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以及跟在胥吏和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官员生活得半死不活，胥吏及以下当差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是吧？
闲衙门的闲话
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衙门，有个演变的过程，按道理，制度的转换是新的淘汰旧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比如秦汉之制，三公九卿，后来三公逐渐废了，变成三省六部，但作为九卿遗迹的各个监、寺却依旧存在。直到清朝，还保留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和太子詹事府，基本上都无事可做。清朝不预立太子，太子詹事府根本没有意义，但也保留，说是要留着一些四、五品的官职，作为翰林升迁之用。
按道理说，六部都是有事可干的，明清由于没有宰相，六部的权力比前朝还要大些。但是，自打1860年朝廷被洋人逼着设置了一个总理衙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洋人只是要清廷设一个外交部，因为他们不愿意按清朝的规矩跟礼部打交道，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就成了清朝的藩属。但总理衙门设置之后，把所有跟洋人洋务沾边的事都管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样的事越来越多，都给总理衙门管，等于是侵越了六部的职权。开始的时候，六部不知道怎样跟洋人打交道，乐于放手，但放着放着就发现事情糟了，好多自己固有的职权领域都被人家践踏了，自己又无可奈何。其中，工部的职权被侵越得最为严重。这是自然，因为工部管的就是各项工程，而洋务的大头就是工程。按道理，无论是开办国营厂矿还是修建舰船，都该是工部的传统职权，现在由于洋务的关系，基本上跟工部没关系了。
在六部中，工部原本排名最后，由于操持贱业（工程，粗活）的缘故，在官场的俗称上占了一个“贱”字。被挤对得无事可做，也不做抗争，抗争也抗争不了。随着国势日衰，原来可以做的皇家园林工程，也渐渐可有可无，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部也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变法裁撤了一些监、寺，没有动工部，那是因为不想一步到位，有太大的动作。因为如果动了工部，就等于彻底动摇旧的科层官僚制，以西方的新式科层制取而代之了。但是即便如此，戊戌变法失败后，所裁撤的衙门都恢复了。
不消说，古代官僚制的本意，当然是要干事的。但是，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官员本身还意味着荣华富贵，因此官僚制还得有一个养人的功能。不干事的闲人，也得养着。宋朝的闲衙门最多，因为宋朝的国策就是养士，把士大夫用官职养起来，不让他们到外头捣乱。其他的王朝没这样大张旗鼓，但也得养。于是，无事可做的闲衙门，就只能让它们存在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戊戌变法裁撤了几个闲衙门，会引起舆论那么大的反弹的缘故。西太后发动政变，违背祖制，公然在皇帝成年期就临朝称制，但恢复了裁掉的衙门，多了几个官职，就马上官心、士心大悦了。
不过，没事干的衙门里面的人，可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闲官，即使到了皇帝那里，也是如此。大家心照不宣，假装都很忙，勤于公务。皇帝也假装不知情，当他们很忙。当然，凡事总有例外，还真有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实说。这个人名叫秦树声，进士出身，官做到工部郎中。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官员，正四品。在光绪末年，此人被外放做知府。按规矩，外放官员依照惯例，皇帝得召见，于是秦树声就见到了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所谓的召见，也就是问几句闲话，什么时候中的举，进士哪科，家乡何方，等等。那日，西太后随便问了一句，你经常到署（衙门）吗？按规矩，只消回答“是”或者“常到”也就是了。可是秦树声偏偏回答：“不常到。”西太后很诧异，忙问为何。秦回答，因为无事可做。西太后接着问，你们的堂官（即部领导，尚书和侍郎）常去署吗？秦答道，也不常去，因为无事可办。
接下来，军机处连忙把秦树声发到了地方，远远地派到云南曲靖做知府。这个家伙实话实说，捅破了窗户纸，如果太后较起真来，把个衙门撤了，多少人的饭碗都砸了。好在西太后是个明白人，知道闲衙门养闲官也是朝廷的义务，并没有深究。无事可做的工部，一直到新政中期才合并到了商部，变成农工商部。这个工字，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工程，而是工业了。
牙兵牙将的故事
