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你欣赏这部戏，并且看出了我寓于剧中的深刻含义。归根结底，要把地地道道的事实先写成文学再搬上舞台，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而且你还会承认，整部作品原本都是为搬上舞台而构思的。席勒也很赞赏这出戏，我们曾公演过一回，在修养较高的人们看来那可真是精彩。然而对于普通的观众就并非如此；剧中所描写的罪行总是有点可怕，难免叫人不寒而栗。就其大胆的性质而言，完全可以归入《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一类；而这位法国剧作家呢真的会嫉妒我，我竟抢在他的前头表现了一个如此好的题材。说是好题材，因为它毕竟不只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该事件发生在法国革命前夜，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奠定了基础。王后不幸深深地卷进了冒险勾当，因而失去了尊严，甚至不再值得受到尊重，如此一来在民众的心目中也就失去了不可侵犯的地位。仇恨伤害不了任何人，蔑视却能把人击倒。科泽布长时间受人憎恨，可要使那个大学生敢于对他捅刀子，先还得有某些刊物跳出来把他搞臭才行。”
1831年2月17日，星期四
（年长未必就更聪明；《浮士德》第一、第二部的不同性质）
陪歌德进餐。上午编辑完了他1807年的《卡尔温泉浴场暂住记》，我把稿子带给了他。我们谈到其中一些逐日仓促记录下来的精彩片断。歌德笑着说：
“人总以为老了才会聪明，实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要做的是保持原有的聪明。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固然都有变化，但是却不能讲总是越变越好；在有些事情上，他二十岁时的见解可能和六十岁时完全一样正确。
“诚然，我们对世界的观感在平原上是一个样子，在高山上是另一个样子，在众峰顶上的冰川之巅又是另一个样子。站在一个立足点可能比站在另一个立足点多见点儿世面；可也就如此而已，因此不能说，在这个立足点的看法比在另一个立足点更加正确。所以，如果一个作家在一生的不同阶段都留下了纪念碑似的作品，那主要就因为他有与生俱来的基础和良好愿望，他在每个阶段的所见所感都真实纯粹，并且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心中的所思所想，没有任何别的图谋和曲折隐讳。如此一来，他写的东西只要在产生的那个阶段站得住脚，就会一直站住脚，不管作家本人将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和改变。”
我表示完全赞成歌德的高见。他于是接着说：
“最近我碰巧捡到一页废稿，读了读。嗯，写得不错！我对自己讲：你也不会有另外的想法，要是写也差不多会这个样。可等我再仔细看看这页废稿，才发现它是我自己作品的一个片断。因为我一直赶着往前写，就忘记了曾经写过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出现把自己的东西完全当做别人作品的情况。”
我打听他写《浮士德》的进展。歌德回答说：
“我再也放不下他啦。我每天都在构思。今天我已把第二部的全部成稿拿去装订，以便能看见到底有多大分量。第四幕缺少的部分我暂时用白纸充数；毫无疑问，已完成的部分将吸引和刺激我去做完还需要做的事情。这类直观的东西作用比想象的大得多，必须想方设法给精神以促进。”
歌德叫人把装订好的《浮士德》新稿本拿进来；我一见摆在眼前的原稿足有一个对开本那么多，真为他已写成的数量吃了一惊。
“这就是您在我来魏玛六年写的全部东西。这期间您还经历了许多别的事情，能用于写作的只有很少一点时间。由此可见，只要不断地坚持做点什么，也会积少成多啊。”
“人越老，越坚信这个道理，”歌德接过话头，“可青年人却以为，什么都必须一天完成。如果运气好，我继续感觉身体不错，就希望第四幕在接下来的春季里，能取得很大进展。你知道，这一幕也是我早就构思好了的；只不过在写出来时，余下的部分大有提高，以致原来的构思只能再一般地用用了，现在我必须通过一些新的构思提高这过渡性的半成品，使其达到其余部分同样的水准。”
“可是比起第一部来，”我说，“您在第二部展现的世界，要丰富多彩得多啊。”
“我也这么想，”歌德回答，“第一部是纯主观的；一切全出自一个比较狭隘和热情的个人，他的半蒙昧状态也可能讨人喜欢。可第二部几乎完全没有任何主观的东西；这儿显现的是一个更高、更广、更明朗、更少些激情的世界；谁若是不曾四处求索，经历过风雨人生，谁读它就会一筹莫展。”
“真是得费费脑筋，”我应道，“还时不时地需要有些学问。我很高兴，我曾读过谢林关于卡比里的小册子， 知道您在《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那有名的一段影射的是什么。”
“我老是发现，”歌德笑道，“有些知识总是好的。”
1831年2月18日，星期五
（过度自由不可取；执政者不宜热衷个人爱好）
