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渐渐淡忘了汗热病的存在时，它又突然出现了。1507年，国王听到这一消息时非常害怕，来回几次变换住所，以免得上这种疾病。这次疾病滞留时间也不长，到了中秋时分，它又消失了。在这次汗热病中，英国人口死亡很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因此损失了许多教师和学生。据当时史学家记载，此两城中有数千人死亡。著名的政治家托马斯·摩尔曾在信中感叹道：“我相信，血战沙场也比呆在伦敦城内要安全得多。”此病1529年第四次来到英格兰，自五月从伦敦开始，蔓延到丹麦、瑞典、德国、波兰、俄国及荷兰等地。1551年，汗热病再次袭击伦敦，也正是这次疾病促使凯厄斯写下了自己研究汗热病的书。从那以后，许多人也试图用科学方式解释有关汗热病的问题。汗热病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它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定期发生？为什么它频频袭击英国人，而且受害的大多是男人？为什么间歇性地发生？40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斑疹伤寒的爆发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由名叫立克次氏体的微小病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曾经一度大规模传播，并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瘟疫，这就是流行性斑疹伤寒病。伤寒病一般可分为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两种。前者又称虱型斑疹伤寒，由普氏立克次氏体引起，经人虱传播；后者又称蚤型斑疹伤寒或鼠型斑疹伤寒，由莫氏立克次氏体引起，经鼠蚤传播。其典型症状包括：头痛、食欲不振、疲倦、体温急剧上升并迅速转为发烧，同时还会伴随发冷和恶心。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寒会影响患者的血液循环，造成斑点坏疽、肺炎和肾功能衰竭，最终将导致精神错乱、昏迷甚至心力衰竭。
军队是伤寒病频发且影响最大的场所。自古以来，露宿战场的士兵不仅要时刻防备敌人，还必须面对寄生虫和病菌的威胁。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士兵们拥挤在肮脏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停地用手抓身上的虱子。正由于伤寒病经常在军队中爆发，所以它又被称为“露营热”或者“战争伤寒”。
伤寒病是世界瘟疫史中最令人恐怖的梦魇，仅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斑疹伤寒、瘟疫和饥饿就夺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
伤寒对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深远影响，一场斑疹伤寒的爆发有时也会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1489年，西班牙军队围攻摩尔人的大本营格拉纳达，不料，一场斑疹伤寒就在这时爆发了，导致西班牙军队由25000人骤减为8000人。这场斑疹伤寒阻碍了西班牙人收复失地的进程，他们不得不再等了一个世纪，才把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的土地。此后，类似案例屡见不鲜。在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斑疹伤寒严重流行，约300万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每况愈下，军纪松懈，自然顾不上驱除虱子这件事情，而虱子恰恰就是流行性斑疹伤寒的主要传播途径。最后，德军的疏忽导致东线战场上斑疹伤寒的大规模爆发流行，甚至蔓延到俄国境内，此时适逢俄国因革命而动荡不堪，瘟疫迅速传播，夺去了数百万的俄罗斯、波兰和罗马尼亚士兵的生命。
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斑疹伤寒的爆发次数和频率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斑疹伤寒疫苗的使用和DDT灭蚊行动的开展，使得斑疹伤寒在发达国家已经销声匿迹。但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斑疹伤寒仍然没有得到消除，偶尔仍会亮出它的尖牙利爪，威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的健康与生命。
