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他人报仇是出于恻隐，替自己报仇是出于正义。”
——塞缪尔·约翰逊
飞机降落在纽约，一辆救护车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冬日的冷风以往总会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是现在感觉棒极了。急救人员将我从飞机上抬到救护车上，险些把我摔在地上。幸好我身上绑着安全带，否则真要亲吻大地。不过我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欣然笑了笑。没有什么能够与自由相提并论，之前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烟消云散，至少在那一瞬间是的。
我们来到史丹顿岛社区医院，这儿离我姐姐住的地方很近。尽管我知道卢戈和他的同伙一定在竭尽全力地搜寻我，但至少这会儿，我感觉自己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好好休整一下。我觉得很有必要马上盘存我的剩余资产，如果还能剩下什么的话。在吉恩·罗森的大力帮助下，我所有的账户都被清查了一遍。的确没剩下多少，但无论还有什么，我必须要把它们保护起来，存放到某个安全的地方。我暂时还顾不上，但心里清楚得很，我必须要将那些罪犯绳之以法，不能再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不必担心我会去报警，因为截至目前，依据我收集到的反馈进行推测，警察不太可能相信我的故事。经历过那一切之后，这样的现实让我极度受挫。我决定先把这件事放一放，集中精力养精蓄锐，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需要，有了革命的本钱才能更好地应对摆在我面前的诸多挑战。
我姐姐不上班的时候一直陪在我身边，父母也来看过我，还给我带来剃须刀和刮胡膏，因此那是我五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刮胡子。我几乎觉得一切都回归正常了，如果那有可能的话。我没告诉他们实情，只是说我出了车祸。我还没准备好向父母讲述我的遭遇，他们也理解不了。我认为最好等待时机成熟之时，换个环境告诉他们真相。不过，当我最终告诉他们时，他们确实没法理解。话说回来，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事，确实让我有些心烦意乱。我姐姐来看望我时，医生走进来问我情况怎么样。我问他所说的情况指什么，他说迈阿密的那家医院出了一份报告称我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说我是个沉迷于静脉注射的瘾君子。我和我姐姐告诉他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
这么说来，我还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我很震惊，思绪翻江倒海地涌上来，难道那些罪犯趁我神志不清时给我注射过什么？难道迈阿密那家医院给我输血时用的是感染了病毒的血源？我体内有毒品成分这点可以理解，因为我确定意外发生的当晚我被下药了。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医院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故事，也不替我报警了，他们很有可能认为不报警是为我着想。我不得不伴随这个不确定因素生活将近五周的时间，直到化验结果出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我无处喘息，更别提休养了。终于，结果出来了，是阴性，他们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很好奇上天对我的考验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也好探探我的承受能力。结果不幸发现，考验远比我预想的要久。
纽约的医生多了一份好奇，质疑起我的伤处。医生告诉我姐姐他有些疑惑不解，因为他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我所遭遇的车祸程度，判断伤处不像是车祸所致。他嗅出了一些不对劲，不停地追问姐姐问题。她劝他别管，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如果迈阿密的主治医生能像这位医生一样有点儿好奇心的话，也许他们就会报警了，那些歹徒也就能快些被逮捕了。
能够活着，并且重获自由给我带来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变得忧郁，因为我不仅没了家，没了所有的私人财物，连身份也没了。过去的我貌似在那场人造事故上演的夜晚就已经死了，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是另外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经历的一切，所有的所有一股脑地涌上来，不免悲从中来。我一直都是独自应对挑战，现在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愿意去面对摆在面前的困难。不论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我都已精疲力竭，但却耽搁不起。歹徒们还没有被绳之以法，他们依然在寻找我，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现在只想冲个热水澡，泡上十个小时，把所有的烦恼都顺着下水道冲走。我已经五周没有享受过人类的衣食待遇了，热水澡无疑会让我的身心大大恢复。能活下来，还能阻挠他们的邪恶阴谋，这也算是给我一点振奋。我被给予了第二次生命，但不能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无论如何，我真的很想让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可事实看上去并没那么容易。