陪歌德进餐。我们谈起不同的政体，话题转到了过度的自由化将困难重重，因为这会让人人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来，政府最后却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你会发现，自上而下地施以仁政从长远看是行不通的，因为需要治理的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经常甚至是堕落的世界，要使其对政府保有敬畏就不能太善良、太宽容和道德高尚。同时还提到，执政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要求人投入整个的身心；所以，执政者就不宜过分热衷某种个人爱好，例如特别喜欢艺术什么的。须知，这不仅仅会转移国君本身的注意力，还会使整个国家忽视某些原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热衷艺术的更多的应该是民间的富豪。
随后歌德告诉我，索勒翻译他的《植物形变论》进展顺利，他现在修订这本书，特别是有关植物螺旋式生长的部分，意外地得到了许多来自外界的帮助。他说：
“你知道，我们已经翻译一年多，其间碰到了无数的难题，工作常常被迫中断，我因此常常在心里暗自咒骂。可是现在我倒觉得该向所有这些难题表示敬意啦，因为就在我们这么进退两难的时候，外边一些杰出人物的研究已趋成熟，其成果对于我犹如雪中送炭，使我的所有想法大大前进一步，著作也好收尾了；而在一年前，这样的结尾没法想象。我一生中常碰见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由得相信有更高的存在在起作用，有精灵什么的在暗中帮助；然而对此人只能够祈求，却不敢妄加解释。”
1831年2月19日，星期六
（谈执行法规必须严格）
和佛格尔宫廷顾问一起在歌德家用餐。歌德收到一个关于赫郭兰岛的小册子，读得津津有味，向我们转述了其中的要点。
在对这个很特别的地区谈了一阵之后，话题转到了医药方面，佛格尔讲了时下最重大的新闻，就是尽管打了各式各样的防疫针，在艾森纳赫仍突然爆发了麻疹，在短时间里已经要了好些人的命。
“自然老是时不时给人来个恶作剧，”佛格尔说，“即使医学理论是有效的，也得十分当心才成。本以为预防麻疹的疫苗绝对有效，因此定出了种牛痘的法规。可现在艾森纳赫出事了不是？种了牛痘的人照样受到天然病毒的感染，使接种疫苗的效果受到了怀疑，也让有关法规的威信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歌德接过话头，“我还是主张今后别放弃接种疫苗的严格规定；它带给人们的福音数都数不过来，相比之下，艾森纳赫似的小小例外算不了什么。”
“我也是这个意见，”佛格尔说，“我甚至认为，出现这种接种了疫苗仍然感染天然病毒的情况，原因在于接种本身有缺陷。也就是要让接种起到免疫作用，那它就必须达到引起发烧的强度；不发烧只刺激一下皮肤，是不会有用的。因此今天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就建议责成公国所有医务人员加大接种的剂量。”
“我希望您的建议得到了通过，”歌德说，“我一直主张严格执法，特别是眼下这个时代，人们由于软弱和过分自由主义，时时处处都习惯了无限制的退让迁就。”
随后谈到眼下连对罪犯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一些法医证明和鉴定常常帮助罪犯逃脱了应得的惩罚。借此机会，佛格尔表扬了一位年轻大夫，说此人碰见类似问题总是表现出个性，就在最近才顶住法庭方面的质疑，出具了一名杀婴女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
1831年2月20日，星期日
（歌德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排除目的论）
陪歌德进餐。他表示，他检验了我对雪地里蓝色阴影的观察结果，认为它系由蓝天的反射形成这个结论正确无误。他说：
“不过呢两者可能同时起作用，由黄色灯光引起的反应也会增加蓝色的效果。”我完全赞成他这说法，很高兴歌德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恼火的只是，”我说，“我没当场把在am Monte Rosa und Montblanc做的色彩观察详细记录下来。不过主要结果是过了十八至二十个小时以后，在正午最明亮的日光中，雪呈现出了黄色，甚至橙红色，而与此同时，远处群山没有雪的阴暗部分却是极其鲜明的蓝色。这个现象没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原本就可以预言，只要中间夹着的昏暗部分足够多，它就会给反射着日光的白雪增加一点暗黄色调；可这现象却令我特别高兴，因为它有力地驳斥了某些自然研究者的错误观点，也就是他们认为空气具有蓝色的染色特性。要知道如果空气本身是淡蓝色的，那在我与玫瑰峰之间的二十小时间隔，就一定会使雪呈现出单蓝色或者月白色，而不是黄色和橙红色。”
“你的观察很有意义，”歌德说，“完全驳倒了那个错误观点。”
“归根到底，”我说，“关于暗影的理论其实很简单，人极容易错误地以为用不了几小时就能将它传授给另一个人。困难却在于按照这个法则进行实践，并在其有着千差万别和遭到掩饰的表现形式中，不断地认识这一带有原始意义的现象。”
“我想拿它跟玩斯特相比，”歌德说，“玩这种扑克牌的规则和规律也极容易教和学，可要成为此中高手，却得玩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根本别想光凭听听就学会什么；某些事情你不亲身努力实践，就只能一知半解，成为所谓半瓶水。”
