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说的“耳顺”，宋之大儒解为“声如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里所谓“声”，是他人之言；所谓“通”，是己与他人相通。正所谓“但闻其言，即解微旨。”这种解释，多少有些是夸大之词。听人之言，就通人之心，是神化了孔子。虽然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也未必有如此神通。程氏《论语集释》认为，“耳顺”是说孔子能听出弦外之音、潜藏的声音，是孔子察言观色的工夫。这又小觑了夫子。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耳顺”，是个人品德修为的一种境界，是孔子人生挫折经验的总结。
“顺”字从川、从页。川，谓水流。页，即人面。川、页会意，是谓人面如水流，不可逆也。故而，汉语中由“顺”为词根组合的词，均有从势而下的意思。孔子所说“耳顺”，即用“顺”之本义。己耳所闻他人之言，无论怨言忿语，叱喝詈骂，均可恭顺自然，逆来而受之，脸上无一丝愤恨之色，让自己温顺处于下势，以此来化解矛盾，缓和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以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应该说，闻他人讥刺之言，而耳顺受之，却面无愠色，是个人品行修为的大境界。生途无丰富阅历，心灵不几经震撼，是难以成此境界的。
孔子也曾有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吼，只不过，挫折和失败教训了他，使他领悟出了人在社会现实面前，面对八面来风，耳听之为音，心受之为情，却不为之动容，行不露于色，内敛收藏，韬光养晦的大策略。
六十而耳顺，是孔子一生修为的结果。一般的凡夫俗子，几乎终生也难做到。但作为统治者，若无耳顺之德，就会给黎民百姓带来灾难。自古明君多纳谏。纳谏，是君主耳顺之德的具体表现。唐李世民在《帝范》中专书纳谏篇，其文有云，“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李世民所说的倾耳虚心，即是耳顺之德。他认为，君主做到这一点，可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试想，统治者真可依此行之，自可君臣无隙，天下和谐了。
反之，若是昏暴君主，“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拒谏专制，行一人之言，那么，天下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试想，统治者的龙椅还能坐稳吗？
所以“仁”的本质，是让人学会顺从，孔子认为做人，必须首先做到顺从于人。顺从什么人呢？制定规范的人。在他的那个年代，他认为周王室的“礼”都是圣人所制，所以后世人应当谨遵教诲，大家不需要有什么思想，只要把那些圣人讲的东西记牢、并在行动中认真贯彻，就可以了。他的学生中，颜渊学得最好，结果在穷困潦倒中早早夭亡。
老子也好，孔子也罢，他们在求道的过程中都讲了一个“顺”字，他们认为只有先“顺”，才能达到“和”的境界。
孔子对“诗经”所做的贡献
在孔子之前，中国早已有《诗》，它是古代奏乐时相配的歌词，乐与诗是密不可分的。本来只称为《诗》，汉代儒家将其列为经典之一，故改称《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创作，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包括的时期共约五百多年，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相传周王室有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主管音乐的太师必须经常地征集、编写和整理一些歌辞。好的歌辞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不好的被淘汰、删削。这样，久而成册，就是《诗》。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哀微，宫失其守，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能成章，或有章句而不能成篇，而且与音乐脱节，无法歌唱。另外当时各国口语不同，在转相传授、抄录中，错误在所难免，有些传本零落不全。不同版本中相重复的诗篇加在一起达三千余篇，这不利于孔子的教学工作。因此，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先从删定《诗》的篇章着手。
孔子参照各个抄本，进行校勘核对，辛勤地做了一番整理工作。首先删去了重复的篇章，经过删削后仅存三百零五篇，进而将这些篇章归类，分《风》、《雅》、《颂》三类。
其次，是把整理过的诗篇都配上乐谱，能够弹琴歌唱。全部《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完成了这项工作，孔子得意地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诗歌的乐谱才入了正轨，错乱的歌词才有了头绪。”（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一工作规模宏大，几乎涉及到当时全部流行的歌词和乐谱，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