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不将伊林交付审判。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虽然谁都不明白，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何以会成为部队里的军官。他被关入喀山一座精神病院17年，另有两年则是在列宁格勒羁押。经过20年的强制性治疗之后，1990年才放他出院。
此次事件过后，政治局委员们卫队的定员增加了。必须给予勃列日涅夫以应有的评价，他的行为方式并无改变。他既未被吓倒，也没有不必要地疑神疑鬼。在这点上他与安德罗波夫迥然不同。安德罗波夫1956年在布达佩斯目睹国家安全机构人员被绞死之后，终其一生都是提心吊胆。
“布拉格之春”的前后到处都照抄列宁的论断，援引总书记的言论和仪式上用的党内套话。
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忍气吞声，只能按现存的条条框框行事，别无他法，各方面一律如此。
伊诺泽姆采夫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变成了苏共中央的智囊团。第二个这样的智囊团则是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其领导人为阿尔巴托夫，同样是一名上过前线的人，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中央那个部里工作。
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在智力上为国家领导人增强营养，促使最优秀的学者们的大脑为政治局工作。据说，这样做的收效并不大。总的看来，只有十分之一的科学成果得到利用，十分之九都徒劳无益。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径直将分析报告扔进了纸篓。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是没有院士和国际问题专家们提供的建议、预测和信息，领导人不知还会干出多少蠢事……
在研究所的著作中，同时还包含着相当准确和客观的分析。然而到处都照抄列宁的论断，援引总书记的言论和仪式上用的党内套话。自由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但被迫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忍气吞声，只能按现存的条条框框行事，别无他法，各方面一律如此。
据伊诺利泽采夫称，勃列日涅夫曾有意在党内认真开展改革活动，可是在“布拉格之春”过后便改弦易辙，因为他吓坏了。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1967年底勃列日涅夫曾去过布拉 格，但迅即返回。他向自己的助手们述说：
“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一直抱怨主席团委员们；而那些人老想把我叫到一边，几乎都是夜里死气白赖地要求谈话，背过第一书记。每个人都把我往自己一方拉，劝诱我充当同盟者。这与我有何相干？我说：‘请准备好飞机，明天我们就乘机离开。’何必牵扯进他们内部的勾心斗角。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而九个月之后，勃列日涅夫却将军队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什么使得他这样改变自己的立场呢？
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来自布拉格的情报。这些情报给人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背叛社会主义……
1968年8月20日清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晤。会晤预定于华盛顿时间傍晚6—8点之间进行。
这是一个休假日，总统也在休息。但大使知道美国总统的私人电话号码。约翰逊拿起听筒，彬彬有礼地邀请大使于晚间8点就便去白宫看一看。
多勃雷宁受权向约翰逊总统通报说，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苏联军队已进入该国的领土，以便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向其提供援助。莫斯科希望美国理解，这一行动不会触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不应该对苏美关系造成损害。
所有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实际上，事情关系到欧洲中心的一次军事行动，关系到50万大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
总的看来，约翰逊当时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多大的兴致听大使把话讲完，便谈起他认为更加主要的事情——他即将进行的对苏联的访问。他以上好的威士忌招待这位苏联外交官，讲了几则他的故乡德克萨斯州历史上的可笑事情，便将大使打发走了。
即便约翰逊总统知道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命运也丝毫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他认为天字第一号的任务是限制核军备竞赛，并希望与莫斯科结成伙伴关系。
当然，后来美国外交家们终于恍然大悟，西方强烈谴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然而美国人却无法理解，苏联为何要出兵它忠实可靠的同盟国捷克斯洛伐克。
什么帝国主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什么中央情报局的大规模行动等等神话，纯属无稽之谈。
出兵还是不出兵——这个问题讨论了将近三个月，莫斯科长时间犹豫不决。他们明白武装干涉将会给国家造成何种损害，所以一切都做得事先不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
不仅美国人，而且苏联政治家也是最后一刻方才得知入侵的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不久曾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讲述了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会晤的情况，但只字未提苏联可能出兵的事。
不过，这次军事行动又有什么令全世界感到出人意料之处呢？
那么，明明了解这一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何以仍然以为他们自己能逃过一劫呢？
他们认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有损苏联利益的事情，只不过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度，讨论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的可能性。
