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亚瑟去世之后，在委派给我们另一个客户之前，小组被建议休整一段时间。这是希望能够有助于缓解痛苦以及“处理”悲伤。但是很快，4月30日，也就是周日，我们聚集在一个带车库公寓的楼上会见来自密苏里（Missouri）的鲍比和他的父母、以及鲍比的同伴楚门。鲍比是个黑头发的小鬼，眼睛闪闪发亮；但这双富有表现力的棕色眼睛却因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而失明了，而他仅仅是在数月前才被感染的。生病前，他是一位插图画家，为参考书绘制精致而细腻的植物钢笔墨水画，其中包含了种类繁多的植物群。钢笔墨水画一定是他的强项，因为我在他家里看到的画作大多都是这种形式的。有一幅画的笔法好极了，画的是一个小男孩正在玩一辆玩具火车，后来楚门把它送给了我。我珍视这幅画，但我不需要用它来记住鲍比。
楚门有六英尺多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那真是完美的组合。而且这两个人也是天作之合，鲍比只是略高于五英尺。楚门在一所小镇的高中做戏剧老师；如果校长或者任何一个教职员工发现他是同性恋——呸呸呸，打消这个念头，那么他就会丢掉这份工作，即使多次被授予优秀教师。在学期初他就告诉学生们他要求严格但很公平。在秋季开学后的一两周之内，孩子们试探他，发现他的确是说到做到。毕业之后，仍有很多学生返校看望他或者保持邮件联络。然而，对于教职员工来说，同性恋这件事在小镇之中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就这样，我们接收了第二个因为这狡猾的病毒而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家庭。没有治愈方法，也没有太多可用的药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结果会怎样。鲍比，除了穿着一件T恤和一条长运动裤外，还穿着一双我见过的最大的毛绒老虎拖鞋。当我告诉他我有多么喜欢这双拖鞋时，他脱口而出道：“我好丢人啊！我忘了我还穿着它们。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
这个可怜的家伙还不习惯看不见，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只是鲍比的呆萌幽默感的一部分，而那次还仅仅是个开始。
鲍比的父母回密苏里去以后，楚门就宠着鲍比，除了做饭和包揽所有家务外，还要维持很多生活必需的开销。难怪他需要来自艾滋基金会的帮助，因为把这些事和他的教学计划安排好的同时，他还要带鲍比去做治疗和检查，就是在两个月前阿特去世的那家医院里。因为他在学校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楚门要求下一学年调到英语系去，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在鲍比身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通过为鲍比和楚门跑腿我越来越了解他们。我去图书馆还书，帮他们购买杂货，不过当艾滋基金会向肯恩打听是否有人可以帮助楚门在他的两层车库公寓里安装一个楼梯扶手时，一个大的项目就要开始了。一楼是楚门的工作间，最终会变成一个舒适的客厅，一整面墙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被装上了内置书架，这里就是楚门的大型图书馆。但那个时候，这里还存放着楚门的工具，包括一个大台锯。楚门一直想把楼上改造一下，但由于他愈发繁忙的新日程而不得不搁置了计划。
当肯恩知道我在一家装饰公司里工作并且和一些木工承包商有联系，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我。我转而询问我的老板理查德是否可以帮我一个忙。他毕业于布鲁克林普拉特学院（PrattInstituteinBrooklyn）的工业设计系。
他说：“没问题。”。
“你还没问要帮什么忙呢。”我对他说。
“好吧，你让我帮忙。什么事儿？”
我对他说了如果没有扶手做支撑鲍比会有从楼梯上掉下来的危险，而且要快！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我和理查德带着卷尺测量了尺寸：垂直的、水平的以及对角的。在那里我们使用着我过去帮他做类似项目时所用的平常词汇，这些已是轻车熟路。因此“哑带”描述了我的角色，当他测量时我只负责拉卷尺。
他在东测西量的时候我坐在楼梯最上方，我问：“你想让我以无声收尾吗？”
“不，还没有。”他在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答道。鲍比一直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想着他自己的事。
“你需要一个盲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声。”
