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不满地说：
“同志们，国家计委向我们提交了一个材料。其中包含有对局势非常悲观的看法。而我和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可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
大家兴高采烈地应声说道：“的确，他们太过分了！用不着在意！五年计划照样进行！”
国家计委关于改善经济形势的建议，是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列别杰夫签署的。拜巴科夫正在休假。
正当列别杰夫在部长会议内部会上评估国内的经济形势之时，据拜巴科夫说，柯西金开始紧张不安起来。
“为什么我们应该听列别杰夫讲这事？”柯西金不客气地说：“拜巴科夫并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拜巴科夫说，他不仅见过，而且还多次讨论过。
“但不是你签署的吧？”柯西金说，语气中多少抱有一些希望。
“我当时在休假，但同意报告的内容。”
“我们根本不知道报告是谁写的。”柯西金说。
“报告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司长沃罗比约夫写的，他就在这里参加会议。”列别杰夫回答说。
柯西金的一位副手火了：“沃罗比约夫仅仅是个司长，不可能什么全都了解。”
其他几位副主席也说，他们让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都更熟悉和理解目前的形势：
“五年计划还有一半时间，我们还得及纠正一切……国家计委的看法是片面的、悲观的……不应当做‘临渡换船’的事情。”
当时政府领导人的心境是：什么也不应当改变！根本不愿意别人提起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柯西金翻看了报告的文本，不让列别杰夫继续往下讲。列别杰夫脸色发白，离开了讲台。每一份报告都被没收和销毁。
“最近我国的经济让人想到‘拆东墙补西墙’，”拜巴科夫评论形势说，“为了缝补一个地方的破洞，还得在另一个地方剪下一块布来。始终不可触动的唯有庞大的国防开支。”
柯西金在生命的末期已变得动辄发怒、毫不容人。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柯西金不满意拜巴科夫的报告，便歇斯底里地对这位国家计委主席大声斥责：
“您干吗像老娘们儿一样在这儿喋喋不休呀！”
柯西金在政府首脑任上的活动结束得很不顺利。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在国外采购了大量设备，却连安装也没有安装，一直闲置在仓库里，直到老化。
葛罗米柯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当着他的面问柯西金：
“我们在国外所购置的工业设备，至今没有在企业中安装，仍然储存在仓库里的有多少呀？”
柯西金像平日一样知道答案：“价值160—170亿外汇卢布吧。”
换算成美元，这个数字还更大。
柯西金锱铢必较，而成亿的钱却白白耗费了——用来建设一些大型工业项目，要么工期极为漫长，要么毫无效益。军备竞赛使经济沦于破产，他再节俭又有什么用？
70年代后半期，粮食的状况恶化。国内暗中的愤怒情绪在增长，首先是由于食品和最必需的商品缺乏，生活的质量下降。许多州里发生了真正的罢工，这些情况只有在党的内部文中才能提及。
几乎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一切都成了脱销商品，一切都不得不通过熟人或出高价才能搞到手。
紧缺的商品都流入了黑市，货币本身已失去意义。经济正在向中世纪的商品和劳务直接交换倒退，地下经济欣欣向荣。大机关中有些东西通过所谓定购的体系进行分配。有些食品已彻底消失，各个城市里都排起了买肉和奶油的长龙。民众纷纷奔向莫斯科抢购食品，许多人至今对所谓“香肠列车”记忆犹新。
“鱼的售价是30—40戈比一公斤，每个人都买得起。鸡蛋的生产超过所需的额度，党中央很担心其储存问题。”当时的摩尔达维亚部长会主席帕斯卡尔以怀念的心情追忆勃列日涅夫时代。
帕斯卡尔想必忘记了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食品店的柜台看上去是何种景象，要不就是他根本没有看见过。因为高级官员们连内部凭票供应商店也用不着去——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开车从特殊供应基地送到家里或别墅里。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文学批评家捷德科夫住在克斯特罗马，他在州里的《北方真理报》工作。他的日记写道：
1977年10月25日：
商店里没有香皂，没有糖果。不言而喻，没有肉（在市场上排队——4卢布一公斤）、香肠、动物油等等。
11月13日：
城里没有了电灯泡。当我前些时去寻找100烛光的灯泡时，40瓦的灯泡尚有出售，而现在40瓦的也不见了踪影。我家的吊灯里，三个灯泡烧坏了两个。我们就这样用开着的台灯照明，寂然枯坐……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短缺。
而新年前的记载则是这样：
给领取养老金的人发放了可以在住房管理所买肉的票券（每个养老金领取者一公斤）。不过，不叫票券，而叫“请柬”。你领到“请柬”，方可进入那家商店。今天《北方真理报》派了几个代表去商店领肉（每个工作人员一公斤）。给劳动集体就是这样“发”肉的。
