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盛顿的群众智慧之战打响时，常常有一些反对言辞的引领。这次是约瑟夫·卡夫，他在民主党大会的一周后发出了存在主义的强烈抗议。他承认芝加哥警方不配得到奖励。但“新闻界和其他媒体的同胞又怎样呢？我们是否只是中立的观察者，只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寻觅真相的人呢？还是说，如同戴利市长和芝加哥警方的控诉，我们有自己的偏见呢？……”
卡夫是报业联盟的专栏记者，一年前他曾赞扬过肯尼迪统一了“黑人权利和反对意见”。现在他总结说：“我们媒体人需要特别努力一下，去理解中层的大多数美国人”——另外，再对尼克松和气点。
卡夫之类的评论家之前没怎么考虑过要成为社会阶层的一员。他们将自己视为大众利益的卫道士，也没想过自己在“托利式转变”之下的身份问题——这个短语是凯文·菲利普斯用来形容“从计划、主意、交流、社会动荡、偶发事件和刺激中赚钱”的自由派人士的，他们眼中的“大众利益”牺牲的是其他美国人对稳定生活的单纯希望。现在评论家开始思考了。电视报引用了一名媒体执行官的话：“反抗的蓝领和白领确实有理由埋怨我们。”“我们忽略了他们的视角，”另一人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指的是美国的大多数白人。
坐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第四十三大道或者哥伦比亚大道上装备豪华的办公室里当执行官，现在成了个让人头痛的差事。之前，这是你的指挥中心，是你指挥国家意识的地方。现在它成了个碉堡，让你探头出去看看那些突然变得敌对和怪异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执行官大部分都是麦卡锡提拔的。他们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惧怕这些沉睡大众的原因，便开始将这一高尚职业套路化、理想化了。正如早期好莱坞的犹太执行官在电影里从不把犹太人当英雄主角，还用金发美女来过度补偿一样，评论界也不再揪着尼克松不放了，转而开始竭力争取被他和他的支持者接受。
刚从海外旅居归来的皮特·哈米尔为引领先声的纽约周刊撰稿，题名《白人中产阶级下层的反叛》，表达了被隔离、被轻视、被噤声的新兴下层阶级的心声：“在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感到困顿，甚至是被无视……白人工薪阶级反抗的实际上是税收、枯燥的工作、职业政客的双重标准和健忘、虚伪以及心目中美国梦的堕落”。尼克松喜欢哈米尔的文章，在白宫中分发传阅。
亨特利—布林克里报道制作人罗伯特·诺斯希尔德在大选之夜开玩笑，说到自己是如何让一个主播宣布汉弗莱获胜消息，逼尼克松认输的。现在他为那天的事感到不安了。尼克松就职演说时，诺斯希尔德吩咐报道中决不能出现抗议者的身影。NBC开会计划新的新闻杂志节目“第一周二”时，有人问到美国的哪三个问题最重大需要报道。“战争、黑人、经济。”有人这么回答，立刻招致反击：“我不想在‘第一周二’里看到黑人。”
如果说自由派媒体此前一直对抗议者过分友好，现在就很难说了。芝大一位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弗拉克斯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早期成员，他在当地电视上为接管政府建筑声辩。一位自称圣路易斯报纸记者的人打进电话，想预约采访。约定当日，弗拉克斯教授将他迎进了办公室。
问方：“美国大学校园怎么了？你要怎么解释？”
这是弗拉克斯记得的最后一幕。他是在医院病床醒来的，颅骨被重击，造成了永久性凹痕。这位“记者”实际上是个左翼义务治安员，以为已经打死了他。没人遭到逮捕。《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曾在去年8月连续一周发表同情反战运动的社论文章，却没有公开抨击这场未遂谋杀。《纽约时报》在第26页给了三小段。在总统入职第100天，伊利诺斯州凯罗城的义务警员枪击了一位民权牧师的教区，州长不得不调动国民警卫军来镇压之后的紧张局面。《时报》把这一消息贬到了第30页，而芝加哥论坛报整整一周都未登载。
芝加哥和凯罗的袭击都未进入总统的关注范围。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赞同尼克松的作为，只有11%不支持。尽管如此，总统依然命令在100天庆典上布置全副武装的公关攻击队：“我们当然要假设那天反对者会追着我们大吼大叫。”
尼克松总统的第一场外交危机发生于4月15日。约翰逊总统为解救被扣留的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船员而举行谈判的四个月后，朝鲜就在离岸48英里处击落了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被迫轰炸了一处机场作为回应。这一举动相当冒险，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都做出了警告。军队尚未就位，即使就位，此类袭击也有可能引发第二场亚洲地面战。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性：他们以为新政府会平息越战战火，而空军的英勇行为会让他们不再妄想。尤其在此之后，基辛格回答了他们关于战争升级之后局面如何演变的问题：“哦，会变成核战。”
