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28日，尼克松在田纳西大学体育馆拉开了中期选举的序幕。这是他在白宫宴请纽约建筑工人后的第三天。场馆内，志愿者们正在进行橄榄球比赛。牧师比利·葛培理准备在此举行为期十天的布道，并“邀请”总统在青年节当天发表演说。这纯粹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阴谋：尼克松特意如此安排，若学生胆敢嘲弄他，就等于是嘲弄美国牧师。
首先，尼克松的手下人必须让牧师接到某所大学的邀请——一所有名气但不闹事、足够造势但可免除尴尬的学校。于是他们选中了田纳西大学，这里有着浓郁的南部气息，民风淳朴，学生在足球场上都会秉着友爱精神分开来坐。
无巧不成书，刚好在田纳西大学校长邀请尼克松为其175周年校庆作演讲时，葛培理的布道也开始了。
有人对葛培理和校方的政治化倾向提出抗议，要求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对此作出解释。迪克·格雷戈里和小亚当·鲍威尔曾被学校禁言，校方的解释是他们有太强的政治目的。如今，校长就以此为由，解释他为何不能禁止尼克松演讲，因为葛培理向所有人保证“他的访问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校方进一步蒙骗，称葛培理只不过是个承租学校体育馆的客户——尽管校方已签字同意邀请他并拨出“奉献祷告”的宣传经费。对注重程序性细节的自由分子而言，整个事情都是种侮辱——有人说：“这是对学校的强奸”。但政客却视其为一个双赢的局面：让自由分子在道德危机之下去抨击爱国主义和宗教虔诚。这为集会做好了准备——将冲突摆在台面就完成了此任务的一大半。
这一天终于来临。在场的抗议者不足100人，这很好；除非某个异己者出现，不然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们只不过是10万沉默的大多数里的沧海一粟，很多人还穿着白色的晚礼服衬衫，打着领带。
一名学生想将扩音器带进会场。警察洋洋自得地架着他穿过足球场走出体育馆。一名带着十字架胸针的集会者拿到了一本反战小册子。他说，“去你妈的。”抗议者打算静坐抗议的决心也开始瓦解。
尼克松的车队缓缓驶来。基督教运动联谊会在20码线外严密守卫，随后共和党官员和候选人的车队也驶过来，其中包括38岁的威廉·布鲁克三世，他是诺克斯维尔的国会议员，尼克松曾私下聘请他同参议员艾伯特·戈尔竞选。
总统夫妇同葛培理夫妇大步迈进体育馆，近2分钟的热烈喝彩淹没了抗议者的口号。一位黑人牧师前来解围，让与会者为“我们挚爱的总统”祷告。葛培理走上讲坛，他本应无视那些几乎听不见的嘲笑的。然而，他对嘲笑者说：“我是为改变而服务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服从权威……如今，校园内不断发生骚动。就在这里，美国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证实着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抗议者开始高喊：“政治！政治！政治！”一名浸礼会学生一跃而起：“撤出越南！”一名警察想跑过去制服他，结果绊倒了——一名妇女用伞击倒了那名学生。
总统开始发表评论：“若有谁当了四年替补，如今终于可以走上场，出现在尼兰体育馆的足球场上，那是很棒的。尽管我们现在离你们有20码的距离，但在结束前，我们会向你们靠近的。”
示威者们回应道：“把他们赶回去，赶回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由于挤在一起，他们一下子就被发现了：就是那帮既没穿白色晚礼服衬衫又没打领带的家伙。
尼克松中断评论，开始说教：“比利·葛培理邀请我时曾说，这将是一个青春之夜。他说这里将有来自本校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我很高兴今晚似乎有相当多的人跟我站在一边，而不是站在对立面。”
总统谈到所有为他工作的年轻人——“历史上，大部分身居要位的白宫官员都在30岁以下”——因为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他们能待在高级政府部门”。
他说自己对年轻人所支持的体面改革很赞同。
“如果美国没有在上帝指引下取得巨大进展，它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像布道者一样拖长了声音，“如果我们不得不将人民团结起来，如果我们想拥有和平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打算实现自我、超越简单的物质追求，那么他们就必须到那些伟大的精神宝库中去寻找良方，这是使美国变得伟大的法宝。”
“扯淡！扯淡！”异端分子在台下大叫，可声音还是被虔诚的信奉者盖住了。
葛培理在礼拜者到台前来对基督表示效忠时警告：“如果你们是抱着其他目的，那就等于亵渎上帝，这种罪孽不可赦免。”但还是有人无视警告，拿出和平标志物。更多人将食指指向天空——即耶稣，这也是祈求和平的一种方式。