国内的变革让捷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冲昏了头脑。捷克人不想一步步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地慢慢走向民主，避免给莫斯科留下干涉的口实，反倒像是突然遭遇种种不愉快的事一样，急于脱身。他们为自由的空气所陶醉。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和人民步调一致，有80%的民众支持新政策，这让莫斯科领导人茫然失措。
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成了人民领袖——这对于党的官员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事。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民众也感受到了这点。杜布切克从未打算与莫斯科决裂。他真诚地热爱苏联，认为勃列日涅夫能看得出他的一片赤诚。
捷克人以为，推翻赫鲁晓夫之后苏联也完全可能出现变化。
捷克人来到莫斯科时，听见人们都在说，勃列日涅夫的总书记当不长久。党内正发生派系斗争，很可能倚重专业人员的现代化拥护者会获胜。这样的希望与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和政府首脑柯西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时出现了一首广为人知的四行诗：
我知道情况会有所改善，
因为我们的杜布切克举国喜欢，
苏联的杜布切克同样将要
很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里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并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但经历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领导人卡达尔，看着他却不胜惊奇。卡达尔在私下会晤时，试图向杜布切克说明，要么他自己以强硬手段恢复国内秩序，要么入侵不可避免。杜布切克不相信莫斯科会出兵。卡达尔以绝望的语气问道：
“您真的不了解您是在同谁打交道吗？”
捷克人当然不了解自己的苏联同志！他们认为，在争取革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会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
但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吗？苏联能不出兵？能让捷克斯洛伐克有机会过它想过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说过：
“如果我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我就只好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台。”
“丢掉捷克斯洛伐克”会被视为这个国家不愿意全面效法苏联，是意识形态领域削弱的结果。克里姆林宫害怕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识形态传染症”会波及苏联。
克格勃的军官们在布拉格积极活动，这些人监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们的每一步行动，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招募情报员。克格勃的非法逗留人员将自己冒充为西方旅游者，在布拉格到处张贴教唆性的传单。苏联特工机关参与建立秘密的武器储藏点，这些地方被说成准备武装阴谋的证据。克格勃中有一个代号“A”的部门，亦即虚情报部门，它积极采取行动，炮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计划，仿佛那是中央情报局所制定似的。该计划由《真理报》加以发表。
苏联士兵被告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威胁说要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人民政权”。
不过莫斯科的领导人从未亲自进行过认真的宣传。如今政治局的文献已经公开，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并没有说过这是西方干的。
已经是出兵之后了，勃列日涅夫坦率地与杜布切克以及其他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话，也只字未提西方入侵或国内外的反动势力。
“在国内政策方面，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勃列日涅夫说，“并未考虑我们对此是否喜欢，这让我们很不满意。捷克斯洛伐克地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苏军战士所解放的那些区域的前沿，这些区域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边界。我们有权向你们国内派兵，以便让自己在我们共同的边界之内感到安全。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将来永远都是如此……”莫斯科关心的是保持对东欧的控制。
莫斯科清楚地知道，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都会导致其覆灭，他们是对的，莫斯科根据匈牙利的经验可知，取消书刊检查、实行自由选举，必将导致制度的改变。而下一步便会是退出华沙条约。
1968年，政治局曾提出派遣四五个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用于显示武力，这已经足够。但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坚持投入不少于20—25个师。苏联的军事行动显得格外有效，因为它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展开的。
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抵抗——非武装的消极的抵抗。苏联领导人把赌注押在快速突袭的效果上，希望吓住捷克人，却打错了算盘。
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不知所措。捷克人并未开枪，但也没有屈服。政府、议会、党的代表大会，全都谴责武装干涉。苏联的军事机器拿它们毫无办法。
任何一个略为严肃的政治家都不愿与占领当局打交道。苏联政治局不得不释放本来已经准备以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罪名交付审判的杜布切克及其战友，并一再劝告他们妥协。