非洲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是一种神秘而格外危险的非洲出血病毒，于1976年在扎伊尔埃博拉河附近一个名叫扬博科的小村庄首次发现，并由此得名。那一年，“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的55个村庄及其邻国苏丹、埃塞俄比亚流行，造成近千人死亡。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惧怕这种病毒，因为除了骨头和肌肉外，“埃博拉”病毒对人体任何其他组织和器官都一视同仁地加以侵蚀，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公平的游戏。首当其冲的是血细胞。在病毒将自身复制到血细胞中后，血细胞便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这些凝块会阻塞血管，切断全身的血液供应；而被感染的器官则开始出现死片。胶原——固定器官的连接组织中的主要蛋白质，受到病毒蛋白质的凶残攻击后，变成浆状物，包括皮肤在内的人体器官表面就会开始出现孔洞，血液则从孔洞倾泻而出。皮肤下面出现血斑，液化的死皮在表面形成水疱。在这一阶段，所有的孔窍都开始渗血，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在身体内部，心脏开始渗血，并渗入周围的空腔。肝脏变得肿大，开裂，开始化脓腐烂；接着是肾脏失灵，里面塞满了死细胞和血块。死亡的、凝结的血细胞比比皆是，连大脑中也不例外，这将妨碍供氧，并最终导致痴呆和癫痫发作。崩溃的血管和肠子不再固定在一起，而是像流水一样涌入体腔。那些漂浮在体液中的组织自身是脱水的，无法执行其功能。这恐怖的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病毒会不断繁殖，毁坏内脏使之完全失去作用，直至死亡，一切才宣告终结。每一滴血液、分泌物和呕吐物都充满了上百万的病毒。
“埃博拉”病毒同艾滋病毒一样，都是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但人在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后，一般还可活上相当长的一段日子；若感染上“埃博拉”，病毒潜伏期刚一结束，患者就会出现高烧、头痛、呕吐等症状，然后备受腹泻和眼睛、耳朵、鼻子出血的折磨，并在几天后痛苦地死去，前后时间不到一星期。
于1976年及1979年两次出现在苏丹南部的“苏丹埃博拉”，死亡率约65%，是致命率较低的一种。但1995年在扎伊尔出现的“扎伊尔埃博拉”的死亡率则高达81%，共死了315人。
公元2000年10月14日这一天，在乌干达古卢地区“拉科尔医院”特护病房内，三名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实习女护士正在病床上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之前她们一直在照顾那些从9月17日起被送到这所医院的“致命发烧”病人，并因此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她们痛苦地呻吟着，一团团污血顺着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肛门往外涌。主治医生急得团团转，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仍然不能将涌出的污血止住。
卫生部的疫情专家早在半个月前就应该到位了，但却迟迟没有音讯。院长卢克维亚多次打电话给卫生部，但官员们却推三阻四，声称：“不就是流感发烧么？值得催我们那么紧吗？”碰上这班官僚主义作风的老爷，心急如焚的卢克维亚再次向卫生部报告说：“古卢地区9月17日流行的绝非普普通通的感冒发烧，而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听说过的致命神秘瘟疫。病人就像在你眼前融化了一样！”卫生部这才同意派出疫情专家。
专家小组姗姗来迟，却正好目击到三名实习女护士死亡时的恐怖情景，其中一名专家震惊得连手中的器械都掉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这位曾经在刚果看过“埃博拉”病人的专家，一路上都在担心古卢区的怪病会不会就是可怕的“埃博拉”。很快，他的猜测不幸被证实：所谓的“致命发烧”病，其实就是令人恐怖到极点的“埃博拉”！
乌干达卫生部长克里普斯随后向乌干达和驻该国的世界媒体证实说，实验室检验的结果证明，这种流行在古卢地区的可怕病症是“埃博拉”病毒稍稍变种之后形成的！然而，这一发现显然太晚了点，瘟疫已在古卢地区全面爆发。在意大利援建的古卢“任务”医院里，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未能挽回10名“埃博拉”病患者的生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痛苦地死去。“任务”医院的医疗能力也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尽管专家们建议医院要给确诊病人设立专门的隔离病房，但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做到，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有8名濒危患者只能被草草安置在病房外一间简易屋的地上，听任其死亡。然而，这间病房的窗户却没有玻璃，房间里的废弃物跟其它病房的废弃物也没有被隔离开。在主病房内，还有18名正处于不同发病阶段的患者，在接受医护人员的照料。一位名叫彼图亚·基博克的护士满心恐惧地对记者说：“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害怕，也非常绝望，我们的精神快崩溃了！”
