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西线是通过马六甲海峡或者巽他海峡向印度洋、非洲发展，中线是通过南海、苏拉威西海、班达海等海域或者加罗林群岛、所罗门群岛、坎达伍群岛等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东线是通过坎达伍群岛、西萨摩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向南美发展。
在西线，中国要向非洲发展必须拥有航行于印度洋的自由权，而要进入印度洋又必须拥有随时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自由权。这是太平洋与印度洋接合部上的两个枢纽。马六甲海峡周边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四个国家，尤以前三个国家位置重要；巽他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如果上述国家能够提供海空基地，对于中国拥有随时通过海峡的权利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中线、东线，中国要向大洋洲、南美发展必须拥有航行南太平洋诸海的自由权。目前，诸海上的要点均分属当地各国家或者被美、英、法等国所控制，让这些国家提供海空基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印度洋，中国如果能够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孟加拉、缅甸拥有海空基地，在阿曼湾沿岸的巴基斯坦、伊朗、阿曼等地拥有海空基地，一方面可以保证海上航行的补给和掩护，一方面又可以钳制印度。这种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要想在马尔代夫、查尔斯群岛、毛里求斯等地拥有海空基地，则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太平洋方向，打开图们江出海口之后，中国向北太平洋东部、北冰洋方向发展的大门就打开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宗谷海峡、白令海峡的航行自由权。宗谷海峡在日本的控制下，白令海峡在美俄夹制下，在这个方向上，让美、日、俄提供海空基地也几乎没有可能。
问题不仅于此。更主要的是，现代条件下，即使能够走向海洋的中国，靠什么掌控海上制空权？没有航母的海上力量，再强大也只能是一个活靶子、一堆破铜烂铁！
从上述可见，中国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对于谋求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如果使用核动力航空母舰，仅依靠舰上核动力且不进行任何补给，就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60～80天，行程达3～4万海里，和平时期足以在太平洋、印度洋水域担负起任何一种军事任务；战争时期，也可以在无补给的情况下连续作战12～18昼夜。凭着中国人的智慧、友善与交往技巧，在偌大的世界上不会没有许多朋友，那些友好国家的需要与援助，无疑是提高中国航空母舰生存与作战能力的有利条件。因此，即使耗费一定的经费、牺牲一些经济建设项目，中国也应当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有人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今天的中国，拥有航母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航母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航母，就是绝对不正常的了！
今天的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很难担负起艰巨的“保驾护航”任务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航母，日本一位学者给出四个答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研究员小谷哲男在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拥有航母之日》的文章，他说“中国建造航母有四个直接效果”：首先，拥有航母是大国的标志。其次，将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战斗力对比产生影响。第三，中国航母还可以在保护从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的海上通道特别是牵制台湾“有事”时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发挥作用。第四，航母可以在遭遇大规模自然灾害时参与救援活动。2007年6月1日，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安德鲁·威尔森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发展航母有五个充足的理由：一是国际声望的需要，“没有航母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大国”；二是战略力量投送的需要，无论“三海”还是海外利益都面临着一个力量投送的问题；三是保交的需要，海上能源输送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四是地区稳定的需要，拥有超过其他国家的力量才有可能拥有维护地区稳定的话语权；五是国际救援的需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义务在其他国家遭受灾害时挺身而出。
笔者认为，中国所以要发展自己的航母编队，并不是简单地从实现祖国统一的角度去考虑，也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三海”的权益，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有利于树立国威军威。航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作战堡垒，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业基础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世界强国的象征。对于意欲崛起的中国来说，航空母舰“有就是力量，存在就是价值”。二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战略能源通道的安全。航空母舰是远海、远洋作战的核心力量，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政策的大背景下，要求为“三海”、“两洋”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有了航母的中国海上力量，就可以适时对海外能源基地、海上运输航道、海外市场、海外劳务集中地等进行巡护。发展航母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去“打狼”，而是让“狼”望而生畏、不敢触犯“天威”。三是有利于拉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一个最新科学技术的“集结地”，是一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战略性兵器。发展航母实质上也是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四是有利于拉动国家经济发展。航母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科学技术、工业制造业的诸多方面。目前，国家有钱，但同时又面临着需求不足、就业不足等问题。发展航母具有既可以增强国威军威、保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又有利于拉动内需、安排就业等多重意义。而且，这种拉动力要远大于修建几条高速公路、铁路和几座大坝的能量。五是有利于社会和国防信息化建设。太空、海洋、陆地，是信息化建设有形的三维空间、三大平台，航母编队可以填补我们在海洋空间的空白。六是有利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史上的帝国尤其是16世纪以来的帝国，都是通过海上走向世界。世界上71%以上的面积是海洋，能源资源的大部分在海洋，而我国以7%的土地养活着22%的人口，能源资源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走向海洋是“和平崛起”的需要，也是人类从陆地走向太空的必然过程。要走向海洋就必须要有海上的“守护神”，而以目前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维护国家海上主权和权益、海外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安全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三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近岸防御为战略重点，大力发展了快艇以应对几十海里附近的一些小规模作战，在很短的时间内海军各兵种齐全，仿制了多种型号的小艇和反舰导弹等装备。比如，50年代建成了一批护卫舰、潜艇、扫雷舰、猎潜艇和鱼雷艇。到60年代初，海军舰艇和武器装备进入全面自行研制阶段。1962年建成“62”型护卫艇，1964年建成“037”型猎潜艇，1966年建成火炮护卫舰、水翼鱼雷艇、导弹艇，1971年建成“051”型导弹驱逐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着眼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应对超级大国的压力，坚持近岸防御战略重点，自行研制了包括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水上飞机、核潜艇、潜射战略导弹、超视距岸舰导弹、水陆两栖坦克等在内的一系列主战装备。比如，1974年建成的“053K”导弹护卫舰，同年第一艘核潜艇建成服役。70年代以后，还建成了战略导弹核潜艇、全封闭新型导弹护卫舰、中型和大型登陆舰、气垫登陆艇、航行补给船、航天测量船、防险救生船、海洋调查船、侦察船、工程船等较为先进的舰艇等。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展示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把中国推向全球，“高技术战争”召唤中国海军进入了第三次发展高潮，数字网络技术和各型舰载自动化指挥系统进入成熟应用阶段，导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新型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隐身导弹艇、新型常规潜艇、高性能岸基作战飞机、舰载直升机等不断问世。目前，虽然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按照总吨位和总数量在世界上排在第三位，但由于只有驱逐舰、护卫舰等中型舰艇而没有航空母舰、巡洋舰等大型舰艇，远洋作战能力有限。因此，无论从军事角度讲还是从政治、经济角度讲，中国的海上力量都是十分弱小的。
