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多多注意谢列平和波利扬斯基，可能还有基里连科，不过他变化无常，疑心很重，也爱阿谀奉承。举止必须十分审慎、小心，对廖尼亚不能太坦诚。”
波德戈尔内刚刚离开基辅，勃列日涅夫就来电话打听：主席在哪里？听说波德戈尔内已飞赴克里米亚，便开始巨细无遗地仔细询问，波德戈尔内在基辅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与什么人会面，给谁打过电话。
谢列斯特详详细细汇报，说波德戈尔内外出打猎了，休息了，还美美睡了觉：
“据我所知，仅仅从我的办公室给您打过电话。”
勃列日涅夫稍稍放下心来。
1966年1月6日，勃列日涅夫来到顿涅茨克，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他觉得大家对他很冷淡，因而一再打听：
“喂，报告作得怎么样？留下印象如何？”
勃列日涅夫离开之后，波德戈尔内打来电话，探听勃列日涅夫逗留此间的情形：
“每次他俩相互打听谁做些什么事情、与谁人会面和谈话，”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我都觉得他们彼此离开对方就无法生活；更多的是，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缺乏相互信任。”
谢列斯特当然明白，事实确是如此。一旦时机成熟，勃列日涅夫便会甩开波德戈尔内。而暂时勃列日涅夫想出的计谋是，将自己在乌克兰时的老朋友谢尔比茨基拉入中央主席团。
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卡扎涅茨被召到莫斯科，让他担任全苏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卡扎涅茨加以拒绝。于是人家向他暗示，他可能失去一切。卡扎涅茨只好同意，迁居首都，担任这一职务长达20年之久。
谢列斯特不得不遴选新的政府领导人，到莫斯科就共和国其他部长候选人征求意见。他按照惯例遍访各位中央书记，然后去见勃列日涅夫。而勃列日涅夫仅仅对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感兴趣。
谢列斯特建议由利亚什科出任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一角，此人现任乌克兰中央书记，其主要副手是索博利（主管工业）和卡利琴科（主管农业）。
勃列日涅夫指出，利亚什科在国内鲜为人知。谢列斯特试图反驳：
“利亚什科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非止一年，并曾领导顿涅茨州委数年，他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仍然不肯同意。
“要是任命卡利琴科呢？”谢列斯特提出。
“卡利琴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勃列日涅夫提醒。“人们会说，你们没有干部了。”
长利琴科自1954年至1961年曾任部长会议主席，接着调任副书记。谢列斯特列举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才弄明白，勃列日涅夫希望让谢尔比茨基重返乌克兰部长会议首脑这一职位。此人与卡利琴科一样，已经担任过这一职务，但勃列日涅夫却并不将这点放在心上。
谢尔比茨基在勃列日涅夫的故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开始自己的党内生涯，随后被调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接替基里连科的州委第一书记职务。从那时候开始，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谢尔比茨基三人便结成了友好关系。
1963年底赫鲁晓夫对谢尔比茨基大发雷霆，让他去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业州委第一书记。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下令：“解除谢尔比茨基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让谢列斯特接替他。”
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彼此都非常讨厌对方。
“将他解职是正确的，”谢列斯特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党性修养的人，缺乏文化，对待同事粗鲁、放肆，常常牢骚满腹。与利亚什科相比，谢尔比茨基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鲜为人知，缺少威信，在民间也不得人心。根本不合逻辑：既然卡利琴科重新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合适，为什么谢尔比茨基却可以？”
波德戈尔内也反对谢尔比茨基复出。可是谢列平却说，应当纠正对待谢尔比茨基的不公正态度。“乌克兰人”和“共青团员”对立，为勃列日涅夫施展手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善于让自己的战友们彼此冲突，从而削弱他们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再三要求谢列斯特，一定要任命谢尔比茨基。谢列斯特试图以征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意见为借口，称他们决不会同意谢尔比茨基复出。但勃列日涅夫洞悉这套手法：
“你就表示同意吧，至于主席团委员们那里，我们共同努力是可以谈妥的。”
谢列斯特终于顶不住压力。勃列日涅夫当即用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取得联系：
“彼得·叶菲莫维奇已经表示同意谢尔比茨基了。”
波德戈尔内毫无办法，只有取消自己的反对意见。过后他对谢列斯特说：
“彼得，你被人家说服了，可是你有很大的麻烦。只好怨你自己了。”
1965年12月6日的全会上，谢尔比茨基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不仅巩固了自己安插之人的地位，而且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增添了一个可靠的拥护者。
1965年9月29日的中央全会上，分管干部的书记季托夫被免职。他具有很长的党务工作年资，斯大林去世后他曾担任七年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看上了他，
