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怨他的职员：“该死！他们在华盛顿，当局正对他们洗脑，他们读着《华盛顿邮报》，新闻杂志……国会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强势起来，对着那帮家伙的要害踢！”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这是他们不会做的事。这是我通常做的事。他们不会这样做……有些人倒是做了，像科尔森，可他不在最高层。”
霍尔德曼想谈谈民调的事，可标榜自己是虔诚和平者的总统却想先说其他事。“我不喜欢软弱者，鲍勃，我讨厌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在我身边转。我宁愿身边是一群右翼的法西斯分子，也不愿是他们。我是说真的。对此我很坚决。”
霍尔德曼说，看过那场演讲的人给了总统最高的投票率。那一刻尼克松却想知道伯奇·贝耶在干吗：“他反对投票。”总统的支持率从51%上升到54%。霍尔德曼接着向总统提起一件乐事：《纽约时报》上“尼克松向小男孩致敬”的报道。霍尔德曼说，“这则消息很好……这里有一些引述，是她谈到她丈夫的……‘他信仰他所从事之事，他觉得为了孩子他必须那么做。’……虽然是我们发动的战争，但这就是我能想得到的最好的解决之道……
“一个梦幻般的故事，”霍尔德曼在叹气中结束了谈话。“我告诉你，如果他们打电话给她，她会说，‘我厌倦了这场该死的战争’……”
他们俩彻底解脱了。每个人都厌倦了这场该死的战争。
4月8日，周日，VVAW的约翰·哈里出现在《会见新闻界》节目中。他们的华盛顿庆典将于次日上午举行，纪念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1100名老兵向阿灵顿国家公墓进军，5名阵亡士兵的母亲打头阵；2名老兵举着VVAW的横幅；后面跟着一队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的人。2名母亲和2名老兵到无名烈士墓前献了一个花圈。巨大的铁门当着他们的面被关上了。电视摄影师们围住一个尖叫的母亲。“我儿子死在越南了，”她啜泣道，“那时我没有讲出来。这是我的错。”她指指其余的示威者：“现在他们都是我的儿子。”
他们列队向国会大厦行进。曾在韩国领导过海战陆战排的议员皮特·麦克洛斯基加入了他们。他刚从老挝回来，他在那参观了“杜威峡谷Ⅱ”计划轰炸的难民营。
一辆满载着空军新兵的巴士经过游行队伍。里面的人为他们欢呼，还做出V型手势。
他们经过宪法大厅，那晚总统将在那里发表美国革命女儿的演讲；女士们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经过司法部，律师们正在那里商谈如何阻止老兵在政府地盘上露营。一名年轻官员跑到阳台上，对他们做出V型手势。
在国会大厦，他们呈扇形散开四处游说。鹰派人物直接拒绝了他们。有些反战自由派似乎觉得他们很邪恶。在国会的地下有轨电车站里，一群人将瑟蒙德逼至一隅，试图说服他要有战士的荣誉感。结果他跟他们大讲对国家的责任。
VVAW发言人召开了一次关于当天活动的“五点钟蠢行”简报会——是以国防部下午在西贡所作的滑稽简介会命名的。
科尔森在一间隐蔽办公室告诉总统，他手下一名特工有项“艰巨任务，阻止官员和某些示威者起冲突”。
尼克松：“为何他不让他们起冲突？”
霍尔德曼：“可以让所有建筑工人进来料理他们。”
总统相信那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老兵。他建议让“我们的记者”——记者团里的白宫特工——去怂恿其他记者调查示威者的身份。记者们没有这样做对尼克松而言是件好事：示威者走到哪都带着他们的退伍证书和勋章。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撤销了政府关于不准冬日士兵在外宿营的禁令。他们在林肯纪念堂后席地而卧；很多穿着便服留着平头的年轻人随意地挤在人群中，一起谈论他们的活动应该采取暴力还是非暴力；他们应该把勋章还给国会还是扔在白宫草坪上，抑或是像愤怒的老兵希望的那样，将勋章扔进“装满鲜血的肮脏罐子里”。
第二天，霍尔德曼在旧行政办公大楼高兴地看到电视里有个“来自德克萨斯的正派女士”，她质问老兵的行为，指责他们是福利骗子：“我是名纳税人，我交了很多钱来支持你们这些人。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工作，自行谋生。”
富布赖特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商讨结束战争的六项议案，老兵跑进来观看听证会。令他们沮丧的是，没有一个参议员考虑让他们参加。当晚，参议员菲尔哈特在家里为老兵举行了宴会。约翰·克里在受邀之列。富布赖特对他印象很深，决定让克里第二天与会作证。与此同时，司法部也向首席法官沃伦·伯格呈递了紧急请愿书，要求撤销让老兵露营街头的特许。宴会快结束时，法官伯格做了最快的决定，宣布全力恢复露营禁令，让老兵在周三下午4：30之前撤出政府要地。