那个下午，理查德和我去了贮木场。我抱着一堆木材顺街而行，透过保时捷911的天窗沉醉在这不协调的景象中。一旦我们开始使用台锯把这些材料组装在一起，锯屑就满屋子飞扬，楚门站在我们旁边，一边吃着麦片粥一边肃然起敬地看着正在成形的材料。我意识到理查德从未和楚门商量过扶手的设计，他已经开始动手做了。偶尔，楚门把我们留在地下室里工作，他陪着鲍比去医院门诊做检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工程不断推进并即将接近尾声，我注意到每当楚门领着鲍比下楼梯，鲍比都挽着楚门的胳膊，而楚门会低语道：“一步，一步，一步……”理查德停下来手里的活计，回头注视着这无比体贴的爱意表达。我想对理查德来说，这种经历至少让他开始明白同性恋的情感与寻常爱情并无太大区别。
当扶手完工的时候，楚门说这和他想象中的样子一模一样，还说如果是他自己来做的话也会建造成这个样子的。我感到倍受鼓舞，他那样说并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理查德。毕竟，这是由一个专业的工业设计师设计建造的。
几个星期后，艾滋基金会给理查德寄了一封感谢信，他随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当我问他为什么不保留那封信时，他淡淡地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那封信。”
他显然被他看到的一切所打动，那就是他的回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断从我的经历和参与的事情中体会到更多。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肯恩和我们志愿者小组的其他人都认为楚门需要休息，他们出去吃晚餐，让我留下来陪鲍比。我很乐意帮忙，但也心有不安。要是他生病了而我能做些什么？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但午夜时分，正当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去时，鲍比喊道：“你醒着吗？”
“嗯，是，现在醒了。有事吗？”
“你能进来和我说会儿话吗？”鲍比问道。
当我帮他按摩后背时，鲍比哭了起来，他不介意有一个照顾人员，但他认为楚门这样出去是不公平的，他甚至都没有问鲍比是否一切安好。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们总想去替那些丧失了自主权的人做决定。对鲍比来说这是一段难捱的时间，而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的经历。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我今后作为志愿者的工作中这种想法会出现多少次，——或者，就此而言，只是作为生活的参与者。
5月27日，星期天晚上，鲍比在家突发癫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从那以后，一个又一个的感染侵入了他弱小的身躯中。入院后的第二天，当神经科专家向鲍比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也允许我待在病房里，诸如今天是星期几、我们过什么节假日、一美元等于多少个五美分？他还问鲍比读的是哪所大学，对此鲍比骄傲地回答说他曾经是密苏里大学老虎足球队（UniversityofMissouriTigers）的铁杆粉丝。要不然他为什么会一直穿着那双大老虎拖鞋呢？
鲍比一直表现的很棒直到他被问到：“直升飞机喂养它的孩子吗？”
鲍比回答：“不。”
我暗自高兴，鲍比好样的！医生以为他能把你绕进去。
“为什么直升飞机不喂养它的孩子？”
很不幸，鲍比的回答是：“因为直升飞机是一个机器，不是一幢楼。”
我的心一沉。
CT扫描显示癫痫突发的原因，需要手术治疗。尽管鲍比很清楚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医生不接受他自己对手术进行授权签字——不是因为无法辨别直升飞机的取食习性，而是因为他正在使用药物，对他们来说他显然无法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然而，是鲍比提供了他父母的十位数字电话号码——根据记忆——让医生们打电话去获得他们需要的权限。上帝保佑他们应该接受楚门的授权，但他根本没有被当做是“家庭成员”。
手术之后，鲍比必须忍受轮番的化疗，这毫无疑问地会导致脱发。楚门经常把鲍比的枕头从他的头部拽出来，清除掉逐渐增多的头发。对鲍比来说，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他终于怒吼道：“我就不明白你这该死的为什么总是抢占我的枕头！”
几天以后，楚门琢磨着比起医院的枕头鲍比可能会更喜欢他自己的，于是就带来一只专门设计的枕套。当楚门不在场的时候，鲍比问我是哪种枕套。当我描述了枕套的图案、颜色以及设计师，鲍比小题大做：“这个楚门！他知道我最讨厌那种了。”
显然，他看不看得到并不重要。
事实上，几天之后当我穿着一身传统样式的黄色套装——鞋子、裤子、衬衫以及面罩出现在他病房里时，他表现得甚至像个抱怨者。试图去制造些轻松的气氛，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猜这样打扮起来我们看起来都一样。”
鲍比马上接道：“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看不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