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冲突成为新美国的主要冲突。6月底，一个坚信黑人权利的名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年轻人用汽油开启了美国种族冲突的篇章。
年初时，在阿拉巴马有一个名叫塞缪尔·杨格的年轻人是南方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跃分子，他在参加投票途中因为想抽烟而将车子停在一个加油站，他问明了加油站工作人员厕所的位置，工作人员告诫他必须用有色人种专用的厕所，这位年轻人说：“难道你不知道权利法案吗？”回答他的是一颗射在他头部的子弹。
此类事件的发生让权利法案的年轻的拥护者们开始怀疑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的正确性。对非暴力运动的抵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有机循环的过程：民权斗争获得进展之后常伴随着侵蚀人心的失望，人们幻想破灭之后总会寄希望于出台更多的法案，这逐步形成了一个螺旋式的冲突状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行政长官詹姆斯·弗曼曾经在1965年的蒙哥马利大会上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坐下来讨论，那么就把我们的腿打断吧。”
很少有人像弗曼出色的挚友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那样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斯托克利在布朗克斯长大，从小就目睹白人如何歧视他特尼达族的父亲，而他父亲又如何在歧视中反而更加坚定了其美国梦。1960年斯托克利在得知伍尔沃斯便餐馆的静坐抗议运动后前往南方。第二年，在自由运动中，他被痛打了一顿，并被投入监狱，而这只是他一生中26次入狱的开始罢了。1964年，当林登·约翰逊在向来只有白人才有席位的密西西比民主大会上获得席位而不是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获得席位之后，斯托克利对普通政策的承诺得以实现。而斯托克利也说：“这证明了那些自由民主主义者与戈德华特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没什么分别。第二年，当他从塞尔玛饭店窗户中看到外面警察正在殴打游行者，就开始不可自制地尖叫，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一直处于精神崩溃之中。
1966年是伴随着塞缪尔·扬格的鲜血而来的。在他的葬礼过后的第二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约翰·路易斯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份文件：“在阿拉巴马塔斯基吉杀害塞缪尔·杨格的凶手和在越南杀害农民的凶手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不管是杨格还是越南农民都在寻找法律的庇护。我们对那些并非自愿参军的人感到同情，也对他们表示支持。因为参军就意味着他们要在自由的名义下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之中，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侵略战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记者们惊讶得连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自阿伯拉罕·林肯以来就没有一位能够很好处理公民权利的总统。都市联盟的惠特尼·杨格和国家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是主要的黑人领袖，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朱利安·邦德是一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拥护者，他在佐治亚立法机构中赢得了该区的82%的选票，当被问到是否支持路易斯的观点时说：“当然，我支持他的观点。”而他的立法机关的同事则因为此事将他定性为叛徒，并禁止他宣誓。
华莱士的胜利好像使塞缪尔·杨格的死亡变得毫无意义。卡迈克尔说：“你不能仿效白人的政治，因为白人的政治是非常腐败的，在这样的政治下黑人不得不把自己看成是被殖民者。现在到了该让他们摆脱殖民走向独立的时候了。”因为嫌约翰·路易斯行事太温和，南方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大会上将他开除了。一位代表说：“我们需要有人能够抓住约翰逊的要害，并让他对我们俯首称臣。”代替刘易斯的正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6月卡迈克尔决定将南部非暴力合作组织从在白宫召开的民权会议中撤出，以抗议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压制。
6月7日，星期二，对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前一个星期天，詹姆斯·梅雷迪思衣着考究，头戴遮阳帽，他拒绝联邦政府的报护坚持从孟菲斯行进到杰克森，他这么做是想让黑人选民相信参加投票是很安全的。他穿过了密西西比州的州界，一个农民用猎枪朝他的藏身处射击，打完了整整两桶子弹。来自美联社不精确的报道称他已经死亡。《纽约时报》第二天早上报道称梅雷迪思后悔没有随身携带武器。
