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看到拙著《红楼三钗之谜》，英中文化协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四家机构邀我去作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我虽不才，但人家确实是出于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兴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车，仅用三个小时，就穿过海底隧道，抵达了伦敦。甫下火车，在驶往下榻处的汽车上，东道主就把他们安排的活动日程表拿给我征求意见，上面除了我的演讲、欢迎酒会等节目外，最突出的就是去斯特拉特福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并在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观看葡萄牙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对象是汉学家和博士生，无需翻译，且可从容讨论。我把自己书里的一个看法强调出来：在中国，莎士比亚及他的主要剧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已进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们的常识范畴，在大学里，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如不知道莎士比亚或说不出至少一个莎剧剧名，也会遭到讥笑。但是反过来，在英国，曹雪芹和《红楼梦》不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识范畴，就是大学里的文科生，只要其专业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不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也是一桩无所谓的事。两种文明里旗鼓相当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却不能获得等量的效应，原因何在？有否纠正这一偏差的可能？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到英国的演讲由于时间的限制怎可能把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伟大充分地阐释？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不应放弃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去向外国人弘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使他们起码要懂得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而且至今仍滋养着中国的新一代文化人，他们即使一时还难以获得阅读译文的快感，难以理解那文本里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也至少应该一听到曹雪芹和《红楼梦》便肃然起敬，犹如许多中国人其实并不能从阅读莎士比亚剧作与十四行诗的译文里获得乐趣，甚至连观看劳伦斯·奥利佛主演的《王子复仇记》那样的电影也觉得枯燥，却绝对还是要把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这样的符码嵌入到自己的常识结构里，丝毫不敢大意一样。奥地利出生的汉学家傅熊认为，中文的《红楼梦》迄今所通行的是一个不好的版本，而英文等西方文字的译本却几乎都以这个糟糕的中文版本为依据，他建议中国的“红学”界应致力于整理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来，加以推广，使之取代现在的通行本。这是很内行的意见，现引用于此，供国内专业“红学”家们参考。
英中协会组织的一场演讲规模大了许多，一百多个座位坐满后，还有二十多位来宾始终站着听讲，令我非常感动。绝大多数金发碧眼的听众不懂中文，需要翻译，我传递信息的时间，等于只有上一场的一半；上一场的听众用不着从ＡＢＣ说起，这一场我可怎么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他们引入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神往？虽经过很充分的准备，开讲时仍惴惴不安。结果却效果很好。这大半也倚赖荷兰出生的汉学家贺麦晓那流畅而生动的翻译。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题翻译起来实在难上加难，一句“春梦随云散”，中、英文的修养都得很高才能随口道出而听众憬然。我在演讲中号召大家都去寻找一本《龙之帝国》，该书著者为英国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ＮＳＴＯＮ，书的英文名字为《ＤＲＡＧＯＮ’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８７４年由ＤＯＵＧＬＡＳ出版社出版，黄色封面上有黄龙图案，大于３２开小于１６开，厚约３厘米，在该书第５３页上，有关于曹雪芹偷听英国人腓立普与其父曹讲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被发现后遭责罚的内容。此书在中国“文革”前至少有两家图书馆收藏过，至少有三位过目者，其中一位还曾抄记过卡片，１９８２年此事曾在中国报刊上揭橥，但后来一直未能再找到该书，一些人对有过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寻找的热情也便消退至冰点。我以为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不可能是伪造的。中国经历过“文革”等劫难，像这样的英文老书幸存的可能性确实接近于零。但英国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说不定在哪个尘封的角落里就还静静地存在着它。这本书里的那段文字，也许还并不能使我们作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受到过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结论，但那至少是一段趣闻佳话，发动找书而且能坐实其事，必能增进一般英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兴趣。这场演讲后来的听众提问和我与听众的讨论也很热烈，而且那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的酒会，其中一个提问是：“《红楼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究竟如何？一些中国作家并不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可是他们说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却是西方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西方文学的中国翻译家的文字，是否比《红楼梦》这样的母语原创文本，对某些中国当代写作者更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问题很尖锐，却很严肃，一时很难梳理出能使自己和别人都首肯的答案来。
今夏的伦敦之行，令我兴奋，且欣喜——尽管我的演讲只是两滴雨水，但能使英国听众多少尝到点曹雪芹与《红楼梦》那浩瀚海洋的滋味，吾愿足矣！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