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赫勒地区特大旱灾
萨赫勒，在阿拉伯语中是“边缘”的意思。地理上泛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包括马里、塞内加尔、乍得以及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和地区的热带草原地区。有近24亿人口，常年遭受撒哈拉沙漠干热风的侵袭，萨赫勒热带草原曰渐沙化，成为世界上干旱的高发地区。20世纪70年代初，萨赫勒地区曾发生过连续五年的大旱，期间有的年份几乎滴雨未下。1982年非洲再次陷入干旱，在这场灾难中，首当其冲的又是萨赫勒地区的国家。
位于马里境内的尼曰尔河套地区是当地重要的粮食产区，每年这里沉积了尼日尔河大量肥沃的淤泥。但在1982年这一年，人们望眼欲穿，终未能看到日夜期盼的大雨。往年特南古地区稻米的播种面积往往在4600公顷以上，而次年这一著名的稻米产区只播种了90公顷。马里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降雨量都比正常年份要少一半。
塞内加尔地区也难免遭受干旱的袭击，高梁和粟的产量比往年整整少了一半。花生是北部和中部的主要农作物，几乎全部枯萎；普经占全国花生产量70％的辛—萨卢娟地区，花生也减产近一半。
在旱灾刚开始的1982年，乍得就缺粮20万吨——对于这个干旱与战乱并起的苦难国度无异于雪上加霜。翌年，随着旱灾日趋严重，乍得缺粮已近30万吨，数以万计的居民在饥饿的深渊中苦苦挣扎。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部，是20世纪80年代非洲萨赫勒地区旱灾的重灾国。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中部隆起、边缘低陷的高原国家，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土为高原，平均海拔为2500—3000米，素有“非洲屋脊”之称。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从东北到西南纵贯全境，把高原劈成两半；北部、东北部和南部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境内绝大部分的河流、湖泊发源于高原，穿行于悬崖峡首之间，形成许多急流瀑布流入邻国，因而又有“东北非水塔”之称。
然而，正是这个素有“非洲屋脊”和“东北非水塔”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在80年代非洲萨赫勒旱灾中，却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其受害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通常年均降水量为1000— 1500毫米，低地和谷地地区为 250—500毫米，而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降雨比正常年份减少60％，有的地方甚至锐减100％。全国102个县中，除7个县未受灾外，其他地区都遭到了旱灾的袭击。全国14个省中，有一半省份被列为重灾区。田地干裂、禾苗枯萎，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84年，埃塞俄比亚粮食减产30％，有300万人沦为灾民。因持续干旱所造成的饥荒和疾病在短短9个月中，夺走了30万人的生命。
不幸的是，旱灾在三年之后再次光临了处于饥荒中的埃塞俄比亚。北部灾情最为惨烈，干涸的湖泊，断水的河流，干裂的田地，枯黄的草木，倒毙的牲畜，悲惨情景随处可见。起初这个地区就河网稀疏，连年缺雨，旱情不断，而且多年来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遭到近于毁灭性的破坏。据统计，1987—1988年埃塞俄比亚最北部的提洛雷和沃洛等省，连续两年降雨量减少了四分之三，造成粮食收成减少了80％，居住在北部各省的400万人生活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除粮荒以外，北部各省还面临着另一个严重问题——水资源短缺。许多地区只能定量供水，缺少饮用水使得通过污染水质传播的传染病蔓延开来。
持续的干旱，使非洲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4年，受灾国当年的粮食产量普遍比前年减产的数字又下降了一半。据统计，安哥拉小麦产量下降了50％，莱索托下降75％以上，博茨瓦纳下降了80％以上，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分别减少30％—40％，而毛里塔尼亚的产量从常年的7万吨左右下降到1万吨左右，畜群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不断的干旱，使非洲粮食产量下降到4600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92公斤。非洲的大旱灾直接造成了人类近代史上的大惨案——非洲大饥荒。
在非洲大陆，一片片干涸龟裂的土地，张着血盆大口，仿佛要吞噬地上的一切生灵；一群群沿路乞讨的饥民，饥饿使他们随时可能跌倒在惨不忍睹的饿尸堆里……饥饿、恐惧、绝望、哀号在这片古老的大地蔓延。
在毛里塔尼亚，在乍得，饥民们四处觅寻小动物，掘地三尺，以带壳的甲虫，甚至令人恶心的蠕虫充饥。
在乌干达，10万灾民陷入饥馑，绝望的卡那毛庄族人饥不择食，以致发生活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在苏丹，饥饿的人们骨瘦如柴，在死亡线的边缘痛苦挣扎；衣衫褴褛的灾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救援食品的到来，拖着沉重的步子的饥民向救济站步履蹒跚地走来。在一群又一群的饥民中，孩子们已经饿得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在一张照片中，一个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中，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他的皮肤没有一丝血色，四肢细长，双臂、腿脚上的所有骨骼关节和脉管神经暴露无遗，与木乃伊几乎无异。
在1983—198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320万吨的粮食援助。除食品外，至1985年，据统计，自国际社会向非洲提供的粮食、大量的药品、衣物、帐篷等生活急需物品已达上千万吨。大量的救灾物品，对缓解非洲的大饥荒起到重要作用。
非洲90年代大饥荒
1991年，人们对80年代非洲的那场大饥荒尚记忆犹新，一场新的大饥荒又以惊人的速度在非洲大陆肆虐开来，大约有100至300万非洲饥民濒临饥饿与死亡的绝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现在非洲至少需要120万吨的粮食扶助方能渡过难关。粮食危机在撤哈拉以南的国家尤令人担忧，其中苏丹、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和索马里处境岌岌可危。
严重的干旱使苏丹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绝产绝收。80年代遭受旱灾重创的埃塞俄比亚，此时处境更加艰难，狭小的难民救济所中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饥民，他们苦苦等待着为数不多的救济粮，更多的饥民则是拖着孱弱的身躯，踏上了寻找粮食的艰难之路。除了受干旱的袭击外，一些地区还同时遭受蝗虫和甲虫的袭击，肆虐的害虫把所剩无几的庄稼吃了个精光。索马里的情况更糟，本来旱灾已经闹得民不聊生，连年不断的内战，使得救灾工作更是无法正常进行。
1992年，非洲大陆仍然烈日炎炎，旱情不减。每年年底本是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的雨季，可是1992年底却是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即使老天爷眷顾人间下了几场雨，仍改变不了粮食绝产的处境，甚至连城镇居民的饮水也成了大问题。旱灾从南到北，受灾人口增加到了1.15亿，其中3000万人濒临饥渴死亡的边缘。
此次旱灾最惨的国家有津巴布韦、南非、莫桑比克、赞比亚等。津巴布韦素来享有“南部非洲粮仓”的美称，80年代非洲大干旱期间，津巴布韦还有能力支援非洲兄弟国家；而到了90年代，持续干旱的不断摧残使津巴布韦也陷于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
1992年，津巴布韦粮食收成总量只等于上年的三分之一，仅玉米一项就需要进口一百五十多万吨。穆加贝总统悲痛地宣布旱灾已成“国灾”，灾情遍布全国各地，累及百业，灾民450万，几乎占了总人口的一半。
1972—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