牙兵牙将，多见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军将均有自己的旗帜，这样的旗多半是三角形的，边缘呈犬牙锯齿状，人称大牙，将在旗在。军将的亲卫，多在大牙之旗左右，人呼之为牙兵；而亲卫之将，则称牙将；军帐之门前，必树牙旗，人称牙门。后来有人把牙与衙混淆，牙门变成衙门，把牙将称为衙将，唐五代时还真就有衙内指挥使的官衔，主掌牙兵。而对于做节度使的军阀而言，这样的牙将大多数是他们的义子，所以后来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也被称为衙内。
晚唐五代，是个军阀时代。晚唐的藩镇，各个节度使都是武夫，当年安史之乱中安史的余党。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地位，就在于他们手中的军队。当年的唐朝皇帝急于还京享福，不肯下功夫剿灭安史余党，让这些余党名义上承认朝廷领导就凑合了，大家各行其是，地位父死子继，如果朝廷敢说半个不字，就刀兵相见。
藩镇的模式，在晚唐五代得以大规模复制。大小的军阀横行天下，大到称王称帝，小到割据州县，靠的就是一支军队，而控制军队的唯一法宝，就是有一支核心的亲卫军牙兵。当年的牙兵牙将，都是胳膊粗力气大、能征善战的壮士，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被藩镇统帅收为义子，或者直接用自家的子侄统帅牙兵。他们就是军人政权的支柱，打仗的时候靠他们冲锋陷阵，平时靠他们弹压其他的军人。牙兵待遇好，权力大，做了不法之事没人敢追究。牙兵和他们的家属，在那时都是军人政权的特权阶层。
当然，牙兵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脾气也就日见其大。主仆的位置，慢慢就掉过来了。早在藩镇时期，镇帅们就得小心伺候着牙兵，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喝酒的时候，每每亲自打牙板唱小曲，讨牙兵们的好。人的欲望是没边儿的，而镇帅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到了欲壑难填之时，牙兵们就要琢磨着换上面的人了。这样一来，原本的支柱就变成了祸害。所以，这样两种事在这个军阀时代频繁发生，不是镇帅引入外来的武力突袭牙兵，将他们连男带女一并杀光，就是牙兵们杀了镇帅，另立他人。但是，镇帅杀了牙兵，还得重招新的牙兵，然后牙兵再度骄横，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结果，是骄兵悍将愈加骄横。到后来，某些镇帅做了皇帝，牙兵们也跟着升级，不满意了就换皇帝。整个五代，总共加起来不过五十三年，居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不过十年多一点点，军将们换皇帝跟换尿布一样，换朝廷如换老妈子一样。像后周殿前大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五代上演了好几回。出现叛乱，皇帝遣将出征，将士们嫌赏赐品少，那么到了前线就临阵倒戈，在敌人那里再领一份厚赏，当然，接下来就是反叛者做皇帝了。
都说晚唐五代是骄兵悍将的天下，但所谓的骄兵悍将，就是牙兵牙将，统治者最依赖也最信赖的那么一群武人。军人的统治，没有文治，没有道义，文官虽然还有，但也就是征税和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工具。在统治者看来，安邦定国只能靠长枪大剑，毛锥（毛笔）是没有用的，文人为自己争地位，也只是说，毛锥可以在征税的时候记记账。晚唐五代，天下精壮尽入军中，军人统治，兵强马壮，看起来强大无比，被统治者根本无法反抗。但这样的统治，实际上内里脆弱极了，因为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统治的基础只剩下一些强横的武人，无论统治者对他们怎么好，待遇如何优越，最终都是欲壑难填，反噬是早晚的事儿。无需外部力量来攻，就是自己依赖的亲信武力就会颠覆他们自己。一旦这些牙兵牙将明白了维系这个天下唯一的指望就是他们的时候，你想不让他们骄横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码，用越来越多的物质赏赐来维系他们的忠诚。可是，当这个世界唯一通行的语言就是强力之时，就没有人挡得住这些胳膊粗力气大、武艺高强之辈用强力来说话。所谓的忠诚，就是物质交换，一旦主子填不满自己的欲壑之时，忠诚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也正因为如此，五代的王朝才如此的短命，也没法不短命。不止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古罗马末期，皇帝靠禁卫军治天下，自己也就成了禁卫军的掌上玩物，换来换去，玩来玩去，罗马也就玩完了。
孙子云，兵者，凶器也。刘邦说，以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他们说得都对，都是常识，可惜这样的常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兵以食为天
中国古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兵。兵农合一的尝试，最后一次是朱元璋在明初搞的，他建立了卫所制度，有地，可以屯田。幻想着他们的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杀敌，不费国家的饷，不吃百姓的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队一旦种地，就成了奴隶制的农场，军官成了奴隶主，士兵成了农奴。而种地的农奴放下锄头再拿起刀枪，基本上就没法杀敌效命了，因为精壮的劳力都逃光了，同样是种地，谁乐意做农奴呢？嘉靖年间，沿海这么多卫所，连几个倭寇都奈何不了。想要对付外敌，哪怕是倭寇这样层次的外敌，只能重新招募士兵，所谓的戚家军，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这样，废弛的卫所还像阑尾一样在那里，但真正的军队却是招募来的镇兵。
