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这样的新解放区，新的领导阶级来自具有文化优势的北方，这些干部吃苦耐劳，气质朴实，作风廉洁，代表国家管理酒厂的转业干部身负权威却随和亲民，讲究政策。这给工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好感，也给自己赢得了道德上的感召力。在一份企业管理费清单上，我们看到，1955年茅台酒厂办公费的最大宗支出是每月100000元（旧币，10000元折合人民币1元）的电话费，每月招待费是64800元加100斤大米，这笔钱大约是当年酒厂工人平均月工资的1/3。
老酒师和工人们大都没有文化，他们从干部身上去观察新社会。虽然步调一致的纪律感给他们的习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身份平等的解放感和比照供给制的优厚福利待遇，让他们确有进入一个大家庭的安全感，对新政权怀有“明君”的崇拜。这种感情推动着他们投身于一次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变革。
对领导改变祖宗传下的工艺的努力，老酒师私下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加班工作、劳动竞赛，他们也和干部们一样充满着为国贡献、为抗美援朝贡献的自豪感。出身好的青年工人及时地被吸纳进党和团组织，成为核心的一分子。为茅台酒的工艺系统化改进作出重大贡献的酒师副厂长李新发就是第一批入党的年轻工人，入党后不久，他很快就担任了茅台酒厂第一任团委书记。在这种大环境下，组织生产没有任何困难，隔一个短时期，都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和动员口号，开个会，宣传一下政治形势，号召工人做好本职工作，“为毛主席争光”。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没有怨言。偷懒问题，浪费问题，一夜之间消失；也没人拿原料粮、拿产品回家了。
茅台酒烧坊时代传统工艺有一个基本固定比例，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吨酒。除了破碎原料是马拉石碾，其余工序全是人工劳作。其中挑水和背糟是劳动量最大的工种。以背糟为例，一吨酒耗6吨粮，加上50％左右的水分，就是12吨，8次发酵，9次蒸煮，累计工人背糟、上甑的搬运量超过100吨，加上挑水就更多了。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个制酒班一天上一个班的生产，要用人工从窖池背多少酒糟呢？一万八千斤。人工背去发酵一万八千斤，下造沙即投料时每天每个班要翻七千斤。”（《茅台口述历史资料·邹开良》）而工作环境夏天的温度在40~60摄氏度。
解放前茅台酒产量最高的1947年，赖茅有工人40多人，产量30多吨。1953年茅台酒厂职工52人，产量70吨，工人每天工时10个小时以上。据1956年茅台酒厂“给毛主席的报告”，1955年生产工人只有50人，产量达到了208吨。每天工时达到13~14小时。而1956年初每天工时更是达到不可思议的17~18小时。
如果只用生产力的指标来衡量，1957年以前，茅台酒厂的工厂管理创造了前30年的几项纪录：一是产量增长速度最快。从1952年的75吨到1957年的283吨，平均每年增加产量55％。（“大跃进”三年增长更多，但情况特殊不予比较）；二是管理费用最低。1953年管理费用只占成本的7％，1955年占10％不到，而1961年达到28％，1977年超过了30％；三是实物劳动生产率最高。到1955年，茅台酒厂产量达到208吨，是解放前茅台酒历史最高产量的3倍半。职工总数只有75人，按产量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倍。同时期固定资产增加3.4万元，增加了不到一倍。而全国全部工业部门同时期固定资产增加2.04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是1949年的1.86倍。1955年人均3吨的纪录，到2008年仍然没有被打破。
除了奉献劳动，工人们还积极参加到“合理化建议”运动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合理化建议”运动鼓励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和生产管理。茅台酒工艺上百年的传统是“传媳不传女”，同是生产茅台酒，三家烧坊的酒师也绝无切磋。1953年三家烧坊合成国营酒厂之后，也基本延续了过去的格局，酒师按照自己的一套指挥自己的班组生产，班组之间、轮次之间有时候会出现质量不平衡。1956年，按照地方工业部的指示，茅台酒厂恢复传统工艺，严格按照烧坊时代工艺路线生产。在这一轮运动中，原恒兴烧坊酒师郑义兴把自己五代家传的手艺彻底交给了工厂，交给了组织。这就是茅台酒历史上第一次成文的工艺规范《茅台酒14项操作规范》。郑义兴的奉献受到了上级的奖励——他得到了一件皮大衣，晋升了三级工资。
动员机制效果非常明显。在最优先的原料和资金保障下，国营茅台酒厂第一年就超过了历史最高产量，生产了70吨。
三、茅台酒卖不动
这个时候，茅台酒已经在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名酒第一名，第二名的汾酒产量接近200吨，供不应求。茅台酒厂的70吨却卖不出去。到了1952年底，茅台酒厂还库存了9万多斤酒，超过一半没有卖掉。1953年，生产形势依然不错，但市场销售困难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到了1953年4月，库存上升到了65吨。即便是已经调运出厂的30多吨，很多外地专卖公司也只愿意代销，销完结账。“茅台时代”的开端并不顺利。
