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嫂子刚刚被诊断出了胃癌，而我在去医院探望她的路上。由于加里的诊断引起家庭不和睦，我已经两年没见过她了。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有很多其他的家庭抛弃了他们之中被诊断为艾滋病的家庭成员。事实上，那并不罕见，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自己的家庭也会如此。加里打电话通知我他诊断结果的那天，我正要和我三个兄弟中的其中一个吃午饭。当他到我办公室来碰头的时候，我告诉他关于加里的电话。他和我确认了一下这种病只会感染同性恋男人——当时，我们的确以为如此——然后他对我说我到他家或在他家人面前不要谈论这件事。就告诉他们加里得了癌症。我只花了几秒钟就做出了再也不到他家去的决定。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嫂子的电话，她问有什么能帮到我们的。我回答道：“不管我怎样，都请你接受我。”我曾期盼能够听到他们的消息，然而没有，直到嫂子被确诊。
我进入她房间的时候，看到她正睡着，我又想起了诺韦丽特。可是，这里是一个不同的人，仍然活着，但可能不会太久。我不知道嫂子是否也服从了对我的放逐，但她似乎并没有反对我的探望。她睁开眼睛看到我在屋里的第一句话是：“加里怎么样了？”
她可能只是寒暄一句，毕竟，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说过话了。但我详细回答了她的问题。
“我不晓得你知道他生病了。”我对她说。
她回应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们都得听说过洛克·哈德森才能知道有艾滋病这回事吗？”
那件事就到此为止。我们的关系已经中断了两年。当我和一个侄女离开医院的时候，我问她家里知不知道关于加里的病情。她告诉我：“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只是不谈它罢了。”
三个月以后，我的嫂子去世了。加里和我失去了一个对我们很好的人，尽管她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给她的家人，同他一起长大的表亲们发去了唁电，上面写道：“我记得她的品味和创造力，她的冲劲与奉献。如今我思索着她的优点超脱了现实的边界而无限放大了。再见了，一路顺风，B.R.舅妈。”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