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20年代就读于高级文学培训班，做了新闻记者。战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过十年，官至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甚至担任过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委员。将其叫做自由主义者毫无根据。然而杰米契夫深知，被指控犯了自由主义，对一个官员而言足以致命。不过杰米契夫撤换电影业领导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罗曼诺夫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72年8月，此时他就任《苏联文化报》总编辑……
中央委员会直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新任主席佩尔谢对杰米契夫的话表示不满：
“我对杰米契夫同志的说法感到非常奇怪，他说我国现在有三个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围绕着《新世界》杂志，另一个围绕着《十月》杂志，第三个我却始终都没听到是围绕着谁形成的。同志们，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么我和你们又归到哪里？”
勃列日涅夫不想牵扯到个人，便在回应杰米契夫的话时指出：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在个人方面并没有批评谁。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谁对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有着具体的过错。我知道，杰米契夫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谈的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得出的政治结论……”
接着是苏斯洛夫发言：
“赫鲁晓夫担任领导人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祸及所有各方面，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让知识分子产生错觉，宠坏了他们……而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我们作过那么多的争论，发表过那么多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一直支持这类集中营文学！要纠正十月全会之前十年间所犯的所有这些错误，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换句话说，苏斯洛夫表明立场：所有的坏事都是赫鲁晓夫而非斯大林干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一大错误。
“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审查、监督工作非常薄弱，”苏斯洛夫继续说道，“至今那个讹诈分子斯涅戈夫还在四处招摇，而我们对此已经说过多少回了？”
斯涅戈夫在30年代是一位极具声望的党务活动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负责过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组织部，也曾任伊尔库茨克市委书记。1937年7月斯涅戈夫被捕，侦查久拖不决，使他躲过了最坏的结果。他的案件在大清洗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才交付审判。1939年1月，法庭认定他无罪，解除羁押。然而根据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个人指示，数日之后他重新被捕，一直被羁押至1954年。
赫鲁晓夫因在马里波尔区党委曾与之共事而记得斯涅戈夫。斯涅戈夫获释时，赫鲁晓夫与他进行谈话，对他所讲述的镇压机器的运转情况深感震惊。斯涅戈夫积极参与为无辜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他在赫鲁晓夫去职后仍然从事这一工作。而此时上层统治集团的心境业已发生变化，谁也不愿再去回想斯大林的种种罪行，这种事应当忘记。
勃列日涅夫响应苏斯洛夫关于斯涅戈夫的那一番话：
“据说，中央委员会各部、政府的一些部还在接待他，为什么这种事还不结束？”
苏斯洛夫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发表了看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诸如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将其解职，他就会成为英雄？这是什么观点？如果不能将他撤职，那就委派一个真正的党员同志去那里任副职嘛。”
《焦尔金》的作者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位举国爱戴的真正的人民诗人，对党的官员们而言，则是意识形态敌人，可惜一下子还甩不掉他。
安德罗波夫的发言同样严厉，尽管在有些人眼里他也是个大大的自由主义者。
“中央十月全会之前的那个时期，”安德罗波夫说，“给党和我国人民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没有统一的观点，我指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混乱。在我们的历史上，列宁时期与当代之间毫无道理地出现了一段空白。其实这个时期有党、有苏联人民，进行了那么多的创造性工作，可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阐述却极尽歪曲之能事……”
安德罗波夫并未点斯大林的名，只是号召正面描写斯大林时期，这一点很快也就成为现实。安德罗波夫当年是斯大林的一名上校，与党的大多数高层领导成员毫无二致。
这时候勃列日涅夫插话说：
“在我们谈论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能发表以及如何对待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事。列宁了解到高尔基的一些错误观点之后，便禁止发表他的文章，高尔基后来还为此感谢列宁。”
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学习我国历史的，根本不了解列宁与高尔基的相互关系。不过他领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禁止发表作品——这意味着在对艺术家本人施恩。
安德罗波夫接过这个话题：
“都在议论行政干预。可是第一，目前在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根本没有什么行政干预，谁也举不出这样的事实；第二，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共产党员，西蒙诺夫也是共产党员。我们有权像对待共产党员那样向他们追究责任吗？我认为，既然有党的组织，它们就应当过问那些活动家。在这方面却并未实施任何行政干预……”