周三的报纸对露营者给予了同情。尼克松大发雷霆。周二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吃过午餐后，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那些示威的老兵在电视上看起来很邋遢。”霍尔德曼插嘴说：“这很好。昨晚的《华盛顿明星报》报道了一条很好的消息，他们将女孩子带进他们的睡袋里，而且他们全都在大街上抽大麻喝啤酒。”然而他们注意到，麦戈文说：“我从未像为这个团体一样为美国的其他团体自豪过。”
“如果他们穿着整齐制服、打着领带，还打扮了自己，那他们就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了。”霍尔德曼说。“是啊，就像卡利那样。”尼克松答道。总统决定取消司法部进行集体逮捕的计划。不逮捕他们可能会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很难说他们要如何挺过去，而且这些战斗老兵中有多少人是随时会咬人的暴躁疯子。他们见过1932年的“有赏示威者”，当时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军队残忍地击毙了年迈的一战士兵。这次也许不会这么冷血。也许那些疯子有武器。
齐格勒告诉媒体，总统“没有参与处理这一事情”。事实上他也没干什么。“就让那帮贱种待在那儿，”他下令，“我希望他们就在国会大厦那儿，我但想看看那么几个邋遢者扯住过往的议员，欺骗他们的秘书。”
唯一的问题是，支持老兵的拉姆齐·克拉克要求最高法庭所有成员对伯格的裁定进行投票。结果他们一致支持伯格。于是司法部宣布他们允许示威者整晚待在那里，但不能睡觉。经过热烈讨论，支持露营的人以480对400票赢过反对者：既可以待在那，也可以睡觉。
冬日士兵在四周布下防守，就好像他们身处僻乡野外。霍尔德曼的最后希望是祈雨：“让雨来修理他们。他们的睡袋会渗水，他们的女孩会淋湿。”
开始下毛毛雨。有人觉得那一群披着橡胶雨披浑身湿透的勇士像被装进了运尸袋。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是无情的总统在折磨他们。众议员开始到来，有布鲁克林的雪莉·奇泽姆、曼哈顿的贝拉·艾布札格和参议员肯尼迪。
次日，约翰·克里开始作证，尽管他有倦容，但他很自豪。他讲述了冬日战士的发现——这些事情美国人前所未闻。他还解释了冬日战士这个名字的由来：“1776年托马斯·潘恩提到那些喜欢枝草茂盛的士兵和习惯于风和日丽的爱国者们因为路途艰险而止步于福吉谷。现在我们来到华盛顿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得成为冬日战士。”一点点地，他拆穿了战争是“合理化”的假面具。
这个“肯尼迪式的家伙”（霍尔德曼对他的称呼）并未在他的睡袋里乱搞女人。他正在审判总统：“政府给了我们最大的耻辱。他们试图否认我们以及我们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由于盲目和害怕，他们想否认我们是越南老兵，或否认我们在越南服役过。”
次日，800名老兵庄严肃穆谦恭有礼地在由木头和铁丝做成的栅栏前排队站好，这些栅栏就在国会大厦前，是用来保护议员的。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退役批文，依次走到话筒前。第一个人说他的勋章“代表着耻辱、羞愧和残暴”。他将勋章扔过栅栏，像是祭奠越南人民一样，“他们的心碎了，没有胜利。”有人丢掉勋章以纪念死去的战友；有人哽咽得说不出话；一个人说：“对于今天为国家做出的服务，我比穿着制服的任何时候都还要自豪。”
若嗜血的士兵在华盛顿逗留，他可能会找到机会。那年春天又有两场游行抗议爆发，一场被设计成和平的大规模集会，另一场，“五朔部落”，采取和平集会以外的任何形式。霍尔德曼告知总统，第二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希望暴动”。
4月24日周六的集会进行的还是一些日常事务：做演讲、唱圣歌、喊口号和举横幅。但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这场集会的幕后指挥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训练有素的托派分子大师，专门制造大规模上镜集会以供被他们称为“资产阶级新闻界”的人消遣。“今早，埃文斯和诺瓦克给我们带来了好运，”霍尔德曼告诉总统，大声读出有关“穆斯基和托派分子”的新闻，“缅因州的穆斯基支持周六的反战示威，毫不考虑托派共产党对它的控制，这表明了自由派人士不经意地掩饰他们对极左派的尊重。
“不经意地，呃？”总统答道，“给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每个人发一份……让他们知道这个词是来自埃文斯和诺瓦克这些自由派专栏作家。”
但这篇专栏并不完全带来了好运。埃文斯和诺瓦克继续指出：“若穆斯基为总统，他将继续，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支持西贡政权。”换句话说，他们写的东西就好像穆斯基当总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考虑到当前的投票，还真是这样。因此白宫一直想摧毁他。“有个名为‘五一’的独立组织，跟‘气象员’差不多，”4月12日，霍尔德曼禀告总统，“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使政府停止运行。”
