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的办公室也位于这个楼层（而第二个工作室则在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总书记从接待室来到所谓“胡桃房间”，会前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围绕着圆桌齐集于此。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常常于开会之前即已在这里预先加以说明，因而会议开始的时间往往会拖延15—20分钟。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允许进入“胡桃房间”的。他们只能应召从他们聚集的接待室进入会议大厅与会，恭顺地静候着以总书记为首的真正的生活主宰者们露面。
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后，问政治局委员们对会议日程是否有意见，但很少有谁提出补充问题。按规矩一切都应该事先讨论和商定，以免让一些同志陷入难堪境地。事前未讨论过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常都会遭到失败。
1971年11月25日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之前，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房间内说，波德戈尔内提出建议，为五年计划的成果褒奖政治局委员、各民族共和国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让大家讨论波德戈尔内的这个意见。但是该建议并非出自他本人，这使他感到不悦。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立即表示反对——他们都喜欢给同事使绊子。
民族共和国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们很乐意每逢周四飞往首都参加会议。只有因病或出国公干才可能缺席政治局的会议，而出国同样由政治局决定。
如果发生某种紧急的事，不能前往莫斯科，必须给总书记打电话，请求允许留在共和国内。为了琐事给总书记打电话则被视为有失体面。
假若有谁错过一次会议，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么说，他自己什么都懂，不经政治局的商议，也认为完全可以对付？这样的人在政治局肯定待不长久。不过谁也不愿意放过前往莫斯科这一令人羡慕的机会。
会上讨论的只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余的决议则以问询的方式加以通过：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经由信使向全国各地的政治局委员递送文件必须在上面加注“赞成”或“不同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领导人第一时间内将这些文件报告自己的首脑。莫斯科往往会给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进行暗示：
“大家都已经通过，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经过这一番提醒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决意反对了。
政治局开会的会场内，人们按照级别和在党内连续拥有该职衔的时间长短在会议桌旁入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次。
会议期间，会有人送来茶、咖啡、夹肉面包。如果讨论拖延不决，还会进行中间休息，大家一起在二楼靠近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的一个房间进餐，用餐时交谈依然继续。
有时候也允许总书记的助手们列席。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或者他的第一副手负责写出讨论的进程摘要，并记录所通过的决议。特殊情况下，则须作更为详尽的速记记录。
赫鲁晓夫时期实际上所有的记录都是马林作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则是契尔年科。他要注明谁人出席，讨论了哪些话题，用一两句话表达每个发言的人所持观点的理由，记录下最后的决议。
政治局会议上磁带录音（即便在这种技术久已面世之时）始终被排斥，第一，是为了保密，第二，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则是打着表达自由的旗号。早在列宁时代政治局委员们便约定，不作速记记录，以便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不会担心日后有人读了记录，得知谁人持有何种主张。
部长、元帅、院士、经理以及其他领导人，也可应召参加政治局会议。让他们作完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并通过决议。按照传统，不知何故不邀请候任的大使与会。他们都坐在接待室里，直至作出派遣他们到某个国家的决定之时为止。
在接待室中候任的应邀与会之人，服务员也都给端茶送水。值班秘书按照议事日程宣布待讨论问题的顺序号。为这个问题应召前来的人便走进会议厅，讨论之后又立即退出，不允许滞留。
1971年4月，政治局讨论埃及的局势，奉召自开罗归来的苏联政治情报局副局长基尔皮琴科记得，当时勃列日涅夫是唯一未系领带的人：
显然，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便只穿了一件与西装色调相匹配的深蓝色羊毛衬衫。他主持会议时四平八稳，让我感觉毫无兴味，无异于应付差事……
给中间的会议桌送上的是夹有名贵小鱼、红色和黑色鱼子酱的面包片，而给我们紧靠会议厅墙边的人端上的面包片，则仅只夹了香肠和奶酪。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
勃列日涅夫逐步摒除所有对他不够忠诚的人。他甩掉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沃罗诺夫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沃罗诺夫业已退休之后曾经讲述过，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他们在“胡桃房间”饮茶的情形，所讨论的是关于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的建设问题。
沃罗诺夫认为，厂子应当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阿巴坎。
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
“可我觉得，这个厂应当建在卡马河畔切尔内。”
沃罗诺夫勃然大怒：
“怎么能这样呢，列昂尼德·伊里奇，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嘛！”
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
“还从来没有谁像沃罗诺夫这样对我大喊大叫过。”