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忍不住在想我出院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或许重新开始是最好的选择，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事情的主次很明显，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他人的安全，我必须要把这些伤害过我的罪犯关进大牢。据他们在仓库里跟我说的，或许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个犯罪团伙在掠夺我的财产时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半点儿阻碍都没有，他们一定因此而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还跟我说，他们可以经营这个绑架和勒索事业，而不会受到惩罚，没人能够阻止他们，甚至没人关心这个，他们认为自己战无不胜。我知道我已经非常走运了，他们下一个目标或许就不会那么好运，因为无疑他们从我这次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太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医院的营养师来病房看我，想知道为何我如此憔悴瘦削。如果她了解了我过去一个月的营养摄入，很有可能还会惊叹于我居然没瘦得只剩骨头。我时不时地会觉得沮丧，因为没有人相信，也没人理解我的遭遇。不过我必须要学会接受现实，不要再期盼有人能懂我经历的艰难与困苦，这是不可能的，言语无法描绘出它们的本来面目。
1994年12月24日，平安夜，医生来到病房跟我说，如果我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就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家过。他给我做了六个小时的手术，拆掉了缝合我腹部的五十四针线脚。我以为所有的折磨都被远远抛在了迈阿密的那个仓库里，但我错了。手术的疼痛和折磨更难以忍受，医生还会不时拉扯接在我阴茎上的管子。我不禁怀疑，这些痛苦和折磨到底有没有个尽头，难道是我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和苦痛签了一份终身会员制的合约吗？我已经十天没有下过床了，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走路。护工来带我去做物理治疗，第一次从床上下来又是一次极度痛苦的经历，我险些摔倒，不过护工扶住了我。我决定那天晚上出院，任何事都休想拦住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我终于能拄着拐杖走上几步，达到了医生的要求，因此他同意放我出院。
出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我被送到医院时基本上是光着的。姐姐倒是能借给我一些适合的衣服，但是没有鞋子。六点钟左右，轮椅被推了进来，载我到楼下等候的车上。
这是几乎六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来到户外，当然不包括我从迈阿密的医院来到纽约这短暂的旅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当医院门一打开，傍晚的凉风拂过我的脸颊，顿时我泪如雨下。我已经奢望了许久，还以为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珍贵的瞬间。那片刻让我顿时醒悟，一个人的自由是多么可贵，我重获了第二次生命又是多么幸运，这是上天给予的恩赐。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人样，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了自由的思想、身体和灵魂。当我坐在车上，惊羡于华灯初上的都市夜景，感觉自己仿佛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在那短暂的车程中，我重新找回了那份坚毅，并跟自己保证，我会继续战斗，直到将罪犯绳之以法。
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姐姐家，让姐夫帮我冲了个澡。那个澡一定冲了有两个小时，洗澡的感觉从没这么好过。洗完澡，我觉得自己又像个人了，同时感叹我们总是把生活中这些最简单的快乐和享受，看作是理所当然。
姐姐尽她所能地照顾我，每十五分钟喂我一次，可是我没什么胃口。她用轮椅把我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因为她说我的肤色蜡黄。最初的几个晚上很糟糕，我睡不踏实。入睡后，总是会梦到我被锁在仓库里，醒来时大汗淋漓，还在使劲拉自己的胳膊，试图挣脱锁链。
两天后，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了，我从不敢奢望还能再见到他们。我们的重聚充满了泪水与感动，孩子们还太小，意识不到都发生了什么。陆陆续续地，我给妻子讲述了在仓库里发生的事情。最让她震惊的，是德尔加多居然也参与了，换做是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我们几乎立刻开始讨论接下来的打算，我不想再待在纽约，恐怕会连累我姐姐和她的家人。这些丧心病狂的变态还在招摇过市，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地毯式搜寻我。我慢慢患上了妄想症，事实上还挺严重的，很多次我都坐在窗边向外张望，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动静，或是有没有在房前停了很久的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