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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牲口圈篷顶上的苇杆，呜呜地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刷刷地整着翅子，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黄昏很快地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地靠近来，鸟鹊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地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相熟。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她总是拿出这么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地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他们从那边山腰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像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地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么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么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她看见她的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地放在那冷地上。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地叫起来了。在队伍里像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地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科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垮在地下了。他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再支起来，她找寻可以使用的工具，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地躺着两张凳子。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地铡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做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好奇地，呆呆地打量她，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篷得像个孵蛋的母鸡，从那头杂乱得像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张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地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成了模糊的一片。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走回来，惊奇地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像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么坦直和自然，随便地投来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送来了如何的高兴。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像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回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么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坐在被子里，无所谓地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端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像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地从被子里跳出来，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地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风的被子，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地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更勇敢地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风云叱咤地一路走回来，门大声地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地骂“狗×的，×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么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她连串地熟悉地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向那些粗人学得很好，不过即使她这么骂着的时候，也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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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意思。才进去两年，她自己感到她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在产校仍整整住了四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地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需索奔走。她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悄悄地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动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地跑到延安，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二十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说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她要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 “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奇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作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