商店里则说，你们去搬一片来自己割吧。编辑部的几位女士十分气愤，拂袖而去。经过与上级进行电话交涉，许诺明天给肉：既经过了切割，又是最高的等级。今天非法院职员卡马扎科夫的妻子整天都在切肉。给他们这个“集体”所发的肉仍是整片的……
投入农业的资金毫无效果。巨大的建设工程旷日持久，而且造价比预计的昂贵得多。军费开支已变得难以承受。经济全靠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支撑，这要扩大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才成其为可能。勃列日涅夫很走运。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开始飙升。赫鲁晓夫在位时每桶15美元，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已上升至每桶80美元。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油价下跌，从国外换取的富足安乐已烟消云散。
20世纪初期，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短15年。19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当政时平均寿命大幅提高，与美国的差距几乎完全消失。可是60年代时男人的寿命开始缩短，差距重又逐步增大。
经济的任何现代化都不曾发生过，国家持续不断地落后于西方，陷入了经济萧条……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苏联经验显然亦已失望，它们倒还能保障自己的公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苏联经验对各国共产党不复具有吸引力。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贝林格这样表达：
“十月革命的推动力枯竭了。”
发达社会主义的招数业已使尽，失望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尤其是食品供应变得时断时续的时候，没有怨气的唯有高官显贵、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因为内部供应商店出色地履行着职责。出国旅行首先具有经济意义——可以购买那些在苏联领土上不存在的东西。
“时至80年代初期，也许还要稍早一些，”布鲁坚茨写道，对于一部分勤于思考的政治上层人物而言，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迫切性已变得显而易见。
最希望变革的是“工业船长”——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大企业的经理。然而变革并未发生，后果则是地下经济开始发展，特别是在南方各共和国。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意识形态部原部长阿加耶夫和政治学家阿利扎德写道：
“正是在那个年代——侵吞公款和贪污受贿泛滥的时期，相当大一部分‘新阿塞拜疆人’的固定资本开始形成。但恰恰在地下资本的聚集过程中，隐藏着并酝酿成熟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工业经营管理官僚们视党的官僚的庇护和必须与他们瓜分利润为累赘……改组被当作摆脱党务官僚监护的机会。”
颇为典型的是，即便最聪明和最有学识的苏联精英中的代表人物，也拿不出摆脱不景气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局部改良转圈子。制度似乎是绝对无法动摇、坚不可摧的。然而它只有在还是一个整体之时才是如此。只消去掉其中一个部分，一切都会开始崩溃……不过我们的话已说得太超前了。
坐困愁城
柯西金已经不复是一位斗士了。饭后常常需要在自己的休息室里打盹一小时。影响他的既有年岁、病恙，也有因丧偶而产生的无尽无休的悲痛。
1976年8月1日柯西金坐上皮艇，但在划行期间失去了知觉，和小艇一起倾覆，落入水中。幸亏两腿在艇里系得很牢，他才没有沉入水底。卫队军官是个十分强壮的人，将柯西金连人带艇从水中拽了出来。他在昏迷中被送入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军队医院。
“他发生了溢血，”恰佐夫院士讲述道，“但未进入脑内，却流进了脑与颅之间的空隙。因而我们将他救治了过来。”
9月2日，批准吉洪诺夫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让他顶替柯西金。
“柯西金刚一清醒过来，就给我打电话，”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斯米尔丘科夫对《商人政权》杂志发表谈话称，“他说，您给政治局写个报告，说在我患病期间由吉洪诺夫代理我的职务，送过来由我签署。随后又打过两次电话，说报告由他自己亲笔写。”
医生们告诉柯西金，他需要长期住院。他明白，为了争夺他的职位即将展开一场斗争，所以他希望一个可靠的人顶替他。结果他是对的。我们将报告呈交总书记之后两个小时，我就接到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的电话：
“喂，你们部长会议主席团里有什么人吗？”
一听他的口气便明白，他心里想的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也没有，能够领导政府的唯有他基里连科本人……
基里连科要求，所有的建设和工业问题都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