“很好，”总统说，“将穆斯基也扯进去。”
“五朔节部落”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职员不能工作：在桥梁上设路障、坐在繁忙的岔路中央、捣毁车辆——“如果政府不结束战争，我们就结束政府。”霍尔德曼给总统读了一份机密报告：“……摧毁电话系统、让河内的无线电宣布华盛顿处于戒严和叛乱状态、切断首都的所有电源。他们决定接管岩溪公园为示威营地，并表明需要联邦军队。”霍尔德曼建议实施大规模抓捕。
“就该这么做，”尼克松表示同意，“一旦他们再阻塞桥梁，就将他们丢进暗渠里。”
4月26日周一，示威者开始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到周三时有224人被捕；周五，又有224人被捕。5月3日周一的午夜，他们开始转向重点干线。警察将7000人关在肯尼迪纪念球场的停车场里，没有厕所，也没有食物。
周二，示威者包围了司法部，又有2681人被捕。以何种理由起诉他们成了一大问题，司法部让哥伦比亚特区警察伪造表格，由首席检察官助理伦奎斯特提供法律掩护：合理的军事管制。民调显示，75%的人赞成集体大拘捕。同时“五朔节部落”开始煽动反战老兵，但他们只有32%的人支持。“将他们绑在一起”是霍尔德曼的策略。
这很奏效，问题是民调显示，国内2/3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告诉他们越南的实情。
白宫开始很认真地为1972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现在建立新的大多数似乎不太吉利。保守派偶像开始纷纷倒台，他们是白宫所信赖的代理人。
5月8日，报纸刊登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美联社报道：今日欧克莱尔地方检察官劳伦斯·邓宁透露，郡法官托马斯·巴兰德已向漫画家艾尔·凯普发出逮捕令，他被控侵犯欧克莱尔州立大学一名20岁的学生。
邓宁表示，经过调查，将控告凯普鸡奸、企图强奸以及有伤风化暴露罪。
原告已婚，她告诉警方这些所控罪行于4月1日发生在艾尔·凯普的套房，她必须去那里向他报告有关欧克莱尔校园的开明看法。
凯普出来澄清：“这些指控完全不属实。最近一直有人提醒我革命左派将不择手段地阻止我在校园演讲。我家被砸，我也遭受了人身威胁。他们就是为了阻止我，但信任我的人都知道我绝不会妥协。”
美国总统似乎也信任他。但是，若尼克松同性罪犯有联系被揭露出来，恐怕他只会尴尬。于是科尔森派特工前去，想迫使欧克莱尔地方检察官撤诉，但被拒绝了。
在新的《武装部队月刊》里，退休海军陆战队上校罗伯特·海纳尔认为“道德、纪律和作战能力”是“本世纪，甚至是美国历史上，最差劲最糟糕的”。5月24日，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前往印度支那的航班终端和单身军官的住处被骚乱的飞行员烧毁。
总统计划6月1号举行电视记者会，提前炫耀他的外交政策：陷入僵局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打开对华关系取得意料之外的进展，欧洲的苏联军队可能已减少。事实上，这未得到证实。
“总统先生，您将如何处理那些沉溺于海洛因的回国士兵？”
“您如何应对由轰炸构成的不合道德的犯罪行为？”
接着NBC的赫伯·卡普洛问道，撤回对5月3日被捕的2000名示威者的控告是不是表示政府承认这一做法不合适。尼克松答道：“他们的活动不是示威，而是恶意破坏的违法行为，国家不会再纵容。”
后来又冒出来两问题：“总统先生，关于集体大拘捕，我想知道——似乎你已思考过——让政府运行可以重要到暂停宪法权利之类的方法都是合理的。真这么重要吗？”
紧接着：“若真是这样，那法院为何释放那么多以及被捕的人？”
因为，尼克松说，他们的罪行未被证实。
有人接着说：“可是他们被释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未被证实，而是因为逮捕他们本身就不正确。”
总统明显很震惊，他向一个保守的记者求助。于是她问总统，在他结束了美国在越南的纠葛的时候，剩余物资会怎样处理。记者们看到总统轻松了许多。
接下来一周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1972年总统选举的预赛中，尼克松落后穆斯基两点。两天后盖洛普报出61%的美国人认为向越南派遣部队是个错误。尼克松没有再举行在黄金时间播放的电视记者会，尽管他预热了一年多。1972年他只举行了7次记者会，历史新低。大卫·布罗德后来回忆说：“那只是因为记者会已从威尔逊手中成长起来了，七八个总统都得遵守，这不知怎么就成了惯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惯例。事实上，你完全可以说尼克松取消总统记者招待会才是一项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