，造成的伤痕也深得多，其间危机四伏，险情迭起，前景难以预测。最严重时内战几乎代替抗战，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并没有改变要消灭共产党的初衷，而是把反共的重心由华北移向江南，紧锣密鼓地策划新的反共高潮。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变化，在1940年5月4日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提醒东南局的领导人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这是毛泽东对东南局提出的最早警告。以后毛泽东又发出多次警告。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问题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目的，一方面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另一方面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以求换取日本对他的让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要准备对付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的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一次给周恩来发去类似指示，并通报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冷静分析，都觉得蒋介石在近期所制造的反共事件与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同，必须慎重处理，认为如果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毛泽东主张争取缓和，准备抵抗。这个时候，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他在指示中分析，这一次如蒋介石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50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开局面的。
但是怎样才能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新的反共高潮呢？毛泽东密切观察着形势的变化，仔细思考着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