接着，歌德给我讲起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书，说不能不称赞它表达的清楚明晰，对它的目的论倾向他也乐意予以原谅。他说：
“人自然会把自己看做造物的目的，把其他所有事物都仅仅看做与自己有关，也即以为它们都是为他服务，为他所用的。人征服了植物界和动物界；由于他把其他造物都当做了食品，便承认造物主为自己的上帝，并赞颂上帝像父亲一般关怀他的仁慈。他从母牛获取牛奶，从蜜蜂获取蜂蜜，从绵羊获取羊毛；由于人给这些东西都附加了一个对他有用的目的，也就相信它们是为此而创造的。是的，他不能想象，哪怕即是最小的小草也不是为他而存在；他即使眼下还未发现它的功用，他仍旧相信将来一定会发现。
“人对整个的大千世界一般这么想，在特定的问题上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因此就免不了把他习惯的观点从生活中移用到科学里，在研究有机体一个个器官的时候，也要问它们的目的和用途。
“这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就算在科学里，他持这种观点也可以有一段时间畅通无阻。但是过不多久他就会碰见一些现象，让他发现用这样狭隘的观点行不通了，他要是没有更高的立足点，就一直会陷入矛盾。
“那些个目的论鼓吹者会说：公牛长角为的是自卫。那我就要问：绵羊为什么没有角呢？就算也有吧，那这角怎么会卷在耳朵旁边，对羊一点用没有呢？
“要我说啊，事情是另一个样子：公牛用角自卫，就因为它有角。
“提出目的这个问题，提出为何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科学。相比之下，倒不如问如何来得更有意义。例如我要是问：公牛是如何长出角的？我于是就会去观察它的生理结构，同时也弄明白，狮子为什么没有角，也不可能有角。
“再如，人的头盖骨有两个为填满的空洞。你问为何不会有多少结果，相反问如何则可能认识到，这两个空洞实乃动物头盖骨的遗存；在那些低等动物身上，这两个空洞还要大一些，即使到了高级的人的身上，它们也仍未完全消失。
“功用论鼓吹者相信，要是不信奉给了牛用于自卫的角的上帝，他们就失去了上帝。可是请相信我，我信奉的上帝如此伟大，他创造的大千世界真叫丰富多彩，竟在创造了千万种植物和千万种动物之后，再创造出包容一切的一种：人类。
“让人们将来信奉这个上帝吧，他给了牲畜饲料，给了人饮食，让他尽情享用；我呢，却信奉这样一位上帝，他赋予了世界如此强的生殖力，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衍化成了生命吧，世界也会挤满芸芸众生，战争也罢，瘟疫也罢，水灾火灾也罢，全都伤不了世界一根毫毛。这，就是我的上帝！”
1831年2月21日，星期一
（赞扬谢林；谈论《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
歌德很赞赏谢林最近那次安抚慕尼黑大学生的演说。他道：
“这个演说真是好极了，我们早就了解和敬重这位杰出天才，现在令人高兴的是再次领略到了他的风采。这一次题目正好合适，题旨光明正大，也难怪会取得圆满成功。要是对他那篇卡比里神论的题目和意旨也能作如是观，那我们同样不得不赞扬他，因为他在此一样展现了自己的演说天赋和口才艺术。”
从谢林的《卡比里神论》谈到《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谈到了这一场跟第一部的《布洛肯峰》那些场有何区别。
“原先的《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带有王权的性质，”歌德说，“魔鬼无处不被尊为至高无上的首脑；《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却是绝对的共和主义，一切地位平等，谁也不比谁更高贵，谁也不用低声下气，不用去侍候别人。”
“还有，”我说，“《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的人物个个轮廓鲜明，在德国的布洛肯山上却只看见一群群同类型的男魔女魔。”
“因此当荷蒙库鲁斯对他提起忒萨利亚的魔女，靡非斯托斐勒斯便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一听忒萨利亚的魔女，一位古希腊罗马文化历史的行家同样会产生不少联想，但对完全没有修养的人却仅仅是个名称而已。”
“古代世界必定鲜活地存在于您的心里，”我说，“不然您怎么能把所有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使用和处置得如此得心应手。”
“要是没有终身从事造型艺术，”歌德说，“那对我也就不可能。困难倒是在于必须有节制，形象太丰富啦，必须舍弃不绝对适合我创作意图的部分。举例说吧，像弥诺陶洛斯和哈尔皮埃以及另外一些怪物形象，我就没有使用是不是。”
“可您安排在那个夜里出现的形象全都相互关联，”我说，“都形成一组一组，因此让人容易同时也乐意去想象和回忆，使其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画家们肯定也不愿放过这么好的创作题材；我呢尤其高兴看见靡非斯托斐勒斯出现在丑陋无比的福耳库阿斯中间，侧面戴着人所共知的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