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斯伯格是基辛格在哈佛最出色的学生，基辛格会让他来纽约市皮埃尔酒店的尼克松临时总部商讨有关越南的政策选择是很自然的。但当时，1968年12月，埃尔斯伯格正埋头于原始文献中，它们显示了最聪明的美国决策者从一开始就知道：南越不可能以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美国需要投入一百多万军队甚至原子弹才能维持；战争不断继续的原因在于国内政策。埃尔斯伯格在皮埃尔提供给基辛格的其中一个选择是单方面完全撤军。但基辛格并未在呈给当选总统的报告中提到。那时那刻埃尔斯伯格才意识到尼克松政府想维持大规模屠杀，以他喜欢的方式结束越南。
埃尔斯伯格在酒店房间里告诫基辛格，告诫他保密的负面影响：“你将很难向任何没有进行忠诚调查的人学习。因为你在听他们说话时会想：‘如果这个人知道我所知道的，他会告诉我什么？……你会变得像个低能者……不能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学习，不管他们多有经验。”别忘了，约翰逊就是前车之鉴。
1969年初五角大楼文件结稿，15个副本中的一个给了埃尔斯伯格，让他藏在保险箱里。1969年9月，他躺在床上，在报纸上看到军队撤销了对一名涉嫌谋杀越南平民的绿色贝雷帽队员的起诉，据白宫新闻秘书而言，“总统既未参与起诉此人的决定，也未参与撤销控诉的决议。”那时埃尔斯伯格可以轻易举出有关越南的谎言，这一次他不堪重负。他打电话给同事安东尼·拉索：“托尼，你能弄到一台复印机吗？”
埃尔斯伯格复印了7000页。
他花了一年时间到处游说，想把文件公开。但参议员富布莱特、麦戈文和古德尔都不愿意。麦戈文告诉他，立法者不可以违背法律，但是第一修正案规定将文件给报社是可以的。《纽约时报》的尼尔·希恩准备好了承担风险，于是1971年6月13日的时报就刊登了“越南档案：五角大楼探查30年来美国越陷越深的线索”。现在，每一个有关越南的谎言都大白于天下了。
到17日，基辛格就知道了滋事者是埃尔斯伯格，于是摧毁他成了白宫的一项任务。尼克松想起了某些事情，他仿佛觉得又到了1948年。“回去读读《六次危机》中有关西斯案件的部分，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是怎么做的，”他说，“这需要每天工作18小时。它需要执着与献身、忠诚及勤奋，这些你们从未见过，鲍勃。我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艰难地工作过，而且我也不可能再那样辛苦地工作，因为我已没能量了。但是这件事真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的理由是，曾经阿尔杰·西斯，另一个出身哈佛的叛徒，就是在他看似最最无辜的时候被拉下台——不仅成就了他在众议院的事业，还让民主党近半代人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他们都互相瞪着眼珠争辩希斯是否有罪。
查克·科尔森告诉霍尔德曼，他现在觉得埃尔斯伯格是“大恶棍，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成是恶魔。我们可以证明为何我们必须要做对付《纽约时报》那样的事”——揭露一个巨大而背信弃义的阴谋，同西斯参与的阴谋那样。白宫里居然有人信了；尼克松命司法部的罗伯特·马迪安负责埃尔斯伯格的联邦起诉问题，他声称五角大楼文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前一天，他们曾见过苏联大使。
“我们让民主党人上了钩，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发表文件。”科尔森说。要想打倒埃尔斯伯格，你还得打倒这些民主党人——也许是打倒反对党。“我还没有想明白可以致民主党于长期内乱状态的微妙方法。”科尔森总结道，“但是我深信，只要有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这还是办得到的。”
这一谈话让尼克松有了不少想法：23日，周一，他建议给某个渗入和平组织内的人提供顶级机密的文件，然后再因为他“到处兜售这些文件”进行抓捕。次日，尼克松又建议，可以让“我们的埃尔斯伯格”挖掘一些二战之前的文件进行公开，从而证明罗斯福已提前知道日本会偷袭珍珠港。“只要我们处理得当，民主党就会灰飞烟灭。”尼克松劲头十足地说。霍尔德曼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他建议从古巴导弹危机或猪湾事件开始：“这些事很可能最快被遗忘。”为了抚慰自己卑贱的内疚感，总统假设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腐败，他马上转移话题：全城的民主党现在“很可能正以最快的速度在烧毁文件或隐藏文件”。