刚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首次会面后的基辛格告诉总统，政府不展示武力，就会举步维艰。“他们会觉得你软弱。”
尼克松沉思了。他正处在自己最痛恨的境地：无法控制局面。最终他没对朝鲜做什么；他也不能做什么。公众第一次看到尼克松总统失去了冷静——4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总统先生，现在您已履行了三个月的总统职责，那么东南亚的和平曙光是不是更近了呢？”时，他把南越三次错叫成“南韩”。
“他们这次侥幸逃过了，”他对基辛格讲，“但再没有下次了。”次日，他批准了对柬埔寨下一轮的“行动午饭”级轰炸，赢回了临危不乱的形象和安全顾问的尊敬。
总统尼克松在世界外交中玩起了他的扑克赛。他和基辛格对国际秩序有着全新的视野：国际秩序不是按正邪对立的冷战格局来的；它的隐喻是控制：力量平衡、保持均势、和平结构。他们很早就知道控制不是简单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对控制不了的事情发怒。
大选后，在第五大道皮埃尔酒店的套间里，尼克松与基辛格通了话。基辛格同意外交决策应该绕过国务院的旧体制，以白宫为中心。尼克松的国务卿人选罗杰斯是这个体制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汤姆·杜威的前同事和《华盛顿邮报》的法律顾问。1940年以来，他一直是尼克松的心腹，尼克松在经受缓慢肮脏的选举羞辱时，曾向他讨教如何应对那一体制。或许这正是尼克松选他出来一次次接受羞辱的原因。基辛格很乐意再浇一勺油，他曾散播过罗杰斯的谣言，说他是个“服务高年级的小男生”，在乔治敦的房子养着个热辣年轻的男性情人。
没人想到他们会变成亲密拍档：一边是尼克松，阿尔杰·希斯之后的冷战强硬派；一边是基辛格，前肯尼迪政府官员、洛克菲勒的得力外交助手。但尼克松在远离政府的几年间，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必再对国内观众玩政治游戏，不必再旅行、吸收、反刍，他开始“从长计议”——更多地从欧洲力量均势的现实主义思考，而不是继续做冷战的传道者。这正是基辛格的想法。1967年从亚洲返回后，尼克松参加了7月底在波西米亚丛林的年度休养，共和党的政治掮客们在40英尺的猫头鹰石雕前傻乎乎地做了童子军的那一套仪式，然后听了每日下午非正式的“湖畔演说”。尼克松过后自认为这是他做过最好的演讲。“民主地讲，我们应该与苏联各级领导讨论，减少失误的可能性，发掘能够靠双边协议减少争端的地区。”这很像基辛格在1968年要洛氏说的话——“在与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微妙的三角关系中，考验过彼此的和平意愿后，我们最终能改善相互关系。”
这些话对于尼克松从1964年就一直试图拉拢的右翼共和党人来说，不啻异端邪说。但他以扮演异端者为乐。其中一个模板是戴高乐——心如铁石、无视道德、随心所欲、不守常规的外交棋手，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放松与美国的紧密联系，急于与苏联修好、进入他所说的“缓和期”。在他的影响下，尼克松写了196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断言“美国世界警察的职能将会在未来大受约束”，外交家应鼓励“这一地区的国家共同努力，遏制自身威胁”。
过去的尼克松说过“艾奇逊的学校装满了没胆的共党人”，而现在他想要勃列日涅夫与原来的那个他挥手作别。眼下的最高利益是平衡国家间彼此冲突的利益、保证局势稳定，即使道德上前后不一也无关紧要。他相信自从他选了办公室家具（威尔逊的桌子）之后，他的道德就定了。他还用母亲的虔敬和教友会的“和平为中心”的理念将行为合理化。
基辛格从不同的根源得到了相似的思维结论：他看到的是逐渐壮大的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经受的创痛。他曾向记者描述了1938年自己15岁时随父母逃离的场景：“所有看起来安全稳定的东西都坍塌了，许多被认为稳重冷静的人被突然扔进了无尽的动乱和可怕的不安全感中。”避免不安成了最高利益，这一心理倾向是根据欧洲学术界力量均衡的伟大传统分析得来的。他的论文主题是1815年的维也纳国会，它采用了相互承认的体系，促发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联盟。这正是他此时此刻希望尼克松政府能够达到的成就。
尽管如此，两人的组合依然不大牢靠。基辛格甚至在录音里称尼克松“不适合当总统”。
但他那时和尼克松见过的所有混账一样混。他们欣赏对方的游戏手段，这也是两人思想的又一个交汇点。