谢列平与平日一样，谈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总是那么生硬：
“在我看来，情况最糟糕的是电影。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拍摄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无聊电影，而我们的民众正是在这些影片中受到教育。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完全缺乏监督。我们在银幕上不单是常常听到一些庸俗的话，而且不时会出现反苏宣传。我们没有政治上深刻的真正的戏剧，这也不能不令人感到不安。剧院里上演的都是一些畸形的剧目……关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我认为我们已经谈论得太多了，应当直截了当解除他的职务。这不需要中央委员会去做，作家协会就可以办到……”
基里连科同样谈到了《新世界》主编：
“我们早就在谈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缺乏根据的事，特别是他的诗作《焦尔金在另一个世界》的危害。它们至今仍在剧院中上演，而那里也有党组织，院长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有一个部，可是谁也没有对此加以过问。要是工厂里出了什么废品，为此马上就会责问区委、市委、部里、经理处，处分一些人；而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有人歪曲列宁主义，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却谁也不过问，我们还谈论什么行政干预……”
勃列日涅夫对会议的进程感到满意。他说，应当责成中央书记处制定一个“指明日期和负责人的具体计划”，然后又以略为缓和的口气作出结论：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要撤谁的职、调动谁的工作——既不是针对特瓦尔多夫斯基，也不是针对西蒙诺夫或其他人，问题不在这里。”
西蒙诺夫什么职务也未担任，不可能撤他的职。而撤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过程（考虑到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则延宕了数年之久。
勃列日涅夫明确了首先应当采取的措施：
“我们必须在新的基础之上，根据党的二十三大所提出的思想，使我们祖国的历史、卫国战争的历史、首先是我们党的历史自成体系……”
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感到自己受压的人们觉察了“上面”倾向的变化。以“党的冲锋枪手”自居的那些作家，经不住与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竞争。当局可以给自己的吹鼓手们赏赐官爵、勋章和别墅，却无法让他们变得才华出众和广受欢迎。
令御用作家们深感憋屈的是，他们得不到读者的好感。因而更加乐意参与在生产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无法容忍的天才人物进行扼杀。
1967年9月24日特瓦尔多夫斯基记下了对于讨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的印象：
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是为了保障他们安然无恙、顺风顺水，事事亨通，同时又能上升到“决议”、“文件”、“指示”（最新的）的高度，避免了他们自己思考、判断的必要性，也即是说，什么样得卑鄙下流之事他们都能做得出来。
当他们发现有人竟然胆敢纵论这种最高的必要性之时，便会使得他们怒不可遏：你是想显得比我们聪明、高尚，而我们却是臭狗屎；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等着瞧——你自己肯定会走投无路的。
逆向的寓言——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勃列日涅夫手下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承认斯大林是罪魁祸首便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罪责——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赞成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也有斯大林之后开始仕途的年轻一代，他们无须对过去承担任何责任，但同样为领袖的无可指责辩护，这是出于对原则性的考虑：如果同意说是以前的当局犯了罪，那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现今的当局至少可能会犯错误。而必须让民众始终相信，当局永远是正确的，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批评！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勃列日涅夫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纲领：应当忘记对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时代好事多于坏事，应当谈论好事——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那些偏离党的路线的人必须受到惩处。
结果，随即便开始改写历史教科书，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赫尔岑早就写道：“俄罗斯政府像一则逆向的寓言：它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勃列日涅夫手下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承认斯大林是罪魁祸首便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罪责——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赞成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也有斯大林之后开始仕途的年轻一代，他们无须对过去承担任何责任，但同样为领袖的无可指责辩护，这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如果同意说以前的当局犯了罪，那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现今的当局至少可能会犯错误。而必须让民众始终相信，党、政治局、总书记、当局永远是正确的，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批评！
这就是当局之所以与那些主张客观评价国家历史的人进行斗争时不肯妥协的原因。
