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由无党派知识分子而成为民盟一员，主要是由于受民盟前辈们爱国情怀和人格节操所感召。在几代民盟知识分子心目中，张澜是精神不朽的楷模，是我们一代的民盟后人学习的榜样。我不是什么研究张澜的学者，只不过出于由衷敬仰，接触过一些关于他的历史资料而已。
我从那些资料之中所感知的张澜，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因强烈又深切地爱国，所以强烈又深切地为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奔走呼号。
我个人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热爱国家的人却不是热爱民主的人。那样的人是不可思议的。民主的方式或可有所不同，但民主的原则肯定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澜先生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影响力、感召力和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所有这一类言志之诗，汇总起来，全部用以形容张澜先生，那也是恰如其分的。
民主是现代社会思想。这种现代社会思想与张澜先生身上那种严以律己的个人品格修为，结合得水乳交融，极为完美。这使他在人格方面具有连自己的敌人都不得不钦佩的魅力。由于他在民众间的无人可以取代的高度威望，由于他巨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晚清政府特别不情愿地，完全不得已地任其为川北宣慰使，相当于一方保民官的官职。其实，也是想对其收买，使其成为晚清官僚体制中的一员。而且正是在任川北宣慰使时，获得了人民给予他的“川北圣人”的美誉。因为他尽可能地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从未有过哪怕丝毫谋取私利的为官污点。由于他威望如此巨大，又做过嘉陵道尹；民国时期，任四川省长。他依然清廉如故，使他的敌人们因而不敢对其轻举妄动。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当时南充有军阀名曰石青阳者，不信其清廉，派人暗探其家，但见“环堵萧然，一室空空”。其母其妻其亲人，终日辛苦劳作于几亩薄田之间，庵居素食，过着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清苦日子。探子据实回报，石青阳叹道：“川北圣人，名不虚传，奈何？奈何？”
他在任省长期间，某次进京述职，被一名叫王三春的响马拦于途中，不是要抢他，明知他身上也没有什么可抢的。更不是要杀他，而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要赠他400大洋，以缓其盘缠之拮据。这听起来像戏剧情节，然而却是史料所记的真事。他当然分文不收，对于官逼民反之现象表示了同情与理解，同时教诲王三春，万勿滋扰乡里，为害黎民，王三春诺诺称是……
张澜在任期间，为了济贫助困，慈善民间，以个人名义借了不少钱。在他离任之后，皆成私债。以至于，他的老母亲，不得不将几间破陋家屋和几亩薄田押出，替儿子暂缓债压。又，老母逝前，面嘱其无论如何要将家屋及薄田赎回，她担心后人没了栖处，没了生存之路。张澜是大孝子，只有失声哭泣而已……
或者，正是在他为官期间，更加看透了由封建官僚、割据军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掌控的国家是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人民生活的保障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希望的；再多几个像自己这样的人物，强国富民将仍是泡影—于是，他开始叱咤于时代大舞台，完成了由“川北圣人”到伟大的民主斗士的转折……
他在成为民盟领袖之后，在一次民盟的会议上，曾一身正气地大声疾呼：“我们替人民所争得的自由、民主这一张‘期票’，政府却至今没有兑现。我们有代表人民拿着这一张‘期票’向政府‘彩券债偿’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他的这些话，后来一直成为民盟知识分子的使命信条。所以，民盟人士拒不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一次国大”会议，也都拒绝高职高待遇的利诱，拒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官职。当然，结果是—张澜成为当局的眼中钉，民盟也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蒋介石最终下令解散民盟，并公开扬言否则将以武力对待。身为民盟主席的张澜，为着百千民盟人士的生命安危，不得不在解散书上签了字，但同时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为着中国的民主，此后将以个人名义，与专制的国民党政府斗争到底，对抗到底。
蒋介石之所以从未杀张澜，不是宽忍，实是不敢。他说过这样的话：“得张澜者得四川，失张澜者失四川。”蒋介石输不起四川这一大省。
将张澜在民盟会议上的讲话，与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联系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在张澜那段话说过二十余年以后，马丁·路德·金差不多在演讲中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简直令人怀疑，二十余年后的马丁·路德·金，远在美国，也知中国曾有一位叫张澜的伟大人物，曾将自由与民主比作一张人民有权兑现的“期票”……
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密令特务一定要将张澜劫持往台湾，只不过这一企图没能得逞。
张澜对蒋介石，民盟对国民党政府，并非只讲斗争，并非一味势不两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恰恰是在张澜晓以大义的说服之下，军阀刘湘依从了老师的话，送二十万川军出川抗战。二十万军，那一去浴血疆场，归者甚少……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当然欣喜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谋建国大业，参与起草宪法草案，并被选举为共和国副主席。
按他的级别，每月享有二百元“特别津贴”，张澜至死不受。有关部门照发，他命月月存入银行。死后，由家人一总按其遗嘱退给了国家。同时，他的级别应享有十六七人组成的机要和服务团队。他极为坚决地减少到了不能再少的人数—四人。
他的家人来京前，周恩来亲自为他选住址。一次两次数次，他总不满意—觉得大。最终，勉强搬出了集体楼房，搬入了小小的一套四合院。他的儿女亲人们，没有一个人沾过他的光，入了好学校或找到了好工作。
连毛泽东也对他的清廉之风发自内心地说：“表老，你的德很好。”
在1953年9月的一次全国政协会上，毛主席和梁漱溟因为农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毛主席斥梁“反动透顶”、“一贯反动”。人皆震惊、噤言，接着对梁的批判之声四起。张澜肃然端坐，未置一词。事后与其他民主人士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婉言批评了毛主席的话“殊不确当”。大约，那是建国以后，毛所面对的唯一一次书面批评，尽管遣句娓娓。肝胆相照，又一例也。
今天，在建国六十周年之日即将到来时，我们评说张澜，重要的意义乃在于提醒我们—民主尚未完善，诸方仍需努力。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对于各民主党派是这样；对于全体国人也是这样。
因为，民主乃是一个国家的“成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