1961年便让其主管党中央机关一个部，翌年又任命其为中央委员会直属的组织和党务问题委员会主席。
勃列日涅夫让季托夫担任哈萨克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黜退赫鲁晓夫所提拔之人，重新擢用被赫鲁晓夫贬斥的人。
1965年12月，取代季托夫的新任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卡皮托诺夫成为中央书记。这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一个关键性的部，主管党的干部。如若事前不让卡皮诺夫知晓，就连其他各部也不能任命任何人。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二十余年。
卡皮托诺夫战前不久毕业于莫斯科公用事业建设学院，曾在梁赞州住房管理局任工程师。参军服完兵役后，在莫斯科党的系统谋得高升，开始担任红普利斯年机务段党组织书记，逐步成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来还兼任州党委书记。
1959年3月2日莫斯科州委全会解除卡皮诺夫第一书记职务。接替他的是赫鲁晓夫提拔的杰米契夫，其人此前担任部长会议事务总管。卡皮托诺夫被取消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委员资格，改任中央委员会视察员。不过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却又让他担任伊万诺夫州委第一书记。
对于国家的新领导人而言，赫鲁晓夫的冷遇就是最好的保举信。勃列日涅夫往伊万诺沃给卡皮托诺夫打电话：
“你干吗在那里闲待着？”
勃列日涅夫托付给卡皮托诺夫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干部，但也未进一步加以提拔，甚至未让其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不认为卡皮托诺夫还有能力干更大的事情。
当筹备党的二十五大、草拟总结报告之时，卡皮托诺夫的小组受命起草第三部分——关于党和思想体系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将文稿让他过目。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记述说，刚开始叫朗读，勃列日涅夫便站起身来，声称他不准备读这种胡言乱语了：简直像是照抄《真理报》社论！他要求：
“马上把卡皮托诺夫叫来！”
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通情达理地表示异议：
“不过，反正他本人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
“我知道他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勃列日涅夫说，“但他是中央书记，要为这部分负责任。是在他的领导下，按照他的指示，别人才写出这种废话，谁应当负责呢？！连代表大会的报告需要讲些什么都不明白，我要这样的书记干吗？马上去叫来，就在这儿训他一顿，好让他猛醒。”
亚历山德罗夫建议将卡皮托诺夫在组织和党务部的第一副手彼得罗切夫也一并叫来。勃列日涅夫对此人的看法也不好（不久之后彼得罗切夫便被撤职）。于是找来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和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两位学识渊博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一天之内便重新口授完成了整个党和思想体系部分。
卡皮托诺夫来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当着整个团队的面，以带侮辱性的词句评价他的工作。卡皮托诺夫恭顺地听取了全部意见。他准备忍受一切，任随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做出组织结论就行。恰恰是这种唯命是从但又不太有文化和不会自作主张的官员，才切合勃列日涅夫的心意。在粗俗地谄媚方面，卡皮托诺夫可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好手。
总书记的一名秘书回忆说，卡皮托诺夫从不放过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的机会，曾激情洋溢地汇报一个州召开总结会议的情况。他一个劲地报告说：“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的时候，代表们都站立起来，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削弱强势的共青团首领谢列平
勃列日涅夫对人的辨别能力特别强，他清楚地了解谁拥护他，谁反对他。
有时勃列日涅夫同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的交谈都归结到一个话题：谁人在干什么，谁同谁的关系如何……
谢列平（还有谢米恰斯内）的刚强和果敢不仅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担心，也使得稳坐自己交椅的许多高官惶惶不安。他们更为喜欢勃列日涅夫的基本原则：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
勃列日涅夫亲自抓领导干部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长处就是对干部特别关注，”葛罗米柯写道，“有时他同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的交谈都归结到一个话题：谁人在干什么，谁同谁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在于从交谈中摸清，是否有谁在搞针对他个人的阴谋诡计……在干部问题上，他和赫鲁晓夫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赫鲁晓夫认为必须不停地将干部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常常在某些工作部门造成混乱局面。勃列日涅夫则相反，连那些就事业和国家利益而言必须撤职、由新人接替的干部，他也仍然让其官居原职。”
中央主席团的力量分布状况一开始并不明显。除去“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之外，处于强势地位的当数中央书记谢列平，许多人都想让他担当党的领导。
