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得到国税局记录的权力，但我们用过吗？要利用它去调查汉弗莱和穆斯基的捐款人，这些犹太人，你知道他们都有偷窃行为……你们查了穆斯基的退税没？……休伯特？休伯特可做了很多不规矩的事……泰德？谁知道肯尼迪的账？他们就不应该被调查吗？”
第二周，总统又向霍尔德曼提到了国税局：“鲍勃，请你给我找到那些犹太人的名单，你知道那些给民主党捐钱的大牌犹太人……我们是否能调查这些狗杂种呢？”
“管子工”是尼克松竞选连任总规划的一部分。其策略和1966年的一样：让民主党自相残杀。将约翰·肯尼迪和刺杀吴庭艳牵扯在一起就是为了玷污肯尼迪在反战民主党和天主教徒（吴就是名天主教徒）心目中的名声。埃德蒙·穆斯基也是天主教徒，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是可怕的W·埃佛莱尔·哈里曼，可以动动脑筋将他也牵扯其中。
实际上，应对推翻和刺杀吴庭艳负责的美国官员是位共和党人——尼克松1960年的竞选伙伴，后担任驻南越大使的亨利·凯伯特·洛奇。他和CIA阴谋合作，欺骗肯尼迪总统草率地答应政变，天真的肯尼迪看到吴庭艳惨死时震惊不已。这一真相就是亨特努力将新的“事实”拼凑起来的原因。
9月16日的记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南越即将到来的只有一人的总统选举，以及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大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提到的建议：美国应施加影响，要求真正的民主。
总统的反应很奇怪。事实上，他的顾问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假如这位参议员是在建议美国现在就应该运用其影响力去推翻阮文绍，我会想起我们是如何入侵越南的，那就是通过推翻吴庭艳并阴谋杀害了他；而离开越南的途径，依我看，不是要推翻阮文绍而给自己招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或与日俱增的危险，在我看来，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一场政变接着一场政变，走上共产党掌权的道路。”
这一不合理的推论是有目的的。在华盛顿，他们称之为“说出来”——将一堆不相干的信息拼凑起来以使对手难堪的卑鄙勾当。在这种情况下，可利用的信息就是“合伙谋杀吴庭艳”。它应当是一个让人侧目的暗示，会使得无畏的记者去刨问肯尼迪是否在吴庭艳被杀后命美国人撤出。然后记者就会爆出吴庭艳被杀前两天的电报：“在今天的最高层会议上，勉强有了决议，无论是你还是哈金，都不应代表吴庭艳或吴庭如去介入他们寻求避难的事件。”事实上，这是亨特用剪刀、裱糊和复印机伪造的一份假电报。
但事情并未这样发展：总统的措辞太隐晦了。但这只是战役的一小部分。另一件事是利用尤金·麦卡锡对民主党的憎恨，劝说他以“第四政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总统还想秘密资助一名黑人民主党人参选总统。哈里·登特和特拉华州商人约翰·罗林斯成了此事的排头兵：他们可以“独立”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求杰西·杰克逊出马，接着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张“皱巴巴的一美元”送到杰克逊在芝加哥的办公室，“就好像是人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这样搞个两三次，杰克逊就会以为人们真的希望他当总统……当他开始自我膨胀，就很难拉他下马了。”间接证据显示这两个计划都流产了：一月，麦卡锡宣布，他正在迈阿密滩（1972年民主党大会的会址）的堤道一带为愤怒的代表物色场地，如果这次大选是1968年的翻版，他们会提名麦卡锡为总统，副总统提名人可能是雪莉·奇泽姆。同在一月，科尔森在国家青年干部会议上策划了黑人代表的罢工。
与此同时，电视广播网也在批评。白宫的电信政策室（OTP）精心制作了一份公共广播拨款法案。OTP总顾问安东尼·斯卡利起草了一系列有关公共广播公司如何有可能变成白宫附属的备忘录。“施加白宫影响的最好可能是总统委派人到董事会。”他写道，而摆脱“东北部自由派机构”影响的最佳途径将是牺牲全国性机构来强化本地电台。这种想法当然好，直到尼克松在他的新闻摘要上看到桑德尔·瓦诺克打算共同主持PBS时事刊物。尼克松发布了一道命令：“立即切断对公共广播的所有经费支持。”
由于这一命令传达给职员时遭遇了实施难题，总统办公室的恶意关注变成了广泛的媒体问题。总统问科尔森是否看过伊迪斯·埃福隆的新书《新闻骗子》，埃福隆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出版商华特·安伦伯格——的雇员。科尔森说看过，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新闻骗子》自称是份客观的调查，证明了电视广播网遵循的是备受争议的自由派左翼精英路线，倾向于积极反对白人中产阶级的大多数——80%对20%，埃福隆总结道。为证明其观点，她对1968年总统选举的报道进行了上百小时的录像，使每一句话都为她所用。她的判断相当有个性。以“反正都是我赢”的方式，汉弗莱被反战示威者诘问的镜头被评述成“支持示威者”；CBS曾报道尼克松“警告其职员不要过于自负，但他自己看起来很少忧虑”，对这的评述暗示着尼克松“是个骗子”。
总统总结说，这就是文学。尼克松命科尔森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科尔森从活动资金抽出8000美元，买下了书店的全部股份。成箱的《新闻骗子》堆在亨特的办公室——它已经出现在最畅销书目中。