主要的困难是销售渠道不通。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现代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茅台酒厂接收合并三家烧坊，只包括简陋的厂房和设备，个别职员和几个技术工人。赖茅的经理韦岭是得到政府信任的，但交接完资产之后，很快被调到地方，当了茅台镇的副镇长。逐渐补充的员工主要是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完全来自军队转业和经过干校短期政治培训的当地进步知识青年两个系统。而且拥有外地市场销售体系的两家主要烧坊赖茅和华茅销售体系的中心和人员都在贵阳，随着华赖两个资本家的消灭，附属于主要业务的茅台酒自营销售网络和商业伙伴自然不复存在。酒厂的干部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卖过茅台酒——不夸张地说，除了上级单位直接采购之外，1954年以前的茅台酒厂想卖出一吨酒都不知道卖给谁。
茅台酒厂的上级贵州专卖局也没有料到市场会出现问题。1953年以前，除了棉、纱、布，大部分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尚未实行，城市的原有商业系统还在运行。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然按照原来的渠道在流通，政府只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上的管制。新设立的专卖机构的性质类似一个专项税务机构，它的主要功能被设计为商品的实物管制，对酒类实行的专卖制度出发点是控制税源，保证财政收入，流通对它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
贵州省专卖局没有估计到茅台酒销售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对奢侈品市场缺乏认识。伴随政治变迁，市场消费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人民购买力低下，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增加了近一倍，也才142元；另一方面大地主、资本家、旧官僚阶级被消灭了，奢侈品的消费也消灭了；新的官员集团还在实行配给制，个人购买力尚未形成；新政权崇尚节约，公务消费水平很低，1954年开第一届全国人大，调用的茅台酒仅仅6000瓶，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李先念访问朝鲜时一次送给金日成的数量。而省外市场过去全凭华赖两家的外驻机构经销，即使消费者还在，零售商人也已经找不着供货商了。
专卖系统没有意识到茅台酒的奢侈品特性，把新市场遇到拓展困难的原因判断为三个问题：第一是包装和储运设备太差，造成渗漏、变质时有发生。省专卖局、省工业厅、遵义专署财委、仁怀县财委都指示，要用玻璃瓶取代土陶瓶包装，工业厅定制了120个铁皮桶作为储运容器代替“卮子”。第二个是品质下降，“浓度香味均不够”。传统销区颇有退货。
第三个在专卖局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价格太高。前文说过茅台酒在抗战开始后单价一直稳定在1银元。解放后恢复生产的老烧坊产品的价格已经有所降低。但各地市场依然反映价格太高。专卖局成立之前，1950年新成立负责省际物资购销的国营贵州贸易公司也建议茅台酒要“降低成本，以销定产”。
1952年年底茅台酒出厂价为每瓶12717元（旧币），因为销地商家态度犹疑，专卖局一直在要求酒厂降低成本，“以利打开销路”。在专卖局的要求下，1953年2月，降低了1045元。但专卖公司仍嫌太高。当时的定价方法是工厂成本加10％的利润，张兴忠无力再降低成本，遂向工业厅提出不要企业利润，以成本价出厂。工业厅不同意，给了两条指示：一是继续大搞增产节约，努力降低成本；二是多向销方说明情况。
为了推销茅台酒，贵州专卖公司动用了全国专卖系统的力量。由于原有渠道已经打破，只能采取动员外埠专卖机构先订货、后推销的办法。在新市场地区，则先寄样品和产品介绍，请当地专卖公司帮助“推销”。茅台酒厂档案馆保存了一份公函底稿，时间是1952年12月，事由是茅台酒厂寄给太原市专卖公司两瓶样品酒和一份产品介绍，请别人“宣传，大力推销”。推销的效果如何不知道，但很快收到了对方的回复，表态说尽力宣传云云。1953年3月，贵州省专卖局紧急向西南专卖局报告求援。请“钧局函请各大行政区专卖管理局介绍各省兄弟公司代为宣传，先行试销。建立长期关系，推广销路。”同时请西南专卖局与总公司联系，看看“是否可以介绍出口国外，交换工业物资”。（《茅台酒厂档案·1953年卷》）
解放初期，资金极度缺乏。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朝鲜战争又开始了。1953年刚刚把严重的通货膨胀控制住，国家也不能光靠发钞投入工业。为了解决国营企业资金的流动性，特别出台了一些向国营企业倾斜的管理规定，取消了商业活动中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预付金、订金。但由于军费和行政费用需求太急，税是一定要先交的。
国家给茅台酒厂的流动资金只够付工资、买燃料、买粮食。产品出厂要包装，要缴税，要付运费，本来就有一个头寸空当，出现一年以上的积压，基本就无法运转了。实在没有可以挪用的头寸，酒厂只好拖欠工资，用产品抵工资。专卖公司甚至全国专卖机构对茅台酒厂给予了特殊待遇，先订货后推销。虽然有一部分产品沉淀在各地专卖公司仓库，而新的采购计划还照常执行。即使如此，运转还是维持不下去了。1953年年初，酒厂向上级汇报请示说，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即使有人买，产品也没钱包装，没钱付运费，没钱缴税，总之没法卖。所以打算停止收购原料。
1953年4月22日，贵州省工业厅、专卖局、税务局联合发出通知，解决“茅台酒积压13万斤”的问题。针对“茅台酒厂资金已积压，无力支付税款及运费”，通知解决了3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