在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十分关注中国海军，并不断报道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中国海军的实力。2007年11月10日，美国战略事件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国海军现在历经的诸多转变使其更加壮大并不断发展新战力。目前其威力包括：可能击中美国行驶中的水面战舰的弹道导弹、若干不同型号的舰载反舰导弹以及若干陆基和舰载防空导弹。中国海军服役中的战舰有所增加，共计有30艘驱逐舰、57艘护卫舰（巡防舰）、55艘柴电动力潜艇和6艘核子动力潜艇。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不是英国媒体所说的历史上那支“与呆滞的海岸警卫队相差无几”的海军了。2008年3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最早可能将于2010年建成航母”。2008年5月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到2010年中国将拥有5艘094型“晋”级战略核潜艇，它们都配置在三亚的海军基地。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说：中国在三亚修建的核潜艇基地，可以使核潜艇“很快进入海水深度超过5000米的水域，满足巡航条件”。印度《亚洲世纪报》报道：中国在三亚修建的核潜艇基地可以停泊20艘核潜艇，每个094“晋”级潜艇可以携带12枚“巨浪-2”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政府中国问题防务专家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运行一个初步的水下声音侦察系统，简称SOSUS。这种系统部署在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使中国军队对西太平洋地区具有了持续的空中和海上侦察能力，能够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全天候跟踪。
应该说，中国海军发展经历了几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上述报道虽然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甚至就是一种猜测，但在反映中国海上作战力量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反映出存在的巨大的差距。
国家安全的规律性显示出航母的当代价值
海权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国家安全。海权的物质基础是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的核心是海军，海军的核心是舰艇。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海军建设着重于“保家卫国”、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海军建设着重于“保驾护航”的话，那么，今后的中国海军建设则应当着重于“中国责任”——确保实现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人民作更多的贡献。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样，国家安全也有一定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是正确制定政策、选择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所谓规律，也叫法则。它是指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因此也就可以利用它。笔者认为，目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规律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利益分布范围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成正比，利益分布越广，安全威胁的方向和问题就越多、事件发生的数量和频率就越高。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利益范围主要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范围内，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方向的陆路和东南方向的海路。今天，中国的利益范围几乎遍布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南美、两极和太空，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自然也就大大增多。当然，国家利益分布范围的大小，并不自然而然就决定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的大小，国家利益分布范围的增大只是使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具有了增大的可能。
——国家安全系数与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正比，一个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越强，安全系数就越大。“落后就要挨打”，是人们对实力与安全系数辩证关系的客观认识。所谓“落后”，虽然是指的综合实力，但核心是集最新科技水平于己身的军事实力，既包括军事质量，也包括军事数量。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一直都比较落后，但他们并没有挨中原民族的打，反倒是拥有先进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原民族总是挨落后的北方民族的打，原因就在于北方民族一直拥有以骑兵为主体的强大的军事实力。20世纪末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的经济落后，但没有哪个国家敢打它，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和先进的军事科技。朝鲜在当今世界也是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周边的韩国和日本在经济、科技上都比它强大得多，美国的实力更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但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动一动朝鲜，因为朝鲜拥有足以让来犯之敌难以承受的军事实力。
——国家安全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人的容忍限度所决定的，没有达到容忍限度时战略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大，一旦达到容忍限度时战略选择几乎没有什么余地。“西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实际上，自从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始终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西藏政策进行指责和谩骂。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听到这些指责和谩骂。2008年的3·14事件之后，国内外事态的发展，使中国人的容忍超出了所能承受的极限，海内外华人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地维护奥运圣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无论是从自身职责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华人华侨情感的角度，都必须挺着脊梁、昂着头去回击那些惹是生非的西方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