“我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您在使劲儿嚷嚷。我只不过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仔细研究过了。您要是拿出另外的材料，我们倒是可以加以分析。”
“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勃列日涅夫一口回绝，“我取消这个问题的讨论。”
勃列日涅夫自然是固执己见，那个工厂便建在了卡马河畔切尔内。不久之后他也就与性情执拗的沃罗诺夫分道扬镳。
总书记机关的人都不喜欢沃罗诺夫。《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潘金曾参与起草勃列日涅夫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勃列日涅夫阅读了讲话，很喜欢这篇文字，便下令将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
讲话作者之一得意地说：
“万事大吉，勃列日涅夫首肯之后谁也不会有意见了。”
“沃罗诺夫除外，”阿根托夫迅即指出，“这位老爷从不放过机会，总要写上十来页意见才退给你。简直像个作家……”
潘金第一次听到助手（哪怕是头号人物的助手）如此满不在乎地谈论一位政治局委员。事后他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些什么意见。总书记的另一位助手楚卡诺夫回忆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
“这次沃罗诺夫怎么样？”
“像平日一样，翻上几页，就让放在那里不理不睬了。”楚卡诺夫怀着难以掩饰的满意心情告诉大家。
潘金本人却对沃罗诺夫怀着敬意。沃罗诺夫曾支持所谓生产小队包工运动。这是一种集体承包，将一部分土地、技术设备、肥料固定给一组农民，条件是：他们应当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余的则可以出售或作为工资。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兴趣。
据说，沃罗诺夫丢掉自己的职位是因为，他未能搞好与州委第一书记们的关系。
据一位外地的州委书记说，沃罗诺夫在讲话时“爱显示自己的学识渊博，不胜其烦，令人生厌地教训人，使人觉得他像一位装腔作势的小地方的演说家，而不是俄罗斯量级的国务活动家。”
1971年，沃罗诺夫调任一个貌似重要的职务——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他开始了解新的工作，从书架上取下一卷《列宁文集》，其中载有那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应当如何改组工人检察院》。
沃罗诺夫很快便确信，勃列日涅夫将他这个部门看得一钱不值。
“我看不出人民监察有何好处，”勃列日涅夫多次说过，“比如，当年有个梅赫利斯，所有的人都怕他。”
沃罗诺夫乘飞机去皮聪达晋见正在那里休养的勃列日涅夫，带去了一份关于改进人民监察制度的报告。勃列日涅夫让这位来客去洗澡，然后他们又坐下来与助手们玩多米诺骨牌，还有人送上来了白兰地。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想过问报告中的事。
苏斯洛夫将沃罗诺夫邀约到他那里，告诉沃罗诺夫，监察委员会主席不应当是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不等人家甩掉他，1973年4月便自己提请退休。
中央书记兼重工业部部长索洛缅采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首脑。他公认是中央委员会主管工业的基里连科的人。索洛缅采夫素以唯命是从、任劳任怨、循规蹈矩著称。
索洛缅采夫曾对记者们讲述过，他出访蒙古时病倒了，发高烧不能出门。勃列日涅夫打来电话说：
“有急事。快回来。”
到了办公室之后，他又说：
“政治局讨论了，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候选人，决定让你担任。”
索洛缅采夫明白，这是一次重大的晋升，足以保障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但他当即说道，俄罗斯联邦政府顶头的领导人太多，无论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全都可以发指示。
勃列日涅夫向他许诺：
“你只和我打交道，要是别的什么人插手，你就叫他滚远点。”
二号人物波德戈尔内离开主席团
库兹涅佐夫聪明而且学识渊博，却竭力装扮成平庸之人，这是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办法。
勃列日涅夫甩掉的最后一个人是波德戈尔内。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早就发现总书记谈到波德戈尔内时的不屑口气。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当着自己的助手们的面语含讥诮地议论波德戈尔内：
“他在我面前也配叫党的活动家！”
波德戈尔内没有察觉到时代在变化，仍然按照老习惯平起平坐地对待勃列日涅夫。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机关一名工作人员曾身处波德戈尔内与勃列日涅夫交谈的现场。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商讨某个问题。波德戈尔内发表完意见，随即又补上一句：
“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知道，反正你照样会按自己的意见办。好吧，你多保重，廖尼亚。”
最高苏维埃本身都是些不起作用的机关——无论苏联的还是各共和国的无不如此。代表证章只不过是奖章而已。作家贝科夫被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根据他的说法，共和国议会的工作是这样的：
最高苏维埃会议（一年两次）开得一本正经，风平浪静。报告徒具形式性质，讨论丝毫不动感情。代表们打瞌睡的打瞌睡，看报的看报……我通常在会场上只坐到第一次中间休息为止。再坐下去既没有精神，也缺乏力气……
波德戈尔内的威信和权势建立在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交往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们支持的基础上。恰佐夫院士甚至认为，波德戈尔内一直在拆勃列日涅夫的台。当勃列日涅夫患病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医院时，先前很少关心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波德戈尔内预先不加通报便乘车直奔那里。
恰佐夫断定，波德戈尔内想见病中的勃列日涅夫，为的是向政治局的同事们通报总书记的恶劣病情。恰佐夫表示异议：探视会对患者有害。
“你怎么啦，不认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勃然大怒，并且威胁说：“你别忘了，在我们国家没有不可替代的人。”
恰佐夫坚决不肯让步，他懂得，一号患者的利益比一切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