人群潮水般涌向出口，警察站在旁边，逮捕了8名抗议者，理由是他们破坏公众礼拜。当地一家报纸评论说“少数目无法纪的学生实在可憎”，并连续几天在书信版面上刊登了公众对他们的愤慨之情。
这次活动像施了魔法一般成功。《时代周刊》称它是“尼克松所发表的效果最好的演讲之一”。《新闻周刊》称其为“完美的布道结局，使最初看似无可救药的局面起死回生。”接下来的周二是学校考试的第一天，诺克斯维尔警察分队拿着照片和57份搜捕令，到处逮捕抗议者。一名助教接到院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是为了“更新学生档案”需要他提供住址，不久他在家里被捕。这使得本就糟糕的政府公共关系完全破裂。葛培理发表声明：“显然，美国总统有权参加球赛、其他娱乐活动或宗教仪式，而不被公众认为他带有政治意图。”
于是，白宫开始了宣传活动，这是1938年以来在非选举年进行的最积极的一次。
最善攻击的当属副总统阿格钮。为提高国家声望，他前往非洲访问。在马尼拉参加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可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时，阿格钮经历了人生的头一遭：左翼学生对他乘坐的豪华轿车进行袭击，这跟尼克松在南美洲的遭遇一样。接着他激动万分地参加了林肯纪念日的晚宴，这也是尼克松曾做过的事。“自由派媒体一直建议我放低声音，谋求同所有美国人的团结一致，”他说，“但我更希望看到所有不和谐的声音减少，看到诬蔑行为、下流举止、破坏行径及持不同政见者打着自由旗号所从事的暴力活动统统消失，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开心的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不会单方面撤军，这会削减沉默大多数的信心。遵纪守法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需要用强有力的声音来表达对那些破坏自由传统和司法体系的人的不满。
“在我们社会里，有些哗众取宠的小丑和他们新闻界的朋友在制造反政府的聒噪之音，要想对这些非法的煽动性蠢话进行渗透，我们就需要大声疾呼，而不是窃窃私语。”
他想起《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他曾悲伤地提到‘我们的孩子’在芝加哥街道上为康纳德·希尔顿喝倒彩。事实上部分在格兰德公园滋事的孩子是我们在抚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了。这些孩子到底是谁的？他们大部分来自富有而放纵的中上层阶级，其父母将自律抛到脑后。这些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接出主日学校，放弃基督教教育，跑去听什么‘革新派’牧师的‘现代’福音。这些牧师不去抗争邪恶，反而同污染较劲——其中一位就将道德和宗教信仰抛在一边，好像这些与他‘毫不相干’。”
他提起一笔旧账，称康奈尔大学学生挥舞钢管和链条将一名宿舍楼管打昏了。他说：“下次激进学生就会挥舞着他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要求，向学生会扔砖头和石块。”
三天后，阿格钮出现在《生活》的封面上。
又过了三天，肯特大学发生惨案。
刚好阿格钮这天晚上要对美国零售业联合会发表演讲。他不为所动，依然精力充沛，一字不差地读着稿子，抨击自由派精英“都愿意相信轰炸银行的罪犯是英雄，而试图阻止犯罪行为不幸被杀的警察是猪猡”。
肯特惨案发生一周后，《华盛顿明星报》一名专栏作家写道：“副总统阿格钮的缄默会对国家构成威胁，这倒不是因为他辞藻华丽或想法粗俗，而是因为他的好斗性所带来的反应。”马萨诸塞大学400名教师投票表决，邀请阿格钮来校演讲，从而就能控告他跨州煽动暴动。然而直到五月中旬，几周过去了，也没见他在公众场所露面。新闻报道说，总统也开始沉默了。就在总统应葛培理之邀发表演讲的前六天，阿格钮在休斯顿谈道：“最近，你们看到很多关于副总统的煽动性言论及我如何‘沉住气’的公开评论……但没有哪里的批评比本国自由派新闻媒体上的专栏和社论还要尖锐。这些偏执者自诩为我们命运的守护人，他们想越过政府官员必须遵守的选举程序，直接掌控国家。”
这篇演讲之狠毒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于是《纽约时报》完整地刊登了出来。
他痛斥“电视和广播每天都在播报”“缺乏根据而又颇具争议的新闻”，“使国家面临分裂”。他还抨击詹姆斯·莱斯顿，指责他在5月10日的专栏里“将我等同于极端分子杰瑞·鲁宾，还认为很合适……他们还让我平静点儿，别太激动！”休斯顿的共和党人大声叫喊以示赞同。