为何不这样做呢？肯尼迪家族更糟糕。乔·肯尼迪曾将儿子杰克的大学论文稍作修改便发表成书，还计划让他代笔的《勇者侧影》获普利策奖。“他们不择手段，”尼克松对科尔森和霍尔德曼说，“我们也要不择手段，明白了吗？”
如果美国人知道有这档子事他们会作何反应呢？这是后话。《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漫画，两个男子在酒吧里讨论这些罪行：“瞧，尼克松没骗人吧。如果人们真想要精神领袖，他就会给他们精神领袖。”尼克松有点渴望世界和平，他有时会给予公众想要的东西：让他们泄愤。曾一度，以自由派参议员为人祭实践者的打算让低级趣味的读者兴奋不已，在与邪恶作战方面，尼克松的看法与公众不谋而合。
自由派分子通常很难理解人们怎会与尼克松看法一致。196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洛克菲勒的一名家臣遇到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妇女，她戴着印有尼克松头像的圆形徽章。“我想你的代表团应该是在角落那边吧。”他取笑道。
“嗯，”她愉快的说，“但是我喜欢尼克松。”
“你是指你支持尼克松，崇拜并尊敬他。”
“是的，我喜欢迪克·尼克松。”
到1971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承认他们喜欢迪克·尼克松——尽管恐惧和担心带来了“管子工”，但在某种程度上，还就是因为它。他们还因为他的拘谨喜欢他。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好父亲尼克松对坏儿子嬉皮士的关心这一模糊的印象还不够，共和党1970年的失利就昭示了这一点。那年夏天同肯尼迪、穆斯基和汉弗莱竞选，结果票数不理想也表明了这一点。若73%的美国人反对总统对经济的处理，声音悦耳的卡伦·卡朋特的默许又值多少钱呢？一半的人希望他做些他就任后第一周就保证了的但从未做过的事：采纳民主党的建议，冻结工资和物价。而直到1971年8月4日，他才批评实施工资和物价控制：“他们将扼杀美国经济，我认为，它的活力和生产力将是对美国作为一流经济强国的致命破坏。”
但活力不容乐观。铜制品、铁路、船坞和通讯工人因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问题举行罢工。钢铁工业因给工人增加了15%的工资而勉强躲过一劫。整个八月，尼克松都在逼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降低利率；遭拒后，科尔森放出消息说伯恩斯乞求为自己加薪（实际上，是他要求为美联储主席加薪的，目的是让他服从）。由于总统办公室和美联储的公开战，道琼斯指数一周内跌了3%。
下跌发生在7月20日，同一天，尼克松召开共和党国会领导人会议：期待他在中国方面取得的突破会得到赞许，结果他们问他准备如何处理经济问题。8月3日，钢铁工业宣布价格上涨8%。两天后，劳工统计局（BLS）宣布批发物价指数出现自1965年以来的最高月增长率。8月10日，道琼斯指数从春季的950.80点下跌了111点；次日，英国政府来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窗口”，要求用所持的30亿美元兑换成40000吨的金条。
于是，财政部长康纳利告诉总统，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
康纳利1971年2月才就任此职。尼克松之前曾将这位退休了的民主党保守人士召进白宫，任命他进入行政重组咨询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1970年令人痛心的国会选举结果出来后两周向总统递交了报告，这些技术层面的建议几乎让他昏昏欲睡——除了康纳利，他有力地展现了如何进行行政重组才能提高政治根基，尼克松对此很着迷。1970年12月19日是个尤其艰难的日子：尼克松试图让他最初的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一个迟钝的无能者，自动辞职，但失败了。尼克松指责肯尼迪，并将他遭受的政治损失分摊给经济团队的其他人。他们是渐进主义者，满足于对财政金融政策小修小补。“他们不投入，也不战斗。”尼克松向霍尔德曼抱怨道。
那时尼克松才确信他必须连任两届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知道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衰落迫在眉睫，必须在第二届任期里通过教育美国人来适度减轻冲击。这一结论矛盾而且令人震惊：他必须赢得选举，因此他会不择手段地使经济在1972年大选的预备阶段看似繁荣起来，不管采取的手段会有何长远后果。问题要审慎对待，财政上保守的经济顾问，比如说肯尼迪，就拒绝因政治原因而做出财政计划。
197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尼克松和康纳利就行政组织进行讨论，尼克松再次陷入迷恋。次日上午，他问康纳利是否想在政府就职。这名德克萨斯人表示，只有两个职位值得拥有：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两周后，乔治·布什被康纳利的门徒打了，但尼克松对他的嚎叫置之不理，并将财政部的工作给了康纳利。在“空军一号”上，尼克松教霍尔德曼如何说服康纳利接受这一工作：“就说‘我希望并祈祷你不要拒绝我。’……‘你是总统在国内可以商讨内政外交的最好人选。他认为你是民主党内唯一有资格成为下任总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