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个月准备不太充分但却貌似很有秩序的运作，以及一颗希望为迅速壮大的客户群提供服务的坚定决心，为志愿者们提供更多培训的工作已迫在眉睫。毕竟，就连治疗师和创立基金会的董事成员都要依靠来自于志愿者的数据来制定符合客户需求的策略方案。事实上，我们要强制性地接受更多的培训以便能够整齐划一地代表基金会。我继续渴望获得新的知识，用以支撑我的自信心。我知道我们正在执行重要的任务，我的使命继续为我带来满足感和深深的自豪感。
12月11日，一批新的志愿者学员见面了——我们六个，分别是：肯恩、巴迪、塞西尔、克里斯、史蒂夫和我。
肯恩在一家引领全国时尚的时装店销售女鞋，这家店服务于休斯顿的社会精英们。他可不是个普通的“鞋狗”。他和自己的老客户沟通交流，有非常适合她们的新款到店时就打电话给她们。他很可能参与了订货，毫无疑问，甚至于这些女士都不用过目就会把鞋买走。她们正忙于准备参加各种报纸的社会专栏里提及的慈善活动。他协助时装店其他部门的经理，为那些在很多地方固守于家中的外地客户们搭配全套的服装，她们就在时装店宽敞而方便的更衣室中享用提供给她们的午餐。每年或每半年她们会去一次自己最钟爱的时尚圣地，选购最新潮的物件存于她们的多个大衣橱中。肯恩亲切地称一位来自于伊利诺伊州的顾客为我们的芝加哥小姐，谈到她的时候奖金的幻影在他闪耀的双眼中跳跃。毫无疑问，肯恩魅力十足，很难想到他的经济状况与他所取悦的客户相比其实与我们的更为贴近。
当我得知肯恩出来之前结过婚（也有孩子）时，我一点都不惊讶，不过他是等到孩子们长大以后才这样做的。他曾是一个女人的男人，除此之外还是一个男人的男人。当艾滋病进入他的生活以后，他较那些年轻的男同性恋更为成熟，他们尚未开始努力应对它的巨大凶险，更不在乎它的存在。
我和肯恩通常会在周五下班以后共进晚餐。一家位于男同性恋聚居区的餐厅成为我们经常光顾的老地方。我们出入那里太过频繁，每周点同样的菜，持续了数月以后，我开始要求换个环境。但肯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和熟识的人群混在一起，直接忽略了我的愿望。我取笑他的车在我们离家去吃晚饭的时候已经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我的旁侧敲击不仅没有使他感觉到幽默，而且被他完全忽略掉了。此外，不顾烟味困扰着我和我的鼻腔，他坚持要我们坐在吸烟区。有一次，当唯一的空位在非吸烟区，我高兴地表示我们终于可以坐在我想坐的位置上了，也可以换换口味。可是他宣布：“我们等着！”
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想要在他的圈子里活动以便更多地融入艾滋病群体并作为他的朋友，我必须得用妥协和顺从来交换。我们一起吃过很多次饭，看舞台剧，欣赏歌剧和电影，以及参加派对。在我们离开家去看电影《母女情深》之前，肯恩建议我带上一盒纸巾，因为他知道那部电影很催泪。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打开纸巾包的机会，我向左瞥了一眼想看看肯恩是如何强撑的。他睡得很香。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成为关系更为紧密的盟友，我们在艾滋基金会的工作也在扩展，这导致我们的社交活动随着工作而展开。我们在1988年参加的一场集会是为兰迪·席尔茨（RandyShilts）举办的招待会，他是《世纪的哭泣》的作者。席尔茨作为《旧金山纪事报》的医学记者，不仅对于那本书的相关信息见闻广博，而且他还用自己在全国各地旅行中发生的故事来款待我们，其中有关于艾滋病会出现什么状况的紧急消息。尽管他为我们讲述的一些经历极其幽默，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那是以艾滋病问题为代价的。他愉快地为我们在他的书的扉页上签名。我的上面写道：“致弗雷达，感谢你的努力。珍重。1988年10月2日。兰迪·席尔茨。”
我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签名的那个日期正是他写书中开头引语的第三周年。他写于1985年10月2日，洛克·哈德森（RockHudson）1去世的那天，艾滋病在西方世界几乎已家喻户晓。
然而在我们见到兰迪·席尔茨的四年前，我和肯恩仍然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起参加的派对通常都与艾滋病有关，还有一些，如果有肯恩喜爱的其他人群陪伴，他就不约我了。他认识其他一些与艾滋基金会没有关联的人，除了他的本职工作确保他的社会顾客都安排妥当之外，不知道他怎么挤得出时间给他们。这对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正试图将自己的生活置于一个独立的隔间，尽管这往往很难做到。
巴迪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英俊男子，对我照顾有加。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和他一起出去吃晚饭比和肯恩在一起更为新奇冒险，因为我们会去很多不同的饭店。在一家非常有名的比萨店里，我记得我们曾经为一个比萨饼等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结果发现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已经用面包棒和红酒填饱肚子了。不过，比萨饼很不错，尽管我们不得不把它带回家，直到第二天才发现这一点。巴迪对于协助完成团队任务很积极；然而，他正处于失去爱的痛苦之中并且毫不讳言地在我面前坦白一切。我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觉当一个人不停地抱怨他们的旧爱是如何虐待他们时，实际上他们是在说自己是如何不顾一切地依然爱着他们。我们见面的时候，可怜的巴迪就处于这种状态。他在一家制造紧固件的大公司里工作，他对于工厂的每一颗螺母、螺栓、螺丝钉以及铆钉都了如指掌。他在工作上十分出色，但在私人生活中，他十分悲惨。