洛氏丢失党内提名后，基辛格成了巴黎和平谈判的非正式顾问。此前他在河内有法国熟人，因此在谈判中不可或缺。约翰逊团队绝对信任他；他们不该这么做的。他是尼克松的双重间谍，获取情报，帮助他在大选前阻碍谈判进程。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尼克松的神经质。其实他们的神经质非常相近，基辛格是个愤怒的旁观者、俾斯麦式的铁血党，同时也是正直人社成员。
他从城市学院转到了哈佛，装出一副绅士派头。但1940年的哈佛大学里，犹太人是不会变成绅士的。他很聪明，拿到了教授头衔，但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争取终身职位。他举止得体，品位高雅，交际广泛，学术精深。他不放弃当权人物的微小提携。对同一类人的尊敬和仇恨也将两人维系在了一起。同样，他们都恨肯尼迪家族：基辛格曾因不被赏识而辞去了麦乔治·邦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
他气量狭小，自视甚高。他不想上司管。他火山般的脾气远近闻名，当洛氏的撰稿人乱改他的文章，他勃然大怒：“尼尔森买了毕加索作品之后，不会再雇四个粉刷匠在上面乱涂！”在莎翁戏剧般纠结难分的互相利用、仰慕和憎恨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成就了美国外交事务的改革。
就职游行时，尼克松分发了国家安全决议第2号备忘录。文件遣散了国务院内部控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使基辛格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外交官。这同时制造了一个悖论。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外交事务的独力控制在美国历史上无人能及，他们对会议的保密程度在美国历史上也同样无人匹敌。这保证了控制——但让他们对依然控制不了的事情更加恼怒：从封闭的会议室漏出去的秘密、谈判失误、战场失策以及公关挫折。这使他们更易出现情绪失控。
尼克松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的第二个问题来自合众国际社的布朗特·托马斯：“总统先生，既然您已经是总统了，那么您的越南和平计划是什么？”当然，现在要立刻回答，不能待会再说了。
他的回答简短而曲折，只是在重复桌子上的提案内容。麦戈文议员怀着自己做大学教授时对论理和对话的理念，到白宫找了基辛格，提出建议：既然我们参战已经是灾难性的错误，尼克松就可以说他的前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怀着良好意愿出了兵，但现在这一决定已经证实与国家利益互相抵触。基辛格承认战争是个错误，但美国无法脱身，因为左翼会发狂的：“我们就不能治理国家了。”这样，乔治·麦戈文就成了陆续清醒的美国人中的第一批，尼克松在新罕州承诺“新领导人会在太平洋地区结束战争，赢得和平”，麦戈文震惊地发现，即使这一承诺说明了什么，也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大的变化。
另一个吃惊不小的人是艾尔索普，他同样发现尼克松的就职演说根本不会促成越战撤军。他与罗杰斯见面，发表了和基辛格相反的观点：如果不立刻宣布撤出50000或100000军队并停止轰炸，总统就不可能管理国家，就和约翰逊一样。“就这一点我无可奉告。”罗杰斯紧张道，还补充说尼克松最终打算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但尼克松打不打算做什么不是罗杰斯能私下了解的。
2月21日，基辛格收到了专家就如何结束战争拟定的五套方案。其中一份建议“将技术升级”到原子、生物或化学武器。他们都想到要破坏北越的经济生命线——海防市港口，以“刺激北越在巴黎谈判中更加冒进”。
3月4日的第二次总统新闻发布会提供了明显的撤军暗示。华盛顿会议的议题是通过特赦兵役抵制者而有效地实现国内和谐；白宫内部，将兵役资格由七年改为一年的方案正在讨论中。在发布会上被问到“如果战争再打数月甚至数年，是否能继续约束公众舆论”时，总统回答：“说到数年的话，我相信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他的第一份预算提案将国防开支由45%削减到了37%，比约翰逊少了11亿；作为经济举措的一部分，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将B-52飞机减少10%。据《纽约时报》报道：“公众对战争施加的压力基本已经消失。”
这就是尼克松的前100天。他的竞选公关极其出色，宣称在不谐的分裂时代中，他的当选将带来宽容和缓的喘息期。他有一套流行的举措来打压异己，正急于讨好保守派“美国中层民众”的媒体对他的“责任心”大加赞许。越战已秘密升级。尼克松也已勾勒出了宏大梦想，想要改变世界格局，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
此外，疑心颇重的总统拒绝相信媒体会将他描绘成一个负责的领导人，并进一步接受他。谎言的羊皮纸也已一遍遍擦净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