这项工作在进行中遇到了政治挫折。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提出了一项重新制订选择性服役法修正案，它要求一旦河内释放所有战俘，美国就撤出全部军队。参议院以57票对42票通过了曼斯菲尔德的修正案。尼克松邀请他到白宫吃早餐并进行威胁：如果本月底巴黎和平谈判和战略武器谈判瓦解，他将在电视上谴责曼斯菲尔德本人，同时还要大规模轰炸。他还警告众议长卡尔·阿伯特，如果众议院通过类似的决议，他将放弃巴黎谈判，说是国会让他没得选择。
但吓唬并不奏效。考虑到五角大楼文件公开见报，反战勇士是稳操胜算。
尼克松想到一个办法：找证据证明是肯尼迪命人于1963年暗杀了南越总统吴庭艳，CIA在吴遭暗杀前涉嫌推翻南越政府曾是五角大楼文件里最爆炸的消息。霍尔德曼说：“休斯顿敢向上帝起誓布鲁金斯有这样一份档案。”布鲁金斯智囊团是他们想象中的肯尼迪流亡政府。
尼克松站了起来，“现在你是否还记得休斯顿计划？我要让它实施起来。该死的，到那儿去找到那些文档，将它们拿到手。”
尼克松每天都要重复这一命令，沮丧的是没人去执行：“我要布鲁金斯，我希望有人闯进去把东西拿出来，你明不明白？”
霍尔德曼指出微妙的一点：“你必须得找到人去做这件事。”
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狡猾、有犯罪技巧、对共和党总统忠诚，像黑手党那样能守口如瓶且完全不会效忠爱管闲事的CIA或FBI官员的人？
于是这变成了接下来的任务。埃德加·胡佛太神经质，理查德·艾伦，基辛格的手下？（他可能不太靠得住。）帕特·布坎南？（他拒绝了交给他的这一工作，因为他觉得这一计划的收益不能平衡巨大的投入。）休斯顿？（对情报机构而言他太危险了，而且他也没什么公共关系技能“使之成为文件”。）……
科尔森推荐霍华德·亨特，前CIA特工，巴克利家族的朋友：“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写了40本有关间谍活动的书。”
自1970年以来，亨特的名字就因为各种计划而频繁出现在白宫。尼克松担心这位53岁的特工是否有精力每天工作18小时。但他喜欢亨特为CIA处理过猪湾事件：“很久以前他就曾告诉我，”科尔森说，“如果真相为人所知，肯尼迪就会被毁灭。”
尼克松问科尔森和霍尔德曼是否会因为他们这样不择手段而内疚。科尔森说：“当然不会。”霍尔德曼说：“我们有点压抑。”总统发表了一下他的看法：“他们逼我的……我想进去把保险箱给砸了。”
6月30日，最高法院经过复杂的法庭辩论，裁定这些文件可以自由发表。法官布伦南认为能发表使政府难堪的新闻报道正是制定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因。法官布莱克认同这一说法：“每次对报纸实施禁制令都相当于对第一修正案的公然而持续的违反，站不住脚。”为防法庭作出另外裁决，41岁的阿拉斯加州参议员麦克·格拉威尔在头一天晚上就他的建筑和地面小组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离奇的两人夜间听证会。他开始大声读一份4000页的打字稿，这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历史叙述部分，有人匿名提供给他的。
他开始于晚上9：45。“这篇报导很恐怖，”格拉威尔提醒道，“里面充满了欺骗以及对公众利益侵害的纵容。我和你说话这会儿，人们，人类正在被杀戮。手臂被切断，金属刺穿了人类的身体。”接着，他开始哭泣。
这事被口头传开，工作到很晚的助手和记者开始涌向听证室。格拉威尔读了三个小时才歇会儿，他跟记者说他冒着被参议院开除的危险来做此事。听证会到凌晨1：12才结束，他保证明天继续。接着他开始再次啜泣。
格拉威尔保住了参议院的位置并将整个文件带进了国会议事录，使之成了公共财产。国会议员有些特权。
同一天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通过。没人料到会这么快：最高法院去年12月才否决了泰德·肯尼迪和迈克·曼斯菲尔德想通过国会法令来降低投票年龄的主张；《时代周刊》曾预言宪法修正案在1976年前的总统选举中十有八九不会生效。但现在，18岁者刚好就可以为1972年大选投票了。有先见之明的选举分析人塞缪尔·卢贝尔在《看客》杂志中写道：“现在，国家最新的选民将击败尼克松……我的采访本里满是有志从商的年轻人的愤怒之语，他们说‘共和党有利于我的事业’，但发誓‘投票给民主党人以结束战争’。”有人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有选举权就不会走上革命道路。加州前期的报告称，尽管预计年轻人会普遍对投票持冷淡态度，或者模仿其父母，但90%够格选举的高中生还是登记了，大部分选的是民主党。