塞西尔是复员军人医院里的一名护士。有他在我们的团队中很幸运，他在医学领域有相关的工作知识，尽管在艾滋病这一新领域中几乎用不到。他在和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打过交道之后好像就退出了志愿者工作；也许这对他来说压力太大了，或者可能他的全职护理工作随着艾滋病渗透到复员军人医院而变得异常忙碌。他也许已经通知了艾滋基金会，但我没再见过他。
克里斯，据我们团队所知，他在出现于任何人的病床边之前，就几乎已经从我们的小团体里消失了。我在培训课程结束以后没再见到过他。也许他被他可能会面对的事情吓倒了。也许他，他自己，病倒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想要帮忙但又鼓不起勇气。谁知道是什么鼓舞了这些行动者？这并不是说我不那么害怕或者我期待去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流行病。我不过是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想要为我儿子做点什么。克里斯不回到我们的团队来有他自己的原因。他也许已加入了另一场圣战。我们本该去询问关心他一下——不是为我们自己，而只是确认他一切安好。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决定是否要继续追踪关注某人。我们不想烦扰他人，但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乎。然而，我所了解的模式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我们让每个人自己来决定是否加入。他们知道我们就在那里，而且他们一直都是受欢迎的。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后来的支援小组，其建立的目的是想给人们提供一个互相交流感情、经历、恐惧或悲伤的途径，这与护理团队是为帮助艾滋病人而建立的目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小组成员包含有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护理者、家属以及任何受这种疾病感染或影响的人。
现在，该史蒂夫了！我和他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不过是在我和肯恩形成紧密关系之后，由于我和肯恩在年龄上更为相近。史蒂夫告诉我，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深色头发和褐色皮肤，但更多的是来源于我在新团队第一次集会时穿的那件黑色T恤。那是在一座有大批同性恋成员的教堂里。那座教堂后来也涉及为艾滋病日间看护中心、口腔门诊以及支援系统提供处所。
我的T恤衫呈现了旧金山湾中的帆船运动，而史蒂夫认定我是个“希腊女同性恋”。我没有抱怨他的洞察力，只可惜那是错误的。事实上，我衬衫上的印花是我公司的首字母（这几个首字母是代表的这家公司也为人所知），这些衬衫是发给每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年度室内设计师表演上所有乘着我们租赁的船只出航的人们的。我的老板，不愿留在酒店里看表演，喜欢将大帆船停靠在39号码头上，为少数几个他选择跟他一同前往的员工提供铺位，然后航行穿越海湾到位于蒂布龙和索萨利托的某些高档餐厅里热情款待销售商以及其他与会者。
史蒂夫在一家非常大的保险公司里工作，几年之后他搬到他们位于达拉斯的办公室去了。不过他还是每周五下午打电话给我，尽管不再问我周末能一起做点什么了。
当他还是团队中的一员时，我们互相非常支持对方——不仅是在我们的团队合作方面，而且在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史蒂夫正处于一段飘摇不定的恋爱中，因为他的同伴远赴巴黎工作了。我们在电话里无休止地聊天，一起吃过很多次饭，而且非常喜欢去看电影。在我们去任何地方之前，他询问我的方式是：“听起来还不错吧？”对我来说听起来总是不错。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他和我儿子年龄相仿，风度翩翩，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非常可靠。
在还未完全了解对方之前，我们一起开始着手做一份我们自认为的职务简介。1983年12月那个周日的午后，我们坐在培训课堂上分享着来到这里的个人原因，还有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重复着角色扮演练习，那与我之前参加过的一样，在完成一天的培训以后，我们被认为已了解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那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战斗了。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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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克·哈德森：（1925-1985）美国电影演员、电视演员，曾以《巨人》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在银幕上被观众评为“最具男子汉气概的演员”，但生活中的哈德森是一位同性恋。1985年被确认感染艾滋病，10月2号在加州去世。他是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公众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