大学生帕拉赫公开自焚，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抗议。
国家领导人中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政府首脑切尔尼克，向他的母亲表示慰问，但根本无所作为。帕拉赫的行为只不过令他们吃惊而已。他们一心相信，国家所唯一需要的是秩序、安定、正常化。不久之后他们便丧失了自己的职位。
新闻检查日益强化，苏联军队舒舒服服地在这个国家安顿下来，这里有许多廉价的水晶玻璃、桶装啤酒和新鲜火腿。“正常化”将要持续20年之久……
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同）没有谁遭到枪杀。但成百上千的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成了锅炉工、垃圾工。50万人被开除出共产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遭到清洗的占到全国人口的10%。所有这些人整整20年间被从生活中一笔勾销。
被开除出党的人是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者，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后一次尝试，已被坦克的履带轧得粉碎。再也没有任何人试图改革社会主义以使之得以存续。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已变得不复有演进能力，任何鲜活的思想都被统统扼杀。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葬送了社会主义，而且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抛弃了俄罗斯。当苏联士兵1969年8月手持武器闯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之际，杜布切克的一个战友惊骇地想到：这正是那些1945年5月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过的士兵呀！现在他们却用冲锋枪瞄准着你。
他当即回忆起，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巡逻队常常搜索整个布拉格。于是从这一时刻开始，对他而言那些士兵与这些士兵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他们全都是占领者。
苏军入侵20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轰然崩溃。夺得政权的不是那些每天往苏联大使馆跑的人，而是当年给帕拉赫的坟墓献花的人。这时候才水落石出：在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寥寥无几。
对斯大林无休无止的争论并非一切阿谀奉承之词都能博得当局的欢心。这种献媚般的话语必须讲得恰逢其时：如果说迟了，常常会招致愤怒；要是说早了，当局又无法容忍这种急性子的人……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拧紧意识形态领域的螺母，让斯大林的拥护者产生了为领袖恢复名誉的希望。
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向党的领导人建议，撰写一篇文章于1963年12月纪念斯大林诞辰90周年：“为庆祝斯大林诞辰的整数纪念日，我们的报刊上缺乏相关的材料，根据劳动者的来信和提出的问题判断，这可能会造成不正确的理解，并成为各种错误议论的原由。”
12月13日，政治局责成中央书记处撰写这篇文章。12月1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会的休息时间，政治局委员们对文章进行了讨论。
勃列日涅夫询问同志们：
“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应当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一，我们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第二，商定其内容。”
苏斯洛夫发表赞成意见：
“我认为，全国都在盼望这样的文章，格鲁吉亚尤其如此。看来，我们不必广泛地纪念90周年，一般也不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但那篇文章要发表。我觉得，现在不应该默不作声。人家会说，中央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人们会正确理解我们的，其中包括一些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理解的只有索尔仁尼琴之类的人，知识分子阶层中健康的部分（这是多数）会正确理解的。”
波德戈尔内对他表示异议：
“我们大家，不管怎么样，至少是大部分人，都是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参加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发过言，谈论过、批评过斯大林的错误。苏斯洛夫同志也曾经谈过。”
波德戈尔内感到局促不安。这是因为，1961年10月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根据当时还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的建议，通过了将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决定。1961年10月31日夜间，斯大林被改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波德戈尔内当时为这一决定提出的论据是，斯大林“滥用权力，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
“我不认为，”波德戈尔内继续说道，“应当以某种方式纪念斯大林的90诞辰。如果在报上发表文章，那么就应当写明在他的手下牺牲的是什么人，牺牲了多少。现在大家都无动于衷，谁也不盼望我们发表文章，谁也不要求我们这样做。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理解我们。除了有害，这篇文章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谢列斯特一反常态，不肯同意自己庇护者的看法：
“我的意见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相反，而且简单明确，这篇文章很有必要。对我们而言，最宝贵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斯大林有错误——对此谁也没有争论。”
波德戈尔内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就应当写明，他杀害了多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