这样的镇兵，进入清朝之后变成了绿营。满人八旗很厉害，但中国太大，十几万的八旗兵不能包打天下。真正有效的战略，还是以汉制汉，成建制地把镇兵弄过来，掉转枪头对准另外一些镇兵。汉人的士兵帮助满人逐鹿中原，真就把鹿给逮住了。此后多少年，这些打着绿色旗帜的汉人士兵，似乎都比在汉人皇帝手底下更有用。只是，这些士兵都是职业军人，当兵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必须定期发给粮饷。
可是，兵是要由官来带的。千里做官只为财。地方上的文官管着人、管着事、管着地方，弄钱容易；带兵的官，只能管几个兵，哪儿弄钱去？想来想去，只能在兵身上打主意。一个办法是克扣，饷也克扣，粮也克扣，反正发饷放粮，都得经过军官的手。另一种办法是吃空额，也叫吃空饷。比如一个营有五百人的兵额，我只招两百五十个人，剩下的两百五十人的粮饷领下来，就都我吞了。当然，操作起来没这么简单，小官需要跟上级分成。总的说来，官小小吃，官大大吃。军人是有兵器的，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了火器——鸟铳和抬枪。克扣虽然可以捞钱，但属于赤裸裸地喝兵血，容易招人恨。士兵们平时惹不起，打起仗来，一个不留神，军官挨黑枪或者黑箭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法子虽然军官们也用，但一般不会太过分，比较方便的招数还是吃空额。
吃空额唯一担心的是上级点验。但也不要紧，凡是上面下来检查，在来之前都会打招呼，明里不敢，暗里也得招呼一下，从古至今，都是惯例。不先打招呼，等于就是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了，这样做，对检查者有什么好处？所以，凡是上级来人点验的时候，带兵官就临时从社会上雇些人，穿上号衣，拿刀枪站在那里，顶多再学几个简单的动作，能变换一下队形。那时候的军队不兴走正步、行列式，一般露不了馅。加上点验的大员自己心里也有数，只要包袱递上，一般没有人真的较真。那时候，每支部队都会养几个武艺高强，甚至会点杂技的人，点验大员来了，就请这些人去表演，骑马射箭，拳脚刀枪对打，还有爬几丈高的旗杆。演得精彩，看得高兴，就可以交差了。所以，那时打仗，兵力多寡往往有水分，说是十万大军，其实可能五万都不到。
然而，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战斗力肯定要打折扣。且不说兵额不足本身就是个事儿，一般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好卖命。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点军饷七扣八扣，为那么几个钱去卖命流血，不值。虽说仗打赢了上头有赏，但这种赏钱得来不易，而且赏的时候也有克扣。真正能捞外快的机会，就是趁机抢劫老百姓，每到一地，仗还没打，先抢自己的百姓。机会好，风险小。所以，不管是对付外敌还是土匪，只消大兵出动，百姓对国家的军队都避之唯恐不及。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大兵比土匪，或者农民起义军还可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凡是战场，百姓不是逃之一空，就是帮英军带路，害得带兵的将领直喊“遍地汉奸”，仗没法打了。要百姓拿出爱国主义的精神，先得国家的军队有爱民之心。
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练湘淮军，开始还可以，军官和士兵都是乡里乡亲，克扣不好意思，吃空额，上级也不干。到了打平长毛之后，慢慢湘淮军也沾染了旧式军队的积习，军官们照样喝兵血、吃空额，慢慢也就腐败了。所以，到了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淮军战绩一塌糊涂，从朝鲜的大同江一直溃退到山海关，一个小胜仗都没有，输掉了底裤。调上去湘军，气壮如牛，也照样没戏。
鉴于前车之鉴，两位有识之士重起炉灶建新军，不仅重新招兵，找最老实的农民，更新武器装备，请外国人练洋操，还要一改旧军积习，杜绝喝兵血、吃空额。在这方面，这两位倾注了好大的心血。两位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张之洞练的是自强军，袁世凯接手练的是新建陆军。新军军饷高，新兵每月四两银子，平时穿衣吃饭不要钱。为了杜绝克扣，发饷之时均有严格的监督，决不让军官包办。自强军是由德国教练监督，点名发饷，而新建陆军则由袁世凯亲自点验，点一人，发一份，然后再收起来，直接寄给士兵的家人。让军官即使再想打士兵的主意，都没有办法。同时，新军的军官也待遇优厚，无论哪一级军官，除了比士兵高得多的薪饷，还有一笔可观的公费可供自己支配，而且不许上级找借口克扣，军官们也犯不着冒着风险去克扣士兵的军饷。当年新建陆军七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一队一队地监督发饷，袁世凯也真是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