在疫情最严重的拉科尔地区，“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已呈失控的趋势。该地区完全被恐怖、疲倦和绝望所笼罩！卫生部官员因对此次“埃博拉”病毒爆发反应迟缓而备受全国上下的指责。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辩护了。他们强烈呼吁乌干达全国民众千万不要恐慌，要相信乌干达卫生部有办法和能力控制“埃博拉”蔓延至全国。卫生总局局长弗兰西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已经成立一支“埃博拉”病情控制特遣队，想尽一切办法控制疫情的发展与蔓延。卫生部还向古卢地区派出了多批医疗小组，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教会当地人如何识别“埃博拉”病症，以及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理。与此同时，乌干达政府还向古卢地区派出一个专门的防疫侦察小组，专门负责设立隔离区以及宣传活动。
但拉科尔医院的院长马休·卢克维亚却带着一脸疲惫和恐惧的表情向外国记者透露：“古卢地区的疫情远远比乌干达官方公布的情况严重。前来医院求救的病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亲朋好友中得病的人越来越多。80％前来医院求救的病人都说他们家里已经有人因‘埃博拉’而死！最惊人的是，每收治一位感染“埃博拉”的病人，他们都声称至少已有五到六个亲人已经死去！现在，就连我们医院也难逃恶运，我们的三名女护士就因为在接触病人时不慎感染‘埃博拉’而身亡，剩下的护士们吓得不是辞职不干，就是得穿全副保护服才敢进行抢救！说实在的，我们已经觉得无能为力了。” 结果12月8日，噩耗传来，这位院长因在工作中感染上埃博拉病不幸以身殉职。他被认为是制止埃博拉病蔓延的国家英雄。
乌卫生部12月5日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给因公殉职的医护人员发了唁电，并表示乌政府将尽最大努力遏止埃博拉病的蔓延。但截至12月8日，已有1位医生、12位护士和2位医院其他工作人员染病致死。
非洲睡眠病
非洲大陆有一种奇怪的睡眠病，它是由冈比亚锥虫或罗得西亚锥虫引起的传染疾病，因此又叫“非洲锥虫病”。一般认为这种病是由欧洲人传播的，而乌干达是第一个受害的国家和地区。随后，此病蔓延至非洲其他许多地区，成为一种仅发病于非洲地区的有几个世纪病史的传染性疾病。该病自1900年起，在非洲地区广为流传，直到1907年，人们才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7年的时间里，维多利亚两岸有20万人死于此病，其中乌干达死亡人数最多。
18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湖西、北两岸栖息着一种名为“采采蝇”的飞蝇。这种飞蝇靠吸取各种动物包括人的血液为生，在叮咬人或动物时，它的唾液腺会将细小的锥虫带入动物或人的血液之中，而这种锥虫往往能寄生在人及其他动物的体内，吞食病人肌体。睡眠病的病程有时长达数年。发病初期的主要征兆为头疼、乏力、失眠，并伴有明显的压抑感。继而患者会出现精神衰弱、疼痛、夜间失眠、白天则昏昏欲睡等症状。病情严重者就连吃饭时都会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直至死亡。
但在19世纪以前，这种飞蝇仅存在于非洲西岸的几个小地区，而且因为当时人口流动性小，所以未能大规模传播。直到欧洲冒险家踏上了这片土地，无意识地将“采采蝇”也带了出来。“采采蝇”藏身于欧洲人的船上，随船四处周游，到处吸血并传播锥虫。于是睡眠病很快便在非洲大陆境内蔓延，成为一种难以控制的瘟疫。
1900年，睡眠病终于变成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其死亡人数之多，传播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作为乌干达保护国的英国政府这才如梦方醒，将消灭睡眠病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1902年夏天，英国政府派出的首个调查组来到乌干达。通过调查分析，调查组发现，这种睡眠病的发生与传染带有一定的区域性，疫区往往是在一些沿海村落、岛屿，以及湖畔地区，而病毒从未跨越水面传播。就在这时，调查组成员之一的阿尔多·卡斯泰拉尼博士在病患者的脑脊髓里发现了锥体虫。
1903年，第二批调查组来到乌干达。组长布鲁斯是一个军医，他发现了这种疾病的传播者是“采采蝇”。为进一步调查，他让“采采蝇”与猴子生活在一起，通过观察，他很快查明了睡眠病的致病因及传播方式。这一发现为撤哈拉地区的非洲人送去了福音，但对发病率极高的乌干达来说，似乎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乌干达保护国特使赫斯凯·贝尔多次建议英国当局将人口迁离睡眠病流行区。贝尔认为，将人与“采采蝇”隔离开来之后，睡眠病便失去了传播的对象，疫情便可以得到控制并最终得以消除。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伦敦方面的拒绝，因为殖民地的统治者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的冲突进而引起战争。无奈之下，贝尔擅自做主进行人口迁离工作，为此制定出一系列迁移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得以顺利实施。但贝尔错误地认为，只要将人口迁离疫病流行区，“采采蝇”体内的寄生虫便会逐渐消除，届时就可以将人口再迁回原居住地。可他却没料到，“采采蝇”不仅以人为目标，动物也是这种飞蝇的攻击对象。
人虽然已经被隔离开来，但“采采蝇”体内的寄生虫已在其他动物体内永久性地安营扎寨，并借此传播。因此，睡眠病就此在非洲大陆上长期流行，直至今天，人们仍不能摆脱它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