公元9世纪埃塞俄比亚就闹过饥荒，1540年至1742年，发生过10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于1972-1973年的大饥荒，直接造成20万人死亡。
1971—1972年的雨季相当反常，1972年中的主要雨季雨量过少，1973年春的雨季中几乎是滴雨末落，这给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尤其是沃洛省带来了严重的干旱，对低地地区的影响更具灾难性。沃洛省和东北部的干旱直到1973年雨季才结束，但较南部地区的旱情仍在进一步发展。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农作物生长主要依赖雨季，因而东北部地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很早就露出端倪，其原因很明显，即1972年的主要雨季少雨和1972年12月的农作物减产，这两项共同造成了这次饥荒。
毫无疑问，到1972年末，危机的迹象开始显露出来。1972年12月，来自沃洛省的1000多难民受到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的鼎力相助；此时，这些难民已经到达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1973年初，位于沃洛省一段两侧的东北高速公路出现了大量拦车乞求食物的难民。
1973年3月，一个由1500人组成的农民队伍被警察从其前往亚的斯亚贝巴的途中拦回。1972年11月，农业部在当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严重警告，但官方却固执地认为这场饥荒不会那么早到来。事实上，政府本来可以在早期阶段中减轻饥荒的严重程度。虽然当地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瑞典资助的埃塞俄比亚营养机构在反饥荒行动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国际组织也没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一次严重的饥荒——因此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救援措施。
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沃洛省是这次饥荒受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此外，饥荒还影响到了更北部的提格雷省以及该国的其他地区，如哈勒尔盖省饥荒在1973年达到了最高峰，但灾情于此年末已有明显恢复的迹象。提格雷省和更北面的其他省份的情况基本与此相似。但是，哈勒尔盖省直到1974年饥荒才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实际上发生了2次饥荒，第一次发生在1972-1973年，其中心在东北部，尤其是沃洛省；第二次发生在1973-1974年，主要影响较南边的哈勒尔盖省。1973年的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主要发生在沃洛省。
在1973-1975年这一时期，各省受影响的人口比例分别为：沃洛省41%，提格雷省17%，哈勒尔盖省8%，施瓦省2.6%，格穆戈法省0.8%，其他忽略不计。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建立难民营是当地所采取的唯一援救行动。主要是由地方城市委员会组织，并主要依赖于地方发展委员会官员和公共卫生工作者所做出的无私努力。关于难民营过分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和不重视疾病防治的报告更是令人震惊，但在问题众多、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1973年8月，饥饿危机达到高峰，“6万多人挤在本来只能容纳2万人的难民营中，同时还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两个月之后，当国际援助大规模抵达时，饥饿危机的高峰期已经过去，难民营中的人数已经减少到1.5万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无不在告诉我们，这次饥荒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1876年中国大饥荒
1877年一场特大旱灾降临中国华北大地。此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后果异常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和1878年两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学界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于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干旱的预兆，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发生的迹象，一直持续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1877年（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出现蝗、雹、疫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877年为274个县，1878年达285个县。
这次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要数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的旱灾，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区的水旱灾害和广东、福建的水灾，而南方其他地区和长城以北却获得了较好收成。在这连续三年的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二亿，已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当时清朝人口据估计在四亿左右）。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数量在一千万左右，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二千万以上。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万居民中，死亡五百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中国古代史书中，对较大灾荒总是有“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描绘。“丁戊奇荒”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下，灾情更为严重，灾区一片凄惨景象。
以京师及河北地区为例，两省都因旱情加重而导致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天津以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瞬间残存的庄稼已被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遭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这一年，据史书记载：“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往年的三成。持续不断的灾害，痛苦似乎看不到尽头。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奇灾，古所未见。”
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农户蓄藏一空，愈来愈多的灾民被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延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
随着旱情的蔓延，食物越来越少，“人食人”的惨剧随之发生。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活人吃死人，把老人或孩子活活杀掉吃的……无情旱魔，已经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