在最初时，快速划分公民权利运动是很有救赎意义的。所有的派别都聚集在梅雷迪思的床边请求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第一天警察将这些聚集过来的领导人推至公路边上，这些领导人手挽着手一起摔倒了。一个来自克利夫兰的销售员脸朝下摔在了泥泞之中。卡迈克尔朝一名官员扑了过去，马丁·路德·金拉住了他。卡迈克尔承诺他也会以非暴力的名义继续前进。
前途变得越来越灰暗。没有人为公民权利立法提供帮助，《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梅雷迪思的牺牲可能会刺激法案的制定。”对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天主教领导会议的捐款越来越少了，因为左派将他们的资金用于反对越南战争。所以突然之间的联合让马丁·路德·金异常兴奋。这种感觉就像当初在塞尔玛一样：非暴力运动正在前进。
然而，斯托克利与他们的做法却是南辕北辙。他希望增加而不是减轻公民运动中的矛盾对立。他坚持要对美国总统采取残忍且强硬的做法。他将温和派排挤在一边，试图接管他们的权力。在6月9日，一个老人因为心脏病而摔下来了，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前进。在晚上，他们没有帐篷可以睡，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前进。密西西比抽调24位官员中的20位维护前进的道路，他们团结地前进着。
直到6月16日，一千名游行者浩浩荡荡地来到格林伍德的黑带镇，这是一个南部非暴力合作委员会曾致力于让身无分文者获得选举权的地方。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进入这个镇就被捕了，但是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他爬上演讲者的讲台，眼睛睁得很大，他说：“这是我第27次被捕，我不会再进监狱了。”
南部非暴力合作委员会中的好战者在人群中测试一个短语的含义。非裔美国人原来称作Negro，委员会的好战者开始相互称呼为Black。这个单词马尔科姆曾经使用过，这个词的朴实无华也携带着好战者的印记。他们告诉人们把他们的运动叫作自由运动是很空洞无聊的，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权利。
因此，这个词组首次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使用，这个词组标志着公民权利运动中的内部斗争。“我们想要黑人的权利”有人在人群中喊：“对极了！”“我们想要黑人的权利！”“的确，我们想要黑人的权利，我们不想为此感到惭愧。我们待在这儿，我们乞求总统，我们乞求联邦政府。乞求，乞求再乞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现在该是时候让我们站起来接管我们自己的权利了。为了消除密西西比的所有肮脏的东西，我们必须烧毁所有的法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到了人群中，在当天一个小组委员会将公民权利法案递交给法院。现在电视荧幕上都是斯托克里·卡迈克尔的形象，他穿着黑色的T恤衫，戴着太阳镜，系着领带将他的拳头挥向空中，在赞美声中像一个军士一样昂首前进。黑人力量这个新词组的首字母都大写了，挥舞在空中的拳头成为黑人权利的代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华特·鲁瑟没能于6月28日如期在杰克森发表演讲，但是查尔斯·西姆却可以演讲。《洛杉矶时报》报道称：“查尔斯·西姆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与公民权利有关的活动而被捕了。”该报还报道称南部非暴力合作委员会亵渎了一面美国国旗。
美国国内民权斗争被距离美国本土9000公里的越南战争所束缚。在越南时间6月29日到6月30日，美国飞机开始在河内和海防两个城市附近的人口密集区投下燃烧弹。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在约翰逊牧场，总统做了充满希望的报告：敌军86%的能源储存已经用完，我们的军队很有杀伤力，也非常高效。
他没有提到的是：北越的石油开采能力未受影响，沿着胡志明小道的人流物流从未减少过。为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去冒险：一个导弹击中了一艘苏联的船只，然后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拖入了战争；也激励着他向他女儿吐露心声：“你爸爸可能会因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被记入史册。”
再来看越南，政府撒谎说越南人正过着华盛顿式的生活方式呢。
这些谎言始于这次战争实体论的前提假设。美国本应该去保卫一个叫作“南部越南”的“国家”，但南越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自从不再和法国人在二战中并肩作战，越南的独立卫士们就立刻起来向法国人宣战。1954年越南人最终在奠边府据点打败了他们的殖民者，这是三百年来欧洲殖民力量在越南的第一次军事损失。尽管这些忠实拥护者控制了越南五分之四的领地，他们还是在日内瓦的和平大会上作出了让步：他们同意统治所控制领地一半面积的区域，以北纬17度为界限。一个为法国效力的政府统治该界限以南的地区。这个特殊的界限本应只持续二十四个月，届时在一次国际监督之下的选举获胜者将统治整个国家。
