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其他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当它发展的速度超过其可控力时，团队中就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还有一些是来自于外部。在教堂地下室里召开的一次业务会议上，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史蒂夫的地方，同时也是艾滋基金会许多活动的举办地，在那里我听到了关于基金会财政状况的抱怨。我回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问题，但我仍然记得在场的一位会计师自愿去做复审，并且同意监督这些事项，这才解决了具体的争端。审计工作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因为基金会必须对捐赠人负责。
有人抱怨一个在董事会任职的律师志愿者，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到医院去探访任何人。他声称他只是没法做这样的事。发牢骚的人觉得这一点就可以取消他在董事会任职的资格。由于他反感医院他就不该被允许继续任职，我对这样的观点感到异常愤慨。我认为他正为艾滋病人提供着非常有价值的服务，他为他们准备法律文书，协助他们处理医疗保险问题，社会保险，以及残疾等事宜——都是无偿的专业志愿服务。怎么会有人挑剔这些？每个人都可以贡献点什么，而一切都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服务。
随着领导层的变化，由于数量迅速增长的人群需要很多不同的服务形式，一些活动被重新安排、重新组织。在那之前，五六个人组成一支护理小组，帮助他们的客户完成各种任务。一天，一个人可能会负责洗衣或者购物，也可能是为客户做顿饭。第二天，另一个小组成员会开车送客户去看医生。有时他们两两一组，但大部分时候会通过把任务分散下去而给每位队员提供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们不是医疗人员；我们只能在一些特别的琐事上帮忙。
对于团队成员的重新安排将其按照不同的职能进行划分。“A”组成员去帮助那些刚到麦德林家园和石头汤的人解决问题。命运使然，当我第一次听到新收容所的地址时，我立即发现那就是我前夫的第一间画室，他是个商业广告艺术家。一进入物资食品所在的房间，我就不禁想起很多年前，那时候一幅创作于纳氏草莓乐园的我的彩色粉笔肖像，就挂在那面墙上。并且，那次去纳氏草莓乐园的旅行正是全家带加里去迪士尼乐园旅行的一部分，当时他还是个五岁的小男孩。如今，在这许多年之后，我又来到了同一个房间，没想到还是为了加里。
随着伙伴小组准备就绪，每位客户都被分配了一名志愿者，所谓一个来自于“B”组的“伙伴”，他们可以被叫去处理各种琐事，或者可能只是和客户做个伴。经过一番努力才将志愿者伙伴同他们的客户匹配起来，按照兴趣、个性，有时还按照志愿者适应特定需要的能力。那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可能会形成更为深厚的友情与关照。这种重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客户的数量增长迅速，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需求能够被满足的速度，而志愿者的人数已经不再能够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来照顾同一个人了。
第三个小组被称为宣传小组。我没有足够的把握去独立面对那些已经历过的——或者，但愿不会有，那些未经历过的——作为一个伙伴的要求，于是我加入了宣传小组。
作为一个宣传人员，我的工作是回应来自于PWA（PeopleWithAIDS，患有艾滋的人群，是为艾滋病患者新创造出的术语），还有他的父母或家庭的各种诉求。我们并不是向所有没有通过基金会求助的人都扮演宣传者的角色，因此我的工作都是由总部委派的。我常常被要求去和某个正在医院里的人的父母见面。PWA可能会需要经济援助，帮忙寻找他们能负担得起的住所，或者，就这一点来说，一个能接受并允许艾滋病患者居住的地方。或者他们可能已经感到有必要搬到收容所去了，那里只对艾滋病患者开放。有时，他们仅仅是想被指定一个朋友。在填写完表明PWA需求的新加入者表格之后，宣传小组的成员周一晚上会在咨询中心碰头，把客户的情况提交给社会服务委员会。
那时候，项目里很少会有女性参与者，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男同性恋会受到疾病的侵袭，而他们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在当时，作为唯一一个做出承诺能够约见的母亲，——尤其是这个人也有一个患有同样疾病的儿子——双方都不会有受伤的感觉。他们需要有人能够在同性恋与非同性恋、孩子与父母之间潜在的沟壑之上架起桥梁。我受宠若惊地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