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
一九二五年暑假，我住在常德我母亲学校的时候，有一天，听见大门咣咣的响，我与母亲同去开门。我们都不得不诧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那个穿着月白长衫的少年。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是孑然一身，除一套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
在这所作为校舍的空寂的庙宇里，原来只响着我母亲的读书声，她每天按时读古书、写字，孜孜不倦地啃着几本刚买来的唯物辩证法的书籍；还有我的单调的、不熟练的琵琶声。当时五卅运动所激起的爱国情绪还笼罩着我母亲的整个身心，她高谈阔论，叹古伤今，向我们讲述着她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痛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毒害。我呢，好像一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我用极复杂的心情反刍着近几年来自己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曾有的向旧社会的出击，与颓丧的感怀。在母亲面前，我是惭愧的，只觉得辜负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信任。我极想重鼓双翅，飞越万水千山。可是，哪里是我向往之处？哪里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哪里将成为我一生的归宿？我身虽然回到家了，回到母亲的身边了，但一颗心呵，仍彷徨于高山峡谷之间，奔腾在汹涌的大海与温柔的湖水之间。古琴一曲，《梅花三弄》、《十面埋伏》都诉不出我的抑郁忧伤。而也频却像一只漂流的小船停靠在风和曰丽的小港。他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有了整个世界一样那末快乐。过去，他很少知道我母亲所经历的身世，对我们家庭所处的社会也是陌生的，对我过去在上海的朋友们更是没有接触过。他津津有味地听着，后来曾摄取其中的某些片断写过小说。但他最熟悉的是一个漂泊者的生活，饥饿寒冷，孤单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但他很少喋喋饶舌，他常常痴痴呆坐，咬着手指，然后写下几首悲愤的、惆怅的诗篇。只有从他的诗里面才能理解他为人世困苦、冷酷和缺少天伦之乐、缺少友谊而感到刺痛，并从而铸成了一颗坚强的心。他虽然在我们这里，在这所空廓的庙堂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但他的心仍然沉沦在长久的漂泊生活中，不过，他似乎又并不以为意。
这年秋天，我们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他对我说，多少年没有穿过新棉衣了，在这寒冷的北方，如果有一件新棉衣该是多么暖和呵！我们计算了一下手里的钱，买了两段布、两斤棉花。我自己动手，替他缝了一件棉袍，他实在喜欢。可是，棉袍缝好后一穿，小了，穿是可以勉强穿，只是有点像女人的旗袍。怎么办呢？再另缝一件，是不可能了。我的懊丧不用说了。可是，他想出主意来了，把这件新的送到当铺当了，换几个钱买点新棉花，塞到他身上穿着的、一件刚从当铺里取出来的旧夹袍中就可以了，还算一件新棉衣。至于夹袍，到了明年春天再说吧。于是我们便只得又花车钱进城，把花七元钱制的新布新棉花和我的缝工一共当了四元钱，买了一元钱棉花，再花车钱回到城外碧云寺，仍由我拆洗缝补。他很满意地穿上了，还说只要棉花是新的，就很暖和了。
他没有几个朋友，因为我对他的朋友们要求太高，常在他面前吐露我的偏激，因此他们来往逐渐少了。可是他从来也没有说朋友们的一句坏话或讽刺话。我现在搜寻记忆，也想不出他说过任何朋友、或作过朋友、或当做朋友来往过的人的一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次来了一个法政学院的他过去在大沽口海军学校的同学。这个人穿着华丝葛面子的皮袍，里边是一副雪白的几道弯羊皮统子，是一个阔少爷。他冒着北风光临我们的茅庐，实在该是蓬荜生辉。可是我们无法招待，因为只剩一元钱，准备第二天进城找曹孟君、左恭或是别的人借钱用的。但也频却欢天喜地，很慷慨地把这一元钱全部为他的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客人舒服地睡了一夜，早起还吃了莲子粥(是他点名要吃的)，然后高高兴兴地坐车走了。我们在他走后，踽踽步行进城。也频兴致冲冲，好像走这四十里路是应该的，是十分快乐的事。
他的确喜欢进当铺，说他喜欢，或许是委屈了他。他没有钱，但花钱却很大方，把我母亲替我缝的一件绸棉袍也拿去当了。我母亲再三对我说过：“从你父亲死后，几乎没有给你做件好衣服，就这一件，也很不容易，你爱惜着穿吧。”但我只穿了几次，就给送进了当铺。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特别买了两套银质的餐具送我，也频高兴地接受了。他不是为了摆设，也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因为它值钱，是当铺老板欢喜的物件。果然没有几天，它们就存放在当铺里了。一个穷人是很少能从当铺里赎回衣物的。过半年(半年就死当)不取，就完全归当铺老板了。不过平时只要有了稿费，也频总是舍得为我买最好的衣料、果品、稿纸和笔的。
也频虽然不喜欢谈他的家事，但从他的诗、小说里都能感到他是非常留恋他的童年生活的。他对他的母亲和那个当兵的弟弟是非常怀念的。他的一个弟弟为生活所迫，很年轻就当兵了，在陈炯明的部队，为军阀内战而当了炮灰。
一九二八年我们住在杭州西湖，一天，在岳坟附近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长得很俊秀。也频就同我谈到他的小弟弟，想把他带在身边，我们自己把生活开支更紧缩一些，负担他的生活和教育。我也是失去过弟弟的人，自然赞同。也频便写信回家了。不久，他的第四个弟弟，十五六岁的样子，突然来到杭州我们的住处。原来也频的母亲已经带着她的两个小儿子到了上海。他们对也频抱着太大的希望，说也频在大地方出了书(是出版了一册薄薄的剧本)，每月收入二百元钱，他们不再回老家了，要跟着当老太太和小少爷了。他这个赶到杭州的弟弟，也向也频开口，希望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上学。那时自行车很少，我们自己思想上从来没有过这些物件的影子。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杭州写作的计划，要马上赶回上海，安顿他母亲和弟弟。从传统的家庭关系来说，也频在家是长子，应该赡养他的母亲和弟弟们。