然而，这次分裂持续了十九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美国使这次统一的选举根本没有举行过。美国情报处知道，领导独立运动的共产党胡志明将会赢得百分之八十的票数。作为普通的国际分界线，北纬十七度被认为是倒退的。“如果北部越南”越界了，他们会犯“侵略罪”。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用第七舰队把大量北越的天主教徒运送至南部越南，使北部越南的人口锐减。事实上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就是法帝国主义的总部，在那里法国人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加冕做傀儡皇帝。在二战期间，宝代皇帝和法国傀儡政府及日本结成联盟，而这个皇帝却本该被南部越南人当作他们独立运动的领袖来崇敬。
他的接替者更糟糕：一个叫作吴庭艳的骗子。在美国政府顾问的援助下，吴庭艳在1952年发起了一场在他和皇帝之间的总统选举，并“赢”得了98.2%的票数。他重新启用断头台作为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者的惩罚。在政治上如果有人反对他，他最喜欢的回应就是“枪毙他！”这就是美国让越南人托付自己生命、财富和神圣荣誉的政府。仅仅因为吴庭艳不是共产党，美国就说他是民主人士。
胡志明对于美国没什么怨言。他喜欢引用独立宣言；在二战中向河内进军时，他的部队称自己为“越南美军”；战后，胡发给杜鲁门总统一封电报，说越南将会是“美国资本和企业的沃土”（杜鲁门从未给他过回复）。而法国在美国金钱资助下重新占领了越南：法军百分之七十八的军费都由美国支付。更有主战派美国人为直接进犯越南而游说；理查德·尼克松在1953年造访之后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说两三颗原子弹就能解决问题。胡志明的支持者于1960年在南越开始了游击战，这似乎打破了冷战僵局。
荒谬被当作绝对的真理：比如阻止人们大批涌出北部越南、追随胡志明的路线就是阻止叛乱；比如通过狂轰滥炸来让北部越南痛苦不堪能够阻止叛乱；比如美国可以最终武装并激励南部越南人来抵抗胡志明。
西贡政府既草率又腐败。南部越南军队就是个玩笑（最高将领是双重间谍）。他们的主要技巧就是激怒当地的农民。其实美国的军队也同样如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目的就在于赢得当地人民的忠诚。这被称作“赢得他们的心和智”，英文缩写“WHAM（嘭！）”再聪明不过了。为了警告越南共产党，军营把敌人的耳朵钉在树上。直升机持枪者多疑地扫射穿“黑袍”的人，因为越南共产党不穿正式的服装而穿这种衣服。问题就来了，越南农民也穿这种黑睡袍。一个保护农民的办法就是用枪威胁他们逃往难民营，他们祖先的脐带就埋在那里。
叛乱有增无减，超过了阻止他们的力量，成了地狱般的机械。
美国的领袖不是没有接到过警告。1951年二战英雄奥马尔·布拉德利最先意识到，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发生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这个睿智的警告被弃之不理。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1960年初开始批判越战，他说：“五年之内我们将会有三十万美国人消失在越南水稻田和热带丛林中，再也找不到了。这是法国人曾经经历过的事实。”肯尼迪总统回复说：“乔治，你简直比地狱还荒谬。”鲍尔其实真的没有估计准确：1966年年终的时候那个数字是三十八万五千三百。
1964年特殊国家情报评估机构预测，南部越南军队根本不会有战斗力。约翰逊在议会最值得信任的朋友，理查德·鲁赛尔提醒他，情报处的这个消息暗含的意思就是，如果轰炸北部的话将会更加奏效。“滚出去，快点滚出去！”鲁赛尔建议道，“我再也忍受不了给我的国家带来灾难了。”
约翰逊没有滚出去。1965年的四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解释了战争的升级：“我们要为我们想要生存的世界去奋战，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国家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六千万美国人在电视上观看了他这段演说。然而根据一个月前防御秘书助理约翰·麦克诺顿整理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发动战争百分之七十的原因在于“避免美国遭受令人耻辱的战败”。他所提到的帮助越南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条原因只占了百分之十。
到燃料仓库爆炸事件发生时，那些发现这个谎言大到无法忍受的人的恐慌达到了极点。在六月三十日，三个士兵——一个波多黎各人，一个黑人和一个意裔美国人——被称为“胡德堡三人组”，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我们作为美国士兵而发言。我们在部队里服役很久了，了解到军中不是只有我们有这种感觉。军中的大多数人要么不懂得发动这场战争的意义，要么反对这场战争……
“没有人再会去使用‘赢’这个词，因为在越南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长官只是在讨论着将要继续的五年或者十年的战争，期间至少有50万的士兵会被投到战争这个绞肉机中……
“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们不再想成为这次不公平、不道德而且不合法的战争的一部分了。我们不想成为任何灭绝人性的战争中的一部分。我们反对这种对美国人生命和资源的犯罪性的浪费。我们拒绝前往越南！”
那是个星期四。星期一是七月四号。在南加州所有人都知道这次假期一定会发生暴动，这次战火打响时他们会把白人区烧个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