此前一年半的1965年2月，中央各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和戈利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开会。勃列日涅夫让他们帮助准备他将于5月8日到9日对徳战争胜利20周年要作的报告。他说，他有一些想法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叫来一名女速记员，开始口述他认为在报告中应当提出的要点。
他口授了12页之多的内容，当即译释出来，分发给谈话的参与者。
报告中正面阐释斯大林的活动，对大清洗和个人崇拜只字未提。受到批判的只是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首次对所有的参战者、赢得胜利的将领给予应有的评价，这是当年斯大林所不愿意做的事，他忌妒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勃列日涅夫强调，一定要讲一讲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委员们：
“否则他们会说：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是政工人员，却忘了讲讲我们。”
据当时在场的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要轻易听从别人的意见……很可能，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宁肯将复杂的问题暂时搁置。他是一个明智之人，避免走极端。不管你如何嘲弄他，如果他对什么东西不太明白，如果他有疑问，他总是说：
“先搁一搁吧，我需要找人商量商量。”
他真的与他所信任的一些人商量，很关心政治局其他委员对新想法的反应。
在讨论报告草稿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大家的话听得很认真，有时还在拍纸簿上作记录。如果谁的话当即受到批评，他便会加以阻止：
“哎，让人家讲嘛，您干吗急着加以指责呀？”
“他善于向别人发问，”斯米尔诺夫说，“他了解他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并且牢记在心。然后便加以运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缺少系统教育和阅读习惯的不足。他不断地将他认为正确的东西贯彻到生活中去。他有一副坚强的性格。”
最终，勃列日涅夫在对德战争胜利20周年前夕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长时间以来首次在整体肯定的语境中提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名字。朱可夫元帅就坐在会场里，这是1957年之后第一次让他出席庆祝大会。
1965年5月11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向苏共中央提供情报：
勃列日涅夫同志5月8日在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各部队和舰队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进行了讨论。现役军人和部队、机关中的职员都赞同报告对苏共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活动所给予的评价并重提约·维·斯大林和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功勋……
这些军官还将报告中提到朱可夫的名字以及他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与他可能重返苏军队伍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有些现役军人对报告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和格·康·朱可夫的名字表示了不友善的态度。
比如，驻德苏军某集团军的军事论坛主席皮萨列夫上校在年长军官的圈子里声称：
“朱可夫和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在这样的报告中值得提出他们的名字吗？”
不过谁也不曾支持皮萨列夫，大家纷纷证明他的观点的错误……
类似的看法仅仅是个别的，在武装力量的人员中得不到支持。
提到朱可夫的名字激发了对他全面恢复名誉的希望。然而军队的政工人员却对元帅怀恨在心，他们试图阻止他的回忆录出版。
1968年3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出现了许多的回忆性的著作……它们不公正地阐述诸如卫国战争之类的事件，从某些地方弄来档案文献，对其加以曲解，张冠李戴……这些人是从哪里弄来的文献？为什么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变得如此放任呢？”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作出承诺：
“对档案资料我们要加以分析研究，归纳整理。关于朱可夫的回忆录，我们目前正在草拟我们的结论。那里面有许多不必要的、有害的东西。”
档案材料对研究人员已牢牢封锁起来。而朱可夫的回忆录只是在做了荒谬的增补之后才得以问世——仅仅为了博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前往康·尼·列谢利泽将军的第18集团军的时候，”仿佛出自朱可夫元帅手笔似的，“同我一道的有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员亚·亚·诺维科夫，以及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谢·马·什捷缅科将军……当时我们大家都为一个问题担心：苏联军人在小地能否经受住考验……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向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征求意见，但他偏偏远在小地，那里正在进行激战。”
读者都会发笑：元帅朱可夫竟然需要去征求上校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朱可夫元帅被选为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但勃列日涅夫劝他不要前往代表大会宫。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对他的妻子加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就他的健康状况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一连四个小时要不断起立和坐下。”
“不过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很想出席代表大会，”加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试图加以解释，“对他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对党尽义务了。他把出席代表大会本身看作是为自己恢复名誉。”
“他当选代表大会代表，这也就是恢复名誉嘛。”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