可是当时两个穷作家，自己每月最低的生活费都不能稳定的时候，怎么能承担这突如其来的重负？幸好，《阿毛姑娘》六七十元的稿费刚刚寄到，我们便连夜退了租房，赶回上海。他母亲看到我们经济上实在拮据，又舍不得小儿子同我们一道过飘零的苦日子，便要也频每月寄她三十元，后来商量减到二十元，她便带儿子回老家。这样我们张罗开销了旅馆费、买了船票等等，母子三人才掉头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找到一间八元钱一个月的亭子间，安下身来。每月二十元的诺言，三个月以后，再无法继续，就停止了。也频从此也就不敢再发善心扶养他的小弟弟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不久，我给在福州的也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小儿子拿我的信到南京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北来。我是向周恩来同志请示过，而且被批准了的。那个时候，敌寇入侵，抗日军兴，局势动荡，陕北更加艰苦，如果没有抗日、革命的要求是很难骤下决心的。我自然又是枉自热心了一场。
也频一生都在贫困中度过。一九三一年他被捕时，穿的是朋友借给他的一件袍子。他牺牲以后，我在家清检遗物，只有两纸当票，两套换洗的衬衣裤都早送到龙华监狱去了。我同他共同生活的几年中，我没见过他为钱、为缺衣少食、为个人前途而皱过眉，担过心，或郁郁不乐。他总是不倦地读书、作诗、写文。
出版编辑工作
上海的房东不像北京的公寓老板，在北京时也频因为交不出房租，被老板留着为他的儿子补习功课。在碧云寺居住时，房东看见我们在很冷的时候，整天在外边晒太阳，只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又看见我们天天只吃菠菜面条，便自动告诉我们房租还可以欠着。而在上海呢，房东就不那末客气了。到日子交不出房租，你就得看面孔，听冷言碎语，过三五天还没有交，房东就逼上门来，一个月再交不出来，就得赶你，还得扣家具，倘若家具也是租来的，那就扣箱子、铺盖。这时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间亭子间，可是曰月还是不饶人。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情况，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而且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我们困处北京时，北京的《京报》已停刊(或迁走)，只剩《晨报》与《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北京的作家们有点周济，零零星星给点稿费糊口。那时胡也频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收入，以贴补我母亲每月寄我二十元生活费的不足。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二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优遇。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与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那时我们倚文为生，卖稿不易，收支不平衡，更不稳定。而我母亲在大革命后又失业，三个学校的事，县当局都不要她插手了。她没有了收入，寄住在朋友的屋里，每月靠朋友分点房租给她，她不能再接济我们了。于是我们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这时正好也频父亲来上海，答应设法帮我们转借一千元，每月三分利。我对办出版社，虽认为是好事，可是不赞成借钱举债。我小时在家，母亲就再三告诫过，无论怎样穷也不要借债，我父亲就是借了债，死后我母亲受逼不过，只得变卖全部家产还债。我母亲自己总是省吃俭用，从不借债，一生贫困，却不曾为人所迫。但也频不以为然，他满有把握。沈从文也支持他，也还有朋友赞成。于是“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我们拿借来的钱在萨坡赛路二百。四号租了一栋三层楼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今年我路过上海时去看，房子依旧，只是街名改为淡水路，门牌号码也改了。那时，楼下做出版处，雇用了一个干事秘书之类的人，用了一两个月，他大约看出这个出版社的前途渺茫，就辞职不干了。我和也频，后来加上我母亲住在二楼，沈从文和他妹妹岳萌住三楼，有一个时期他母亲来了，也住在三楼，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短时住过。我们两家人各自起火做饭。这就是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在《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同住”。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到。直到去年由一位在我国教书的日本专家送我两本，我才得以读到。他告诉我这本书已在香港重版，是现今欧洲、美国、日本研究丁玲的最重要的资料，他并提出了许多疑问．上述所谓“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我只得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也是对好心的读者的一个答复。我们在萨坡赛路没有住到一年，沈从文搬去吴淞中国公学，我们也搬了家，出版社就关门了。
“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六七期月刊，七八本书。沈从文和我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所有事务，主要是也频一个人承担。如跑印刷厂、校对、同书局商谈代销、收款等等，都是他做。也频没有读书人的秀才架子，和工人谈工作，和商人谈生意，他都无所谓，无所怕。要动手帮忙，就卷起袖子干。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
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元，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元，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
一九八0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