白宫似乎开始质疑它之前认为18岁的选民伤不到共和党的想法。霍尔德曼却开始担心一些奇怪的事，比如艾米尔·德·安东尼奥所拍的关于尼克松事业的纪录片《米尔豪斯：一部白人的喜剧》。他命约翰·考菲尔德去调查安东尼奥的FBI档案，找些可以泄露的信息，以防他的影片让孩子们远离尼克松。
同时，关于埃尔斯伯格一事，可靠的科尔森有了新想法：向布鲁金斯投燃烧弹，然后让联邦探员乔装成消防人员冲进去，从莱斯利·盖尔布的保险箱里拿到有关吴庭艳的文档。
如果他们知道盖尔布没有保险箱，而且他的门没有锁，杰克·考菲尔德就不会闯进约翰·迪安的办公室，满脸通红，惊慌失措：
“天啦，约翰！你得帮帮我！科尔森那家伙疯了！他想让我向一栋该死的大楼投燃烧弹，可我做不到！”
7月15日周四晚，总统在电视上出现了三分钟：“今晚我申请这个电视时间来宣布我们为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所作努力的一项重大进展”——他将前往中国以寻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没人攻击白宫；甚至来自右翼的反对都很少。感觉像下了场有治疗功用的春雨，似乎突然之间敌人已成为过去。数十年的紧张局势就因为尼克松发表了这一声明而烟消云散。到处充满了爱与和平，就像嬉皮士说的：“我真的相信生活很简单，是某些人将它复杂化了。”
与此同时，白宫开始运作扩展其内部秘密监督能力的长期目标。他们称之为奥德萨、特别调查小组或16号房间计划，因为办公室就在白宫地下室的16号房间，配有CIA所用的那种“消毒”电话和带着三层密码的保险柜。此任务的领导者之一有个颤巍巍的老亲戚，她得知他在从事“泄密”时颇为自豪：“你的祖父，”她说，“是个管子工。”于是他开玩笑地在办公室门口放了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管子工因变成了该团体广为人知的名字。
7月19日他们雇佣了另一名员工戈登·利迪，前FBI探员、助理地方检察官、纽约州达奇斯县失败的国会候选人。作为联邦探员，他曾被扫地出门，因为他是个，用上司的话说，“怪人”而且“超级笨”。作为助理地方检察官，他曾在向陪审团评述案件时朝天花板开枪。他在1968年共和党国会初选中失利，却赢得了保守党支持，他因放弃选举在财政部得到一份工作——1971年又丢掉了，因为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上攻击政府的枪支控制政策。他喜欢将手放在蜡烛火焰上来炫耀他的坚强。他坦言崇拜阿道夫·希特勒，在回忆录中谈到效忠宣誓时他写道，“我喜欢很多人一起行军礼，并且做得很好，在宣誓过程中我的行礼速度和笔直不动的站姿无人能敌。这一习惯已根深蒂固，即便在今天，每当进行宣誓或国歌奏响时，我都必须压抑我挥起右臂的冲动。”
这样一个有如此才能的人被叫去白宫工作。
科尔森原本希望霍华德·亨特领导管子工，但埃利希曼对他另有安排。让他戴上红色假发、CIA声音调配器和“零钱袋”，以爱德华·沃伦的名义去监视泰德·肯尼迪的情妇。同时，亨特还得从剪报、对埃尔斯伯格首任妻子及一位餐馆老板的采访中收集“任何可用的公开或隐蔽的贬损信息”。他还要查阅五角大楼文件，以找到将肯尼迪兄弟和吴庭艳遭暗杀联系起来的途径。
到7月底，亨特和管子工两个项目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每一个新计划都派生出其他计划，但尽量不重复已有的尝试，尤其是因为亨特和利迪关系很好。对埃尔斯伯格的政治迫害遇到了阻碍。亨特从FBI的报告中得知埃尔斯伯格去看过精神病医生路易斯·菲尔丁。也许他们可以像1964年对付巴里·戈德华特那样对付埃尔斯伯格：说他已经疯了。也许他们可以想出这位神秘人物的神秘动机：金钱、名誉、对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忠诚？或者是灵魂深处有着邪恶的黑暗一面？
7月20日，FBI探员访问了菲尔丁医生，但他拒绝交出病人记录。CIA利用公开的可用信息做了份心理评估，但实用性有限。管子工决定进行“黑袋作业”，埃利希曼将这一提议传达给了总统。
扬呈递了行动备忘录，按惯例，上面有“批准/不批准”小方格。埃利希曼在“批准”格中签了“埃（E）”，并写道：“如果在你们有把握的情况下完成，它将无迹可寻。”
亨特找到古巴朋友伯纳德·巴克，他们在猪湾事件中共过事。亨特告诉他，要为“FBI和CIA之上的一个组织”执行一项关系“国家安全”的任务，反抗一名“将情报交给外国使团的叛国贼”。
巴克招募的人员于八月下旬抵达加利福尼亚，闯进贝弗利希尔斯市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为他们的总统效劳。他回来向大卫·扬报告说：“我认为我们的秘密进入很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