“我是1966年来到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的比克宁讲述道，“当时尚未最后确定究竟谁会成为领袖——勃列日涅夫抑或谢列平。这一点我很快便感觉到了：任何一个来见谢列平的州委第一书记，也必定去见勃列日涅夫。反之亦然。”
谢列平比勃列日涅夫小20岁，文化素养也高得多。他身为城里的孩子，在沃罗涅日中学毕业后，前往莫斯科考入大名鼎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文学和历史学学院，这是人文干部的熔炉。在这里，谢列平很快被选为团委书记。
谢列平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40年10月2日。恰巧这一天颁布了一项命令，高等教育将开始收费，助学金只发给优秀学生。谢列平曾作为志愿兵参加战争。回到学院时，自然有些科目考试未能通过，按照新法律便得不到助学金。
他坐在学院团委里，考虑该怎么办。这时候莫斯科团市委书记克拉萨夫琴科到来，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克拉夫琴科说：“舒里克，我那儿有你可干的工作，你愿意到我们市委去吗？”
谢列平先是当指导员，接着当科长，后来当分管军事工作的团市委书记。1942年他荣获红星勋章，翌年调往团中央：先后担任书记、第二书记。
斯大林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委任谢列平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领袖事前将谢列平叫到他的别墅，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斯大林让谢列平坐下，自己则在办公室里踱步，不断地发问。他不时走到谢列平面前，俯身瞧着他的眼睛，看得十分认真……
谢列平后来向自己的好朋友哈扎佐夫承认，他当时非常害怕……
谢列平属于这样一批党内领导人，他们1957年夏天不让老革命派（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撤职。谢列平比其他人更加积极、坚定、顽强地支持了赫鲁晓夫。
怒不可遏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高声斥责谢列平：
“你这个臭小子，我们倒该向你作出解释吗？你先学会穿长裤吧！”
不过赫鲁晓夫却对这位年轻的战友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半年之后的1958年4月，谢列平领导分管加盟共和国的苏共中央党的行政机关部，但在中央机关仅仅工作了数月，1958年12月25日他刚满40岁，便当上了克格勃主席。
1961年10月31日在二十二大的首次全会上，谢列平当选为中央书记。两星期后，他的朋友谢米恰斯内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填补他离任后的空缺。
过了一年，谢列平又获得两个职位。
1962年9月20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发表关于工农业管理结构的长篇讲话。突然间他改变话题：“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改革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国家监察机关现在还存在，但很少发挥作用。必须让我们的监察机关成为党和国家的机构，因为如今离开党便很难实行监督。其领导人应当是中央委员，也许还要中央书记，目的在于对此表示重视。我想，那时候可能不会让所有的小偷丧失盗窃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总可以使得他们的盗窃生涯困难重重。”
1962年11月，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于是建立了一个权力大到几乎不受限制的机构，它既有权监督党的机关、政府，也有权监督武装力量，甚至克格勃。
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与党中央机关平行的具有分支体系的机构。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州委会领导人，可自动入选州党委书记和执委会副主席。因而监察人员事实上已变得独立于地方机关之外。
该委员会有权开展侦查，对有过错的人进行处罚，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和法院。据说柯西金和米高扬试图对此进行阻止，因为他们明白，建立新的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削弱部长会议的权力。
赫鲁晓夫任命谢列平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并同时让其成为政府首脑的副手：
“他需要与各部部长、各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应当让他拥有必不可少的权力。”
谢列平已成为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甚至得出结论，说国家的实权正逐步由赫鲁晓夫手中转移至谢列平之手。
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组织安排了全民性的响应。一大批作家致信谢列平，支持建立“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被取消了的真正的全民监督”。
赫鲁晓夫对任何人都不曾像对谢列平这样信任，对任何人也不曾像对谢列平这样飞速提升。第一书记信任谢列平，高度评价他精明干练的品质，总是将至关重要的事情托付与他。
也许，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枉自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对他们而言，似乎倒不如让他留下来更好。事后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为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懊悔呢？
谢米恰斯内曾对我说过：
“不。赫鲁晓夫对我们很好，当人家告诉他，我和谢列平参与其事时，他甚至不肯相信。但问题不在这里。国内当时的局势已不容许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把勃列日涅夫都看错了，其实客观上他具备各种条件。作为党内的第二把手，他讨人喜欢，善于交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