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15年了。
那一年，父亲51岁，四个子女，除了我有了工作，其余都在大学中学就读。
母亲从发病到病危，几个月时间，父亲陪着，四处求医，几经转院。除了我，父亲对母亲和弟妹一直隐瞒病情。安慰弟妹们说，只是重感冒而已，不用牵挂，好好读书。医生早已告诉父亲，母亲的病他们无能无力。但父亲还是坚持住院，他说，母亲劳累了大半辈子，没有享过福，最后的时光，为她花点钱，才心安。
直到母亲去世的前几日，父亲才发去电报，把弟妹们从学校召回，陪母亲走过最后几天。突如其来的不幸，使得从大学赶回来的大妹，一路哭着回家。大弟一时不能接受事实，人像傻子一样，这里站站，那里站站，呆滞，无助。母亲临走的前一天，父亲才告诉母亲真相，伤心地对母亲说，你走得太急了，你欠了我的。母亲责怪说，早知这样，何必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少年丧母，中年丧妻，人生在世，哀莫大于此。再加上为母亲治病欠下了一笔债务，整个家几乎陷入了困境。
但生性要强的父亲牙关一咬，肩膀顶不住用背扛着，再苦再累，也不能耽误子女的学业。那时父亲竭尽全力也只能负担大弟和大妹的费用，于是小妹国庆的缴用就落在了我的头上。那几年，我们一家人一条心朝着一个目标使劲一完成学业，日子过得艰辛但很充实。
几年过去了，弟妹们完成了学业并都有了工作。
缴出了四个大学生，在我们这个地方，找不到第二家。方圆百姓在谈到父亲时，无不钦佩无不叹服。
当我们也欣慰地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父亲，他，老了。
人们公认为美男子的父亲，高大魁梧，极具男子汉气概。可是短短几年间，岁月在他身上毫不留情地刻下了印迹。白发，皱纹，微臃的背，父亲的确老了。
这些年，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我们不知道父亲在完成教学任务后，又是怎样完成母亲丢下的田里土里农活的；也不知道他这样一个大男人在干完农活后又是怎样侍弄猪饲料，喂养母猪，洗衣，做饭，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的；更难以想象在偌大的房子里，一个人从这间屋子摸到那间屋子，身边又没个说话的人，他是怎样孤独地度过乡村一个个寂寞而漫长的夜晚的。
这些年，我们也劝过父亲，有合适的人就再找一个。但父亲没有对哪个媒人点过头，只是把母亲的遗像扩大，用镜框装好，挂在堂屋里，常常默默地端详着，默默地叹气。
每一次，回到家，家里依然保持和母亲在世时一样，厨房，桌椅，衣鞋，收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父亲说，要让我们感觉不到没有母亲时的不适。
父亲是本地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但他仿佛不知道自己长得好似的，生活极其朴素，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辛苦积攒点钱，全部花在子女身上。算命的人对父亲说，你这一生，为子女所累，就像是棕榈树，长高点，粽叶就被割去一点，再长点，再被割去，存不到钱。
几年前，父亲一手料理弟妹们的婚事后，又着手建房了，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建房。这一次，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请了砖匠，他做小工。三层楼房，他一块一块砖搬上去，一担一担水泥挑上去。他说，自己亲手建的房子，住着踏实。他亲自设计房子，他住一楼，二楼四室一厅一卫生间，我们四个子女，一人一室。这样，每次回家，我们住得非常舒适。
退休后的父亲，生活极有规律。早睡，早起，午休，种菜，洗衣，做饭，看电视剧。也极自律，不抽烟，不打牌。邻居因外出打工而无人种作的农田、菜地、苎麻地他都包下来了，又承包了公家池塘养鱼。这样，他一年从头到尾，总有忙不完的农活。
家里，一年四季，都有父亲种作的菜蔬，还有他晒干的菜薹（盐菜），干辣椒，干豆角，扎成一捆一捆的。秋冬季节，楼上，一地板的红薯，和他制作的地瓜干和红薯片。每一次，我们回家，父亲就让我们带上，说，自家种的，没有农药，放心吃。
我们请求父亲，不要种作农田了，这些繁重的劳动压了他半辈子了，我们都长大了，他也该歇一歇了。父亲说，这些农田荒芜了太可惜，他身体很结实，又不打牌，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把这些农活当作城里人的强身健体运动。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日子就会过得很快也很充实。再一次劝过父亲，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他说，一个人进进出出惯了，每天做着同样的事，生活很有规律，再加上没有世事的烦扰，和淳朴的农民打交道，内心宁静而满足。
几个月前的体检，有高血压。父亲立即戒了酒，早餐改吃馒头，每天量量血压——年少时，父亲牵挂我们，我们长大了，父亲还是牵挂我们。他的自律、严谨，是为了不让我们牵挂，无非是让我们心安。
写上述文字时，几经流泪，几经辍笔。终于，按捺不住，痛哭失声。我不知道，我们和父亲之间，前世今生，到底是源于什么样的因缘。此生，父亲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在父亲面前，感到无能也无力，我们能做的，只有衣物、食品、问候。但父亲说，你们去年买的衣服和鞋子我还没穿呢。
我们的问候也只能换得父亲片刻的安慰，当我们回到城里后，父亲又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农活。
每次离开家乡，父亲把他亲手种的花生、芝麻，晒干的辣椒、豆荚装满了我们的包裹。我们提着这些东西，觉得是那样的沉重，沉重的还有我们湿漉漉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