然而，莱斯顿在5月10日的专栏里既没提到副总统，也没提到杰瑞·鲁宾，阿格钮对莱斯顿的指责纯属不知羞耻的谎言。专栏中，莱斯顿只是谈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反对抗议并在政治体系内行事，这让他很高兴。阿格钮的谎言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政治的面目；如潮的学生为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工作，普林斯顿大学为了让学生能参加竞选活动，决定取消秋季的几周课程。莱斯顿的专栏关注的就是这些事情对选举产生的后果。阿格钮的工作就是代表总统将事态推向两极化的“无政府”边缘。在11月之前，还有更多这种分化工作要做。
民主党反复拿经济说事，以此为自己加分。他们说若尼克松能像肯尼迪总统那样以工资和物价为准则，老百姓会轻松很多。但尼克松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就表明——“我不赞同让工人、管理者和工厂都遵循某种准则，这并不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他很狡猾，为了赢得国会选举，他于6月17日发表电视演讲，承诺经济顾问委员会将发布“通胀警报”——实则是工资物价准则的另一说法。
民主党人很是沮丧，他们没想到尼克松会出这招——尽管很多民主党人相信这是他们的王牌。看来总统的人马是奸诈政客中的佼佼者。击败他们的方式就是将他们同大量涌现的新政治联盟里的理想人物作对比。
6月将对重新批准选举权法案进行投票，3月，南部人迫切希望已被提名的哈洛德·卡斯威尔悄悄搁置阻碍议事的计划。泰德·肯尼迪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导麦克·曼斯菲尔德突然发现了一个将选举年龄降至18岁的契机，这一想法早在40年代就盛行于自由派人士之中。1968年，《时代周刊》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投票，超过百万的大学生参与其中。那年6月，约翰逊总统建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提出年满18周岁即有权投票。
自此再没太大变化。肯尼迪和曼斯菲尔德决定采取行动，对此选举法案提出附加条款，将年满18周岁者的选举权扩展到联邦、州立以及地方选举事务，1971年1月1日生效。由于宪法并未规定选举年龄，评论者认为第十修正案保留着各州的这一权力（有四个州已经降低了选举年龄），以法案形式降低只会遭到法庭打击。他们更喜欢“软着陆”：宪法修正案。
曼斯菲尔德和肯尼迪坚持在俄亥俄州推行这一方案，使得形势越发紧张。
5月10日，曼斯菲尔德发出警告：除非参议院投票支持他提出的附加条款，否则他将阻碍选举权法案通过；参议院越过委员会审讯按其要求做了。6月4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发布了类似法案，并于6月17日以合法大多数通过了众议院这一关。
新政治的梦想就是借助这1100万刚获投票权的18到21岁的年轻人，永久禁止室内吸烟、结束战争、通过所有生态法案并改变世界。新政治理论家非常兴奋。弗里德·杜顿是约翰逊总统的白宫助手、帕特·布朗竞选州长时的组织者以及加州大学的摄政者。自从看到西尔汉暗杀其英雄罗伯特·肯尼迪后，他开始稳步转左。1971年他发表了《改变权力来源》一书，列举了民主党新政治的总统策略，“单在70年代，18到34岁合法选民中新增的人数就将达到一个世纪内老年人选民的1/3。”他引用了年轻的哈佛讲师马丁·佩雷兹的话：“这一时代，道义问题尤为艰巨，冷静地思考是一种比歇斯底里还病态、还不切实际的状态。”杜顿扩大了其政治含义：“近几十年来，美国人普遍追求安全，但这一目标逐渐变成个人满足。为社会法规和秩序而奋斗成为矫饰，年轻人更希望的只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国家目标也逐渐让位于个人私欲。显而易见，这一平衡正转向对进程、变化以及自发性的关注……这就要不断强调当下。”
事情已经发生。“没什么可以改变历史的车辙。”
总统面临艰难抉择。他说他支持年满18周岁即可投票的条款，但它违背了宪法，所以会很难通过。支持新政治的自由派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因为尼克松肯定知道年轻人的选票会使他难以再次当选。但他们都错了，尼克松的确支持这一条款，因为它可以用来分化民主党。
最害怕“18岁投票”的当数支持旧政治的民主党人，他们担心新政治带来的挑战。这一条款的通过将会加剧分裂，因为民主党必须努力团结在1972年总统候选人周围。尼克松在选举权法案上签了字，并发表了一份由他签字的声明，表示他担心年满18即可参与投票的附加条款会被裁定违宪，敦促大法官快点儿结束不可避免的合宪审查，并请求国会起草宪法修正案。
60年代的教训：自由派卷入巨大的政治风波——不论是制定黑人白人混合居住的政策、百姓对评议委员会的抱怨、还是性教育计划——他们断定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社会进步而出现。他们最有可能在当时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手段实施革命。只是反对势力冷不防就会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