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的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则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因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一百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能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